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余万里博士商榷

　　汪卫华

　　紧盯少数大国而忽略其余，好谈三大主义却不通实务，眼界局促，立论空疏———对目下国内国关学界这些流弊，余万里先生在8月10日《环球时报》论坛版《中国学者要放眼看世界》一文中提出了含蓄却不失严厉的批评。余提出中国学者应关注那些以往我们忽视的国家与地区，研究战略格局之外的具体领域和现实议题。其实若主动打通学科间的人为区隔，看看“圈子”以外，或许你会发现一些看似忽视的国家与地区，也早有别的领域的学者涉猎过，而不少学者往往是自己的功课做得不足，以至于犯上了偏视。

　　两年前笔者在香港中文大学偶遇一位社会系的博士生（香港人）在做有关日本铁路史的博士论文，觉得新鲜，心想这大概也是可以归入国际问题研究圈子里做的题目。但以笔者陋见，似乎国内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很少去做类似议题。其实即便如茅于轼先生那样具有铁路研究专业背景的学者，似乎也从没有碰过美国铁路发展之类的题目。不久前，我意外发现，苏州科技学院（原苏州铁道学院）一位教授早在五年前已出版了日本铁路史的专著，顺带还了解到他的一位同事是目前国内或许唯一一部《20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的作者———若非意外搜索到，笔者还一直以为这两个题目国内压根儿没人碰呢！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国关研究的繁荣兴旺恰与市场经济凯歌高奏一路相伴。底子既没打好，中气难免不足，传染上“学术圈市场型快餐消费流感”自然在所难免。如今学科分际日渐细密繁琐，能在一个学科里有所心得已属不易，跨学科而能不失肤浅者更数凤毛麟角。国际问题研究恰属于跨学科研究，举凡政治经济历史地理人文社会，关乎“洋务”就似乎无所不包、环环相因。中国学者陈乐民先生尝言，做国际问题研究需学习周总理那样“每事问”。主动打通学科间的人为区隔，看看“圈子”以外是否别有洞天，或许倒有“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发现。

　　对于国内整个国际问题研究状况，少有人能讲清楚。很多国关圈内认为冷僻的议题，如果细加检索，其实大都可在别的学科圈中找到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研究国际问题却懒于做文献学、目录学工作，不去做研究综述，难免会囿于一个国际关系研究的小圈子，看问题难免偏颇。而据笔者所知，以世界史、边疆史及外语这些学科里最多最杂，涉及到的国际问题研究非常丰富。

　　归根结底，放眼看世界还是要使我们的国际问题研究做得更加脚踏实地。▲（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学院法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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