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5.21
“鹰派”来了，是福是祸？
导语：从前一阵戴旭的“H7N9言论”风波，到后来罗援被质疑“逃兵”风波，近来，中国“鹰派”再度引起舆论的较多关注。“鹰派”通常被“普世派”们批为“非理性”、“民族主义”，挑起争论，甚至“鹰派”人物自身也会因为过往的经历及激进的言论而成为争议焦点。那么，“鹰派”人物的兴起，对于当前日益多元化的国内舆论来说，是福是祸呢？
中国有“鹰派”吗？近年来，随着国内舆论多元化趋势的凸显，面对外来的挑战时，一批人因话语强硬而受到关注。他们通常被称为“鹰派”。然而，开头那个问题，还是被人们反复提及。因为，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奉行“外交无小事”的基本实践原则，对事关外交政策和对外战略关系政策与理念的操作问题，均采取高度集中的行政方式，所以在对外关系问题上无所谓“鹰鸽”之争。
其实，就像“软实力”、“巧实力”等政治潮词一样，“鹰派”（War Hawk）一词也源于美国，直译为“好战分子”，后来，该词被广泛用于政治方面，用来形容那些主张采取强势外交手段或积极军事扩张的人士、团体或势力。如今，它的另一解释也逐渐为大家所接受——以强硬态度或手段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个人、团体或势力，相对应的词为“鸽派”。在美国，美国军人也绝对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可是，他们却在不泄密和不危害国家形象的情况下，拥有相对的言论自由。只要不是位置高到司令员，只要不是政府发言人，他们可以在表述国家政策的时候，也同样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两种观点有时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出现了鹰派和鸽派。
有人指出，中国“鹰派”的产生，对于国家内部来讲：一方面是国内利益和阶层的日益分化，社会言论自由得到了极大发展，同时，思想与观点也出现了多元化趋势促成，而另一方面，则是受我国经济和国力快速崛起的强烈刺激，久远的民族辉煌与近代的民族屈辱历史，激发了一批人促使国家重新走向快速复兴道路时所激发的争强好胜之心。同时，也有着外部因素，即霸权国家经常表现出来的对中国的敌视，以及周边国家在领土和历史问题上与中国的长久争议与对抗，也刺激了鹰派了产生并“崛起”。正因如此，鹰派往往被鸽派视作非理性、冲动、缺乏深谋远略，甚至民族主义者的代名词。当然，也很少有人坦承自己属于“鹰派”。
长期以来，被视为“鹰派”的舆论公众人物，大多是军方及官方的专家学者，当然也包括政府高官。前者比如著名军事专家任海泉、戴旭、张召忠等等，因为他们经常性地在报刊、电视节目等处发表见解而广为人知。微博兴起后，他们还在微博上占领了自己的“阵地”，“麾下”云集了一批粉丝，为其呐喊助威。有时，在一些政内人士及国外人士看来，“鹰派”又被泛指为中国军方，与之相对应的“鸽派”被视为外交部门，因为后者往往表达的是温和的声音。
目前，在诸多“鹰派”人物中，似乎只有罗援高调表示自己“欣然接受中国军中‘鹰派’这个称号”，他也被认为是中国军方“鹰派”代表人物。他高调地表示：“军人都应该是‘鹰派’，这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所在。”“鹰派必须是理性的鹰派，鸽派必须是剽悍的鸽派。……我不否认自己是鹰派，但我长的是鹰的眼睛和爪子，而同时又长的是鸽子的头脑和心脏。也就是说,我们‘尚武’，但我们又‘崇和’。”
“鹰派”横空出世，在多元化的舆论“战场”上占得了自己的阵地，粉丝们往往因为他们畅快淋漓的表述与对外的强硬姿态而大呼过瘾，并予以支持。然而，同时他们也承受着广泛的批评。
被批“非理性、民族主义”
“鹰派”在面临外部挑战，甚至对外发声时，通常以强硬示人，于是，在一批知识分子及意见领袖看来，是“非理性、民族主义”的表现。甚至，知识分子们还称一些“鹰派”为阴谋论。这一点，著名“鹰派”戴旭的“C形包围”观点算是比较典型的。它一方面赢得了一批粉丝的“拥护”，同时被视为阴谋论的一个典型表现。而前一段时间，H7N9刚出现时，戴旭在微博上发表的“M国生化武器”的言论，再度引起非议。后来，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因为他认为该报歪曲了他的本意，而再度掀起口水仗。诸如此类，越高调的“鹰派”，其身边的“是非”也越多。
对此，北京邮电大学学者文绪认为，中国鹰派人物受人非议，重要原因是外界对鹰派人物的言论存在某种过度化的误读。这种误读的一个明显的表征就是，将鹰派人物的看法和声音视为一个非理性的行为，是在搞民族主义，对国家利益无益，甚至会对国家安全造成负面影响。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学者通常会有这样的逻辑：第一，鹰派人物的声音会激发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会误导国家政策走向歧途。第二，鹰派人物的声音容易被外国反华势力利用，借此大做文章。第三，鹰派人物的强硬声音与中国的和平形象不符合。中国早已不是备受欺凌的旧中国，基本上不存在敌对势力大规模入侵的情况，没必要反应过度，情绪激动。【详细】
被纳入“左右”之争中刻意误读
“鹰派”们还往往被视为与舆论上的“普世派”相对立。在“普世派”们看来，西方提出的“普世价值”是代表人类共同的理性，而现实中“对抗西方”则往往被视为是对“普世价值”的对抗。因为“鹰派”们很少谈“价值”，而总是谈“国家利益”，因此，他们的表现便成了“普世派”的对立面。这种对立，在相当程度上，还被视为一种“左右”之争的体现。很多时候，双方的争论焦点还集中在对“毛泽东”的争论上。“鹰派”们虽然并未对左或右自行标榜（这一点与所谓“新左派”知识分子非常不同），但还是被“右派”们视为“左派”，甚至“毛左”。
对于这种现象，澳大利亚华人学者雪珥在《环球时报》发表文章认为，“鹰派”言论遭到了刻意误读。在这个日趋多元却充斥着各类话语圈套及情绪陷阱的新战场，鹰派将校的强硬、率直但显然还缺乏精致“微”包装的言论，遭到了有意无意的肢解、局部放大及误读，收获了种种言不由衷、动机复杂的支持和反对。沉溺于网络口水游戏快感的各方，试图将鹰派的呼啸纳入本就纠缠不清的“左右”之争。尽管认真检视鹰派那些并不精致的“微言论”，可以清晰地发现他们的话题核心是——并且仅仅是——新形势下的国防安全，但这并不妨碍在线各方做出自己需要的各种解读。而这类解读的共同点，就是回避了鹰派言论的国防核心，而纠缠于只言片词乃至语气。【详细】
“军人”能随便发声吗？面对有军方背景的一些“鹰派”高调发声，一些人通常有这样的疑问。“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这句话公众耳熟能详。然而，这是对于“纯粹”的军人而言的，比如，一位服役中的战士绝对不允许在部队中随意发表看法，而对于一些“军人学者”而言，公众舆论则给他们提供了特殊的舞台。他们或者通过著书立说，或者通过媒体，或者通过讲座等等，或者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或者发表对当前国内外问题的看法。起码，长期以来，军中并未对此现象予以禁止，换言之，客观看来，他们实际上是被“允许”的。
“鹰派”人物戴旭陷入“H7N9言论”风波时，《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微博上说， 他虽然“不同意@戴旭对H7N9禽流感的评论，我认为他说的过于片面，我也不能相信他的分析”，但“戴旭是一名军人学者，他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应被鼓励。军人学者这些年参与尖锐话题讨论，总体上促进了中国的信息开放”。他呼吁“中国舆论场上应当能容得下几只“鹰”。”其实，从现实情况来看，舆论实际上已经容下了这几只“鹰”，虽然经常发生观点之争，然而，不同观点却并行而不悖，同时存在着。正如大众所公认的，这是舆论多元化的一种表现。一些观察家认为，军方鹰派的评论和博客广泛见诸中国国有媒体、军事刊物和专业网站。这些媒体在迎合渴望看到中国军力增强的广大国内民众。军方人物能发表有争议观点，进一步说明中国言论自由的扩大。这是真正的辩论。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亚洲安全研究教授大卫·莱在分析中国鹰派时认为，鹰派是中国崛起的自然结果。他们并不是普通人，许多鹰派人士是解放军高级军官或刚退役的解放军军官。还有许多来自中国知名大学和立场明确的智囊机构的国际事务教授和研究人员。他们以中国日渐增强的国力作后盾，而且在政府允许下作“个人评论”。外媒称他们为“明星媒介表演者（star media performers）”。他们的鹰派论调能轻而易举成为重要新闻，而且听众无数——中国有近3亿网民，居世界第一。中国网民对鹰派的出现欣喜若狂，他们附和鹰派人士的言论，呼吁中国政府放弃“韬光养晦”战略，他们赞美鹰派人士彰显中国“本色”，希望鹰派人规模日益壮大。
进入今年以来，由于外部挑战的增大，以及国内舆论环境的日趋多元，“鹰派”声音备受关注。有人打比方称，鹰派将校进驻“虚拟”媒体并引发围观，或许是2013年极具中国特色的非虚拟事件，再度凸显社交网络在中国异化为公共媒体的非典型道路。
当然，除了引起国内舆论的一些观点之争，鹰派的声音也会导致了外部观察者对中国政策的不同猜测。一些研究中国外交的外国学者猜测，军方鹰派的出现是北京红脸白脸策略的一部分，目的是影响有争议领土的外交谈判。但在焦虑的邻国眼里，以30年军力扩充为后盾的狠话，是在发出令人不安的信号：崛起中的中国准备动武。安全专家则警告称，随着解放军军力不断增强，中国领导层有必要注意，勿让军方鹰派做得太过分以致增加冲突风险。一旦民意被煽动起来，中国可能就很难在争议领土谈判中做出让步或妥协。
版权声明：环球网原创策划，欢迎转载或
报道，请注明出处，违者必究
出 品：环球网评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