9CaKrnJVFhK作者:刘启航opinion.huanqiu.comarticle绿色GDP绩效评估的新探索及其启示/e3pmub6h5/e3prvedcq如何能够在稳步发展经济的同时,又能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有效保护生态环境,既是当前我们面临的最具紧迫性的全球性重大现实问题,也是我国实现绿色发展的核心问题。其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完善、革新以传统GDP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开展以新的绿色GDP(Green Gross Domestic Product)为核心的绩效评估,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发展观、政绩观,建构我国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和着力点。一、开展绿色GDP绩效评估的必要性在现存以“发展”为对象的评价体系中,最引人关注的指标莫过于“GDP”。无论是何种肤色的人,无一不对GDP抱有前所未有的热情。但这并不能掩盖GDP指引社会发展所存在的缺陷。美国经济学家伯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认为,“实际GDP与经济福利并不等价。它最多也只是衡量经济福利的一个重要指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只包括那些通过市场定价并出售的产品和服务。还有很多经济福利做出贡献的的因素没有在市场上定价和出售,因此在GDP计算过程中,这些因素大部分甚至完全被忽略了。”(罗伯特·弗兰克和本·伯南克,《宏观经济学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2-103页。)伯南克所指的这些因素其中就包括了GDP增长中的生态环境等损耗。上世纪30年代,当时的一些经济学家就开始思考经济发展中资源与环境损耗的价值补偿问题,并引入了“潜在帕累托改进(potential pareto improvement)”概念,这为我们从制度上对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环境损耗作出补偿性计算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此后,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等一大批关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在积极探索如何修正传统GDP。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探索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举行的“紧急环境问题研究”讨论会上,一些科学家提出了“从环境中扣除资源和产生废弃物污染环境”的定量测算方法。这一基本思想得到了托宾(James Tobin)和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等经济学家的认同和继承。随后,日本政府提出将“净国民福利(Net National Welfare)”指标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中,其实质就是在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中直接扣除环境污染所致的经济损失。2003年,联合国统计署对其在上世纪90年代发布的SEEA(System of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ounting)、SNA(System of National Economic Acouns)体系进行了新的修订,描述了基于“绿色经济”所核算的“绿色GDP”。该方案大大改进了自然资源的核算与评估方法。 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中的全球性生态环境压力迫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纷纷投入大量资源,结合自己的国情开展绿色GDP的实践探索。2004年,我国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启动了“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绿色GDP)研究”项目,形成了《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等成果,并于2005年在10余个省市开始绿色GDP试点工作。国家统计局等机构还与加拿大、挪威等国家、地区合作,开展森林资源、水资源等核算工作。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绿色GDP核算报告》。因为当时绿色GDP理论准备的不足,以及绿色GDP核算的复杂性,我国绿色GDP理论与实践探索一度陷入低潮。但中国环境规划院等研究机构和挪威、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地区的研究机构一样,不仅没有放弃对绿色GDP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而且在逐步深化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对绿色GDP理论与实践的持续探索,不仅表明深入研究绿色GDP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而且为我们创新绿色GDP绩效评估提供了重要基础。二、绿色GDP绩效评估的新探索从GDP到绿色GDP,在经过中西方学界近百年的探索之后,虽然仍未提出十分完备的绿色GDP核算与评估理论,但却在绿色GDP的科学内涵、核算、评估原理上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基础性共识。所谓绿色GDP,即是从现行的GDP中扣除掉自然资源耗减以及环境污染损失之后的剩余国内生产总值。绿色GDP弥补了原有GDP核算模式忽视资源与环境损耗的不足,是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更为全面的核算与评价。也有学者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绿色GDP就是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Environmentally Adjusted Domestic Product)的一种俗称,其核心是在GDP中扣减掉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这两种生态损耗。EDP与现行GDP的关系可用如下方式表示:EDP=GDP-Usenp即,EDP=国内生产总值—环境资源损耗在这个基础算法中,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这些表述都难以计量,且比较笼统。有学者提出了另一类具有代表意义的绿色GDP算法:GGDP=GDP-(自然的虚拟部分+人文的虚拟部分)其中,自然的虚拟部分包括:环境污染导致环境质量降低造成的损失,自然资源退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匹配不均衡造成的损失,生态系统质量持续性退化和生态系统功能部分或全部丧失所造成的损失,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资源稀缺引发的成本上升;环境、资源、生态的修复成本。人文虚拟部分包括:疾病和公共卫生条件恶化所造成的损失、失业造成的损失、教育水平低下和文盲人口增加所造成的损失、人口数量失控所造成的损失、管理与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等等。这确实是一种比较完善的绿色GDP算法。然而,在实际测算中,这种无所不包的绿色GDP,不仅泛化了绿色GDP的基本内涵,而且过度宽泛的概念边界使得绿色GDP核算几乎不可能完成,最终只能将绿色GDP修正GDP的良好初衷陷于海市蜃楼。到底如何开展绿色GDP绩效评估,用以指导实践?从目前看来,我们既不能好高骛远,苛求暂时无法实现的“大而全”,也不能失去必要的理论依据与已有共识。因此,将绿色GDP表达为,GDP扣减自然资源损耗、环境污染、生态损耗之后的纯发展性GDP净值是最为可行的基本算法。基于这种理解开展绿色GDP核算与绩效评估,既可以最大限度保证绿色GDP算法的相对准确性、完备性,又可以成功避免绿色GDP绩效评估缺乏可操作性的“死穴”,还可以针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高能耗、高污染、忽视生态价值的难点问题作出科学的损失评估,并提出改进方案。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绿色GDP跨学科研究课题组历经两年多时间的持续研究,根据最为严格意义的“绿色GDP”内涵和核算方法,结合我国相关统计学、能源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对自然资源的分类办法,以及我国长期形成的、可供采用的统计学实践数据,构建了基础数据统计与评价指标体系、绿色GDP绩效评估所需的3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52个三级指标构成的统计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了GDP增长中各种损耗的45个分行业统计与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对GDP增长中的各种损耗进行分行业的统计与评价,从而构建出新的“矩阵型”二维指标体系,充分改进了以往绿色GDP算法中资源耗减和生态损耗的指向性,并在此基础上采集到了湖北省17个地区2008年到2014年间,42个不同行业的能源消耗、环境损失、生态损耗等共计41,8710个有效数据。为保证大量数据处理的科学性,课题组专门研发了“绿色发展科研平台”用于处理这些数据,最终形成了《中国绿色GDP绩效评估报告(2016湖北卷)》。三、绿色GDP绩效评估新探索的启示《中国绿色GDP绩效评估报告(2016湖北卷)》全面展现了2014年湖北省17个地区GDP、人均GDP、绿色GDP、人均绿色GDP、绿色发展指数五个基本维度的不同排名情况(如下图所示)。同时,该报告还利用17个分析图和17个数据表客观呈现了湖北省17个地区从2008至2014年间GDP、人均GDP、绿色GDP、人均绿色GDP、绿色发展指数的年度变化情况。该报告是我国探索绿色GDP理论与实践沉寂十多年以来,首个由高校智库公开发布的地方绿色发展绩效评估报告。课题组在报告中指出,湖北省17个地市州2008至2014年间绿色发展呈现出三个值得重点关注的基本特征:第一,经济新常态下的湖北省各地区绿色发展成绩喜忧参半。研究表明,2010、2011年成为湖北省17个地市州GDP、人均GDP、绿色GDP、人均绿色GDP的增速高峰年。自此之后,各地区四个指标的增速均有不同程度的放缓。第二,湖北省各地区绿色发展空间和水平差异明显,呈现三大阵列。武汉、宜昌、襄阳属于排名处于前三的第一阵列。神农架、恩施等地虽然绿色发展指数较高,但其GDP、人均GDP、绿色GDP、人均绿色GDP均十分靠后。像鄂州、黄石为代表的地区,GDP、人均GDP、绿色GDP、人均绿色GDP均处于中上游,但其绿色发展指数却处于低位运行。第三,湖北省各地区初现不同的绿色发展规律和趋势。武汉、宜昌、十堰、鄂州、黄冈、荆门、神农架、咸宁9个地区在2008至2014年间的GDP、人均GDP、绿色GDP、人均绿色GDP四个指标的增速具有相对稳定的一致性。随州、恩施、荆州、孝感、仙桃5个地区绿色GDP增速、人均绿色GDP增速开始超越该地区GDP增速、人均GDP增速。黄石、天门、襄阳地区绿色GDP增速、人均绿色GDP增速均低于该地区GDP、人均GDP增速。课题组认为,绿色发展需要利用大数据智慧,实现科学决策与精准治理。地方各级统计部门的统计口径要进行一些改变,既要统计GDP增长,也要统计资源、能源、废水废气废物排放等数据;各个产能部门申报自己成果的同时,也要申报资源能源和环境消耗情况;要对各地的绿色GDP情况进行排名,实施干部任前、任中甚至离任时的绿色GDP绩效审计,各级政府必须用数据说话,将绿色发展的目标、任务层层压实,步步推进。同时,绿色发展需要各级政府继续解放思想,大胆变革。在正视各地方发展现实的基础上,上一级政府需要大胆放权,允许下一级政府在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审核批准的前提下,积极制定与该地区发展相适应的环境税收政策、为绿色科技创业者提供低息贷款等激励政策,积极创立、引进与当地发展目标相一致的绿色企业、绿色技术,提供绿色就业岗位,创造新的发展机遇。报告指出,绿色发展需要全民动员,构建绿色发展的监督、舆论宣传等全社会落实推进机制。绿色发展是利国利民、关乎人民未来幸福生活的长远之计。政府、市场与社会需要构建具有长效性的良性互动机制,各就其位,各司其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绿色发展的舆论宣传,给老百姓把道理讲清楚,澄清“绿色 = 发展放缓甚至不发展”等误解。各级地方政府也需要积极动员社会环保组织、人民群众的积极力量,在明确事实的前提下,要敢于监管、敢于亮剑、敢于公开信息,带领全社会改变生产、生活方式,自觉走上绿色发展之路。(作者分别为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哲学系博士后、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社会学系博士生)1464230285000责编:千帆光明网146423028500011[]
如何能够在稳步发展经济的同时,又能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有效保护生态环境,既是当前我们面临的最具紧迫性的全球性重大现实问题,也是我国实现绿色发展的核心问题。其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完善、革新以传统GDP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开展以新的绿色GDP(Green Gross Domestic Product)为核心的绩效评估,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发展观、政绩观,建构我国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和着力点。一、开展绿色GDP绩效评估的必要性在现存以“发展”为对象的评价体系中,最引人关注的指标莫过于“GDP”。无论是何种肤色的人,无一不对GDP抱有前所未有的热情。但这并不能掩盖GDP指引社会发展所存在的缺陷。美国经济学家伯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认为,“实际GDP与经济福利并不等价。它最多也只是衡量经济福利的一个重要指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只包括那些通过市场定价并出售的产品和服务。还有很多经济福利做出贡献的的因素没有在市场上定价和出售,因此在GDP计算过程中,这些因素大部分甚至完全被忽略了。”(罗伯特·弗兰克和本·伯南克,《宏观经济学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2-103页。)伯南克所指的这些因素其中就包括了GDP增长中的生态环境等损耗。上世纪30年代,当时的一些经济学家就开始思考经济发展中资源与环境损耗的价值补偿问题,并引入了“潜在帕累托改进(potential pareto improvement)”概念,这为我们从制度上对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环境损耗作出补偿性计算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此后,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等一大批关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在积极探索如何修正传统GDP。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探索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举行的“紧急环境问题研究”讨论会上,一些科学家提出了“从环境中扣除资源和产生废弃物污染环境”的定量测算方法。这一基本思想得到了托宾(James Tobin)和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等经济学家的认同和继承。随后,日本政府提出将“净国民福利(Net National Welfare)”指标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中,其实质就是在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中直接扣除环境污染所致的经济损失。2003年,联合国统计署对其在上世纪90年代发布的SEEA(System of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ounting)、SNA(System of National Economic Acouns)体系进行了新的修订,描述了基于“绿色经济”所核算的“绿色GDP”。该方案大大改进了自然资源的核算与评估方法。 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中的全球性生态环境压力迫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纷纷投入大量资源,结合自己的国情开展绿色GDP的实践探索。2004年,我国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启动了“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绿色GDP)研究”项目,形成了《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等成果,并于2005年在10余个省市开始绿色GDP试点工作。国家统计局等机构还与加拿大、挪威等国家、地区合作,开展森林资源、水资源等核算工作。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绿色GDP核算报告》。因为当时绿色GDP理论准备的不足,以及绿色GDP核算的复杂性,我国绿色GDP理论与实践探索一度陷入低潮。但中国环境规划院等研究机构和挪威、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地区的研究机构一样,不仅没有放弃对绿色GDP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而且在逐步深化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对绿色GDP理论与实践的持续探索,不仅表明深入研究绿色GDP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而且为我们创新绿色GDP绩效评估提供了重要基础。二、绿色GDP绩效评估的新探索从GDP到绿色GDP,在经过中西方学界近百年的探索之后,虽然仍未提出十分完备的绿色GDP核算与评估理论,但却在绿色GDP的科学内涵、核算、评估原理上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基础性共识。所谓绿色GDP,即是从现行的GDP中扣除掉自然资源耗减以及环境污染损失之后的剩余国内生产总值。绿色GDP弥补了原有GDP核算模式忽视资源与环境损耗的不足,是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更为全面的核算与评价。也有学者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绿色GDP就是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Environmentally Adjusted Domestic Product)的一种俗称,其核心是在GDP中扣减掉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这两种生态损耗。EDP与现行GDP的关系可用如下方式表示:EDP=GDP-Usenp即,EDP=国内生产总值—环境资源损耗在这个基础算法中,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这些表述都难以计量,且比较笼统。有学者提出了另一类具有代表意义的绿色GDP算法:GGDP=GDP-(自然的虚拟部分+人文的虚拟部分)其中,自然的虚拟部分包括:环境污染导致环境质量降低造成的损失,自然资源退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匹配不均衡造成的损失,生态系统质量持续性退化和生态系统功能部分或全部丧失所造成的损失,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资源稀缺引发的成本上升;环境、资源、生态的修复成本。人文虚拟部分包括:疾病和公共卫生条件恶化所造成的损失、失业造成的损失、教育水平低下和文盲人口增加所造成的损失、人口数量失控所造成的损失、管理与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等等。这确实是一种比较完善的绿色GDP算法。然而,在实际测算中,这种无所不包的绿色GDP,不仅泛化了绿色GDP的基本内涵,而且过度宽泛的概念边界使得绿色GDP核算几乎不可能完成,最终只能将绿色GDP修正GDP的良好初衷陷于海市蜃楼。到底如何开展绿色GDP绩效评估,用以指导实践?从目前看来,我们既不能好高骛远,苛求暂时无法实现的“大而全”,也不能失去必要的理论依据与已有共识。因此,将绿色GDP表达为,GDP扣减自然资源损耗、环境污染、生态损耗之后的纯发展性GDP净值是最为可行的基本算法。基于这种理解开展绿色GDP核算与绩效评估,既可以最大限度保证绿色GDP算法的相对准确性、完备性,又可以成功避免绿色GDP绩效评估缺乏可操作性的“死穴”,还可以针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高能耗、高污染、忽视生态价值的难点问题作出科学的损失评估,并提出改进方案。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绿色GDP跨学科研究课题组历经两年多时间的持续研究,根据最为严格意义的“绿色GDP”内涵和核算方法,结合我国相关统计学、能源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对自然资源的分类办法,以及我国长期形成的、可供采用的统计学实践数据,构建了基础数据统计与评价指标体系、绿色GDP绩效评估所需的3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52个三级指标构成的统计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了GDP增长中各种损耗的45个分行业统计与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对GDP增长中的各种损耗进行分行业的统计与评价,从而构建出新的“矩阵型”二维指标体系,充分改进了以往绿色GDP算法中资源耗减和生态损耗的指向性,并在此基础上采集到了湖北省17个地区2008年到2014年间,42个不同行业的能源消耗、环境损失、生态损耗等共计41,8710个有效数据。为保证大量数据处理的科学性,课题组专门研发了“绿色发展科研平台”用于处理这些数据,最终形成了《中国绿色GDP绩效评估报告(2016湖北卷)》。三、绿色GDP绩效评估新探索的启示《中国绿色GDP绩效评估报告(2016湖北卷)》全面展现了2014年湖北省17个地区GDP、人均GDP、绿色GDP、人均绿色GDP、绿色发展指数五个基本维度的不同排名情况(如下图所示)。同时,该报告还利用17个分析图和17个数据表客观呈现了湖北省17个地区从2008至2014年间GDP、人均GDP、绿色GDP、人均绿色GDP、绿色发展指数的年度变化情况。该报告是我国探索绿色GDP理论与实践沉寂十多年以来,首个由高校智库公开发布的地方绿色发展绩效评估报告。课题组在报告中指出,湖北省17个地市州2008至2014年间绿色发展呈现出三个值得重点关注的基本特征:第一,经济新常态下的湖北省各地区绿色发展成绩喜忧参半。研究表明,2010、2011年成为湖北省17个地市州GDP、人均GDP、绿色GDP、人均绿色GDP的增速高峰年。自此之后,各地区四个指标的增速均有不同程度的放缓。第二,湖北省各地区绿色发展空间和水平差异明显,呈现三大阵列。武汉、宜昌、襄阳属于排名处于前三的第一阵列。神农架、恩施等地虽然绿色发展指数较高,但其GDP、人均GDP、绿色GDP、人均绿色GDP均十分靠后。像鄂州、黄石为代表的地区,GDP、人均GDP、绿色GDP、人均绿色GDP均处于中上游,但其绿色发展指数却处于低位运行。第三,湖北省各地区初现不同的绿色发展规律和趋势。武汉、宜昌、十堰、鄂州、黄冈、荆门、神农架、咸宁9个地区在2008至2014年间的GDP、人均GDP、绿色GDP、人均绿色GDP四个指标的增速具有相对稳定的一致性。随州、恩施、荆州、孝感、仙桃5个地区绿色GDP增速、人均绿色GDP增速开始超越该地区GDP增速、人均GDP增速。黄石、天门、襄阳地区绿色GDP增速、人均绿色GDP增速均低于该地区GDP、人均GDP增速。课题组认为,绿色发展需要利用大数据智慧,实现科学决策与精准治理。地方各级统计部门的统计口径要进行一些改变,既要统计GDP增长,也要统计资源、能源、废水废气废物排放等数据;各个产能部门申报自己成果的同时,也要申报资源能源和环境消耗情况;要对各地的绿色GDP情况进行排名,实施干部任前、任中甚至离任时的绿色GDP绩效审计,各级政府必须用数据说话,将绿色发展的目标、任务层层压实,步步推进。同时,绿色发展需要各级政府继续解放思想,大胆变革。在正视各地方发展现实的基础上,上一级政府需要大胆放权,允许下一级政府在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审核批准的前提下,积极制定与该地区发展相适应的环境税收政策、为绿色科技创业者提供低息贷款等激励政策,积极创立、引进与当地发展目标相一致的绿色企业、绿色技术,提供绿色就业岗位,创造新的发展机遇。报告指出,绿色发展需要全民动员,构建绿色发展的监督、舆论宣传等全社会落实推进机制。绿色发展是利国利民、关乎人民未来幸福生活的长远之计。政府、市场与社会需要构建具有长效性的良性互动机制,各就其位,各司其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绿色发展的舆论宣传,给老百姓把道理讲清楚,澄清“绿色 = 发展放缓甚至不发展”等误解。各级地方政府也需要积极动员社会环保组织、人民群众的积极力量,在明确事实的前提下,要敢于监管、敢于亮剑、敢于公开信息,带领全社会改变生产、生活方式,自觉走上绿色发展之路。(作者分别为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哲学系博士后、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社会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