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权三分”不是一个好主意
深圳市重启“行政权三分”改革，拟将政府职能部门分为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监督部门三大板块，各自运行。个人以为，现实意义并不大。（《新京报》）
或者说，现行的、普遍的政府组织结构，本来就是“行政权三分”的，本级政府，包括直属的各个委员会、办公室、领导小组等为决策板块；大部分厅、局，如税务局、教育局、卫生局等为执行板块；另一些厅、局，如审计局、监察局等等为监督板块。深圳市“行政权三分”改革的直接后果，可能就是做实决策板块，将其从指导机构变为指示、指令机构，通过增强决策版块对于各执行局的约束权力，以更好地起到统一其方向、协调其行为、特别是协调彼此间矛盾冲突的作用。
弊端特别明显。首先是权责界线极端模糊。强调了决策板块与执行板块间的合同责任关系，但行政机构与公众之间的合同责任关系究竟该如何体现呢？究竟谁直接向公众负责？表面上看，似乎比较清晰，决策层面上出了问题决策板块负责，执行层面上出了问题执行板块负责，但实际上，行政运作过程复杂，一经展开，会搅成一锅粥，如同现实各公共管理机构之间的权责划分，因为不够清晰，直接导致了现实运作过程中的混乱，不出事“人人都在管”，出了事“人人都不管”，“几个戴大盖帽的还管不了一个戴草帽的”，此之谓也。但凡最直接的、与公众之间的合同责任关系不明晰，权责界线模糊，行政权力的运行必然就是混乱的。
其次，执行厅、局为行业内最高管理机构，彼此间的权责不够清晰，可以重新划分，予以确定；因为社会运行错综复杂，现实事件往往牵连甚广，彼此间在现实工作中发生矛盾冲突为必然现象，也未必是坏事，但相关矛盾，只能主要以法律法规、典章制度协调，非此不足以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而通过做实决策板块，通过行政关系、行政权力统一、协调，单纯协调部门之间的现实工作矛盾简单了，但公众的合法权益却可能部分地成为协调牺牲品。
其三，是层级更加复杂。名为“行政权三分”，实际上，决策板块肯定在执行板块之上，变现实的一个或一个半层级为了两个层级。借用中山大学政务学院行政管理学系主任倪星的表述:“毫无疑问如果决策部门的行政级别较高，会比较有利于协调。”增加一个层级，则费用倍增，效率倍降，于管理学上为定论。
深圳市的“行政权三分”改革，毫无疑问出于提高效率、加强监督考虑，而这两个目的，恐怕都达不到。
行政结构的形成，往往非主观意志、而为行政权力运行方式的产物。大政府，就是行政权力无处不在、涵盖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实施精细的、计划式管理，改革开放初期，国务院曾经下设有多达100个部委，便为此种权力运行方式的必然产物。大政府，必定是小部制、多部制的。2003年，深圳市首次“行政权三分”改革失败，原定设3个决策部门，最后增至21个，亦为大政府模式的必然结果。随着市场经济改革深入，行政放权了，不再需要无处不在，才有了精简的可能，部委数量少了，各自管理范围也扩大了。因为无需再实施精细的、计划式管理，主要负责宏观调控，于是能实行大部制。只有小政府，行政权力严守边界的行政权力运行方式，才可能真正接受大部制、少部制。部门各司其责，在法律法规、典章制度框架范围内的决策权与执行权合一，直接向公众负责。
深圳本身为改革开放的产物，一定程度上说是改革开放的标志，更应能感受到市场体制的必要性与威力。出于提高效率目的，实行行政结构改革，核心应该是进一步完善市场体制，打造现代有限政府。唯有真正约束权力，行政权力不再对社会实施精细的、计划式管理了，才能充分释放社会活力，也才能够精简机构，调整运行方式，提高行政效率，减轻社会负担。弱化、乃至最后取消区级、街道、社区政府层级才成为可能。否则，不仅弱化、乃至最后精简政府层级的目标实现不了，还会平空增设一个行业管理、具体管理层级，实际是大部制主导下的多部制，行政机构与人员疲于奔命，却还降低了效率，加重了社会负担。
于加强监督上更不可能，“行政权三分”的监督板块与现行监督结构并无不同，还是行政体系内部监督，而真正有效的监督，只可能通过保障公众知情权，通过权力的透明运作，通过社会监督、群众监督去完成。不要神化如香港廉政公署这样的机构，其工作能卓有成效，也建立在社会监督、群众监督基础上，离开了社会监督、群众监督，廉政公署连最起码的、自己的廉政都完全保证不了。相关操作经验诚然值得借鉴、应该借鉴，但最值得借鉴、最应该借鉴的，还是国际国内的社会监督、群众监督经验。
一个是行政权力运行方式改革，完善市场体制，约束行政权力，打造现代有限政府，实行小政府、大部制；一个是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推进社区自治，推动社会监督、群众监督，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真正方向。且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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