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时，罗马教皇曾干涉中国教徒祭祖

历史旧账：罗马教廷与中国的“礼仪之争”

1582年（明万历10年），意大利人、耶稣会会士利玛窦被派到澳门学习汉语。1583年他在肇庆创立第一个天主教传教点，向中国人介绍数学、几何学和力学等科学知识。他苦读中国的《四书》《五经》，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穿汉服，提出传教要“入乡随俗”，使用汉语举行宗教仪式，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奠定了基础。利玛窦于1601年来到北京，1605年主持建造了宣武门大教堂，1610年死于北京。利玛窦博学多才，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

天主教传入中国之后，天主教内部产生了所谓“礼仪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翻译“神”的称谓和如何对待中国传统习俗。利玛窦认为，对于“神”的称谓，除了用“天主”之外，亦可称“天”或“上帝”并且同意中国信徒保留祭祖和祭孔的传统习俗。而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和方济各会传教士则认为，祭祖、祭孔属于偶像崇拜，违反《圣经》规定并派人到罗马教廷控告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

1700年（清康熙39年）康熙皇帝介入了礼仪之争，声明祭祖祭孔属于中国传统习俗，不属于宗教活动。1704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公然下令，禁止中国教徒举行祭祖、祭孔等活动，禁止把“上帝”和“天”作为“天主”的别称并派特使来华谈判。1706年教皇特使铎罗声言，他来华的使命是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康熙皇帝得知后大怒，认为此举属于干涉中国习俗，派人将铎罗送往南京暂住并下令驱逐反对中国礼仪的传教士，同时派使节前往罗马谈判。1707年，铎罗无视康熙的旨意，在南京宣布教皇禁令。于是，康熙下令把铎罗押往澳门软禁并降旨称：“谕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之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

1715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重申1645年的禁令，违者以异端论处。康熙大怒，下令拘捕传教士并禁止传教。1719年，教皇又派使团来北京谈判，康熙拒不接见并斥责说：“尔西洋人不解中国文字，如何妄议中国道理之是非”，“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于是康熙下令逐客。罗马教皇被迫让步，于1720年宣布“八项准许”。同意中国信徒举行非宗教性的中国礼仪。康熙下令只准许尊重中国礼仪的传教士居留中国并禁止公开传教。一直到1939年，罗马教廷才撤销了有关礼仪的一切禁令，为这场持续了300多年的争论画上了句号。由此可见，所谓“礼仪之争”，完全是由于罗马教皇对中国的无知造成的。【详细】

梵蒂冈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干涉中国国内的天主教

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传教士在西方列强的炮舰和不平等条约庇护下，纷纷进入中国，建造教堂，“自由”传教。其中有些传教士违背了上帝派他们来拯救中国人民“灵魂”的旨意，充当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帮凶。他们披着宗教外衣，做了不少坏事，严重损毁了基督教的形象，引起中国人民愤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梵蒂冈拒不承认并对中国内政进行粗暴干涉。1952年中国中断了与梵蒂冈所有官方关系，取缔了天主教堂，谴责其串通帝国主义势力企图颠覆新中国……梵蒂冈正式承认了台湾。中国广大爱国天主教徒决心走独立自主办教会的道路。我国先后建立了“天主教爱国会”、“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等。这些组织得到政府承认、政府资助、也接受政府的行政管理。其根本宗旨是爱教爱国、遵纪守法，“既爱上帝，也爱国家”。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于1958年成立。1982年组建“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为中国天主教各教区的领导机构。最重要的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有独立任命主教的权力。“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的宗旨是：自治、自养、自传，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带领全国基督徒爱国爱教、荣神益人，遵守宪法，弘扬高尚的道德风尚等。实际上，早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圣公会教士艾伦就诉诸《新约》而呼吁各国教会独立，提出“三自”主张。中国是一个世俗国家，各种宗教历来都是依法管理，受到法律保护。

有人会问：中国有办理教会的自主权吗？当然可以。英国国教就是明显例证。英国兴国明君—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父亲亨利八世（Henry Ⅷ,1491—1547）因为不满罗马教皇不批准他与其西班牙妻子离婚（因为她没有生育，英国王位的继承权可能旁落到其对手西班牙王室的手中），他一气之下，使英国脱离了罗马教会，组建了英国自己的民族教会，即“英格兰圣公会”或“安立甘教会”。这就是英国国教（Church of England）的来历。英国国王把自己封为教会的最高领导人。迄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还保留着“基督教保护者”头衔。

而梵蒂冈则更希望将缔交国的天主教会纳入梵蒂冈的“道统”体系，既由教皇统一任命该国各教区的主教，规定其领导和管理方式。这和中国天主教目前的“三自”原则有难以消解的矛盾。梵蒂冈坚决反对“三自”，并承认台湾政府，将获得中国政府承认的主教开除出教会。【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