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急着为邓玉娇立“烈女碑”
邓玉娇案引起广泛关注。汉大赋是来自江苏的一位退休公务员，在看到警方的两次公告后，“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5月19日，他从徐州到宜昌，坐了四五个小时的汽车来到野三关镇，在那里他碰到了来自浙江、湖北等地的另外4名网友代表。他们请求在野三关邓玉娇小时候居住的地方立一个“烈女碑”。（5月24日《重庆晚报》）
自邓玉娇案之始，舆论就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几乎一边倒的认为邓玉娇在调查中可能会受到不公。舆论的这种担忧是有根据的，除了人们固有的同情弱者的天性，对强权者骄奢淫逸的憎恶已达到切齿的地步。客观上，舆论的质疑对案件的调查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可是，舆论并没有止步于口诛笔伐，有网友想通过立“烈女碑”，来表达对邓玉娇的赞许或支持。这种极具封建色彩的标志被网友摊在公众的视野，惊讶之余，不免有太多的沉思。
邓贵大殒命已有半月之久，关于本案的调查结果不断翻新。公众对此的关注热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甚。不得不承认，公众在这次舆论共振中找到了一个发泄口。贴切的说这早已不是单纯的一个命案了。公众只在乎，是一个官员强迫一个贫苦弱女子提供特殊服务。公众对此案件的评论主要分两部分，一是对邓贵大的讨伐，另一个是对当地办案机关的公信力和办案能力的质疑。俨然，邓玉娇只凭借了一个身份和公众长期形成的思维模式抢占了舆论制高点。
舆论从媒体蔓延到实际行动，公众的这种对事实的焦虑，对真相的渴求激发出一种强大的动力。立“烈女碑”也体现出公众对“贞节”的捍卫。网友们把具有浓厚封建礼教色彩的“烈女碑”当作对邓玉娇的“褒奖”，其背后流露出的是一种社会伦理生态。“烈女碑”也好，“贞节牌坊”也好，这一个个沾着无数封建血泪与哀怨的封建枷锁却成了肯定他人的“礼物”，是幸耶还是悲耶？
显然，社会经济在飞速前进，而社会的文明与理性却与之出现脱节。那些数千年残害人性的封建枷锁还没有从国人的潜意识里清空。邓贵大刺激的不仅是公众对弱者同情对恶官憎恶的那颗神经，更重要的是刺痛了残留在公众潜意识里根深蒂固的“贞洁观”。由此得之，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需要有新的道德规范和伦理观与之相适应。前提是我们首先破除残留在心里的落后的甚至丑陋的封建伦理观。把被人唾弃的封建礼教枷锁拿来奖励现代人，本身就格外扎眼。
不可忽略的是，邓玉娇案并没有完结。当地警方证实不存在邓玉娇被强奸的事实。既然不存在这个事实，何必急匆匆的把邓玉娇打扮成“烈女”？退一步讲，即便事实成立，在邓玉娇的家门口立一个“烈女碑”不知道邓玉娇和她的家人会怎么想。是不是所谓的“烈女”不是立一个碑就能说明问题的。
邓玉娇案虽然刺痛了公众的神经，但舆论监督不能越位为单凭经验的道德审判。公众所要做的就是通过社会舆论对案件的侦查审理进行监督。邓玉娇真正所需要的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而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烈女碑”。
环球网评论 |
|||||
 |
|
||||
|
[ 卢武铉自杀引发的思考] |
|||||
| [卢武铉一死激起“千层浪”] | |||||
| [卢武铉之死给谁出了大难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