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孔子成了韩国的“心病”

导语:近来,一位韩国教授的惊人之语“孔子不是儒教创始人”引发广泛关注,该教授之前还有过更激烈的话——“孔子死了,国家才能生存”,这也是他的一本书名。显然,无论是在韩国还是在中国,他都是备受批判的,甚至被称为“无知者无畏”。然而,无论他是“故作姿态”也好,还是“真情流露”也罢,在以“儒教活化石”闻名的韩国出现这样的声音,起码是件值得关注的事儿——韩国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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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认为韩国是保存儒家文化最好的国家吗?

2.你认为儒家文化对发展现代化有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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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教授的“批孔”事件
韩国学者否定孔子“儒教创始人”的身份

据韩联社3月14日报道,韩国祥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金经一(音)在新书《儒家思想诞生的秘密》中,以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和竹简文字为基础,从学术的角度介绍了儒家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金经一说:“儒家思想是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逐渐形成的,并非由孔子或者某一个人创造和整理而成。”“虽然在中国也有部分学者知道这一事实,但只有寥寥几名年轻的学者敢于委婉地提出来。”【详细】

金经一认为“所谓孔子创立了儒教,不过是一个神话”,“儒教并非由某一个人整理创立的,而是在当时创建政治社会合议机构的过程中出现的文化现象”。对于广为人知的儒家核心思想“仁”,金经一还说“孔子时代所使用的文字当中,根本没有‘仁’这个字。”

金经一的这一观点近日来在中国互联网上引起了大量关注与议论。

该作者曾因著书《孔子死了,国家才能生存》,被告上法院

金经一过去就是个争议人物,曾在2005年时出版《孔子死了,国家才能生存》一书,其中列举各种儒家思想带给韩国社会的不良影响,引起各方讨论,也曾因“毁损名誉罪”被告上法院。

金经一在《只有孔子死了,国家才能活下去》一书中说,孔子的道德不是为了人的道德,而是为了政治的道德,为了男性的道德,为了长者的道德,为了既得利益者的道德,“儒教的有效期限已经结束了”。

对于《儒家思想诞生的秘密》一书,金经一说,“从二十岁开始涉足儒教,一直致力于儒教研究,出版此书,使我的研究告一段落。”并言“过去30年间萦绕于脑的悬疑,自认为算是找到了答案”,为自身研究赋予意义。他说“这次的书剖析、展示了诸多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和竹简记录”,并期待“将可能成为新的学术讨论的出发点”。

韩国人都“反孔”吗?

历史上,“儒教”塑造了韩国

韩国是接受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影响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古朝鲜时代,孔子的基本精神通过表意文字——汉字传入到朝鲜半岛(韩国人称之为“韩半岛”)。

在公元1世纪前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时期,儒学开始得到官方承认,通过教育体制在上流社会传播,即先在半岛北部的高句丽国传授后,经半岛西南部的百济传入东南部的新罗。高句丽在小林兽王二年(公元372年)时建立中央教育机关“太学”,教授儒学经典“五经”。百济在公元3世纪,就有了儒学教育机关,并设立五经博士制度,培养出研究孔子思想的学者,由这些学者东渡到日本讲学《论语》。而三国中接受儒学最晚的新罗设立专门的儒学教育机构“国学”,实行了以“五经”为主的教育。

新罗在公元676年统一朝鲜半岛后,选派留学生到唐朝都城长安学习儒学,这样儒学传播得更迅速。新罗末期文人,汉文学的开山鼻祖崔致远,年仅 12岁只身西渡入唐求学,刻苦研习6年后进士及第,留在大唐先后担任侍御府内奉、都统巡官、馆驿巡官等重要职位,十年后回国在新罗王朝担任要职,至今传为佳话。2007年,崔致远纪念馆在中国扬州建成,馆内藏有很多宝贵资料。

公元10世纪,高丽王朝代替新罗王朝,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之监和地方教育机构——“乡校”,这更加加强并深化了儒学的教育和研究活动。统一新罗和高丽时期虽以佛教为国教,但在公共教育机构均以儒学为基本教材培养了人才。另外,高丽时期许多儒家学者开始创办私学教育弟子。从高丽末至整个朝鲜王朝,从中国引进的“朱子学”(在韩国叫“性理学”)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1367年,高丽王朝建立儒学教育机构“成均馆”,任命当时一批著名儒者讲授了朱子学。与此同时,随着《朱子家礼》、《小学》等礼书的输入,出现了儒学影响扩张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新局面。

1392年,高丽王朝灭亡,李氏朝鲜王朝建立,实行“崇儒抑佛”政策,大力扶持和增设公立教育机构,各地的儒家学者也纷纷创办私学,推动了对全民的儒学教育。从此,儒学成为国家统治思想,并走向本土化和大众化。【详细】

今天,儒家思想在韩国仍有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

北京大学人文高级研究院院长和伦理学家杜维明坚信儒家仍然可以为像韩国这样的现代社会提供很多东西。杜维明说“儒家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全面的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人文精神,也是所有轴心时代文明即希腊哲学、犹太教(包括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儒家和道家中学习做人的最重要最有意义的理性方式”。它为韩国提供了“核心价值观”,使其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道德卓越的典范。

杜维明甚至认为儒家的公共利益价值观和艰苦工作不考虑利益回报的观点促成了韩国在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迅速复兴。2010年,该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而许多发达国家仍然陷入经济停滞甚至负增长的状态。杜维明说:“类似的例子可以在日本和新加坡等其他儒家社会找到。在所有这些社会里,通常是政治精英和企业精英的混合体的领袖阶级能够动员包括劳工和市民在内的整个社会作为一个集体来应对国家危机。这种现象在美国、英国、法国和希腊等当代许多社会是难以想象的。”

《儒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一书的合作者和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the 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院长韩在凤(Hahm Chai-bong)同意儒家在激发韩国人围绕共同的事业而奋斗的建设性作用。韩在凤说:“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危机来袭时,我们就要求韩国人献出黄金。出现了民众在街上排队向银行出售黄金的壮观景象,因为他们认为国家陷入了困境。我们把这种行为与希腊人或意大利人或者西班牙人对金融危机的反应进行对比,他们只是简单地指责政客和他人。如果不用儒家,你真的无法解释,韩国人的经济爱国主义来自国民同舟共济的意识。”

他也相信儒家哲学的严格道德标准在很大程度上给国民产生了积极影响,虽然在政治和企业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存在很多违反儒家要求的情况。韩在凤说:“儒家对当权者和有权威的人提出了很多要求。这确实给我们很多好处,它一直是韩国社会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来源。”【详细】

韩国著名的儒学研究教育中心成均馆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在首尔文庙大成殿和全国两百多所地方“乡校”举行盛大的“释奠大祭”,追悼孔子及众多儒家圣贤。韩国不仅也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而且祭孔仪式已经连续举行了1600多年。前任成均馆馆长崔昌圭曾说:“孔子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韩国有将近80%的人信奉儒教或受过儒教思想的熏陶。”

但“孔子”确已成韩国的“心病”

“小中华”心态与“去中国化”

就像俄罗斯人以东罗马帝国和希腊文明的正统传人自居一样,韩国在文化上是以“小中华”自居。在中国,对儒家学说的批判从“五四”到“文革”,一浪接一浪,一浪高过一浪,一直到改革开放开始的80年代,仍有“全盘西化”的余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韩国从未对儒家学说进行过系统批判,人民日常生活的核心伦理、上上下下、有长有序、男尊女卑,天地尊亲师,一概保存下来,被称为“儒家文化的活化石”。

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韩国人内心认为中国是自己文化的根,对中国儒家文化有一种归属感。年龄越大、文化水平越高的韩国人,这种感觉会越强烈。在如今的韩国,如果一些文人或者政客,甚至总统,如果查到自己祖上是中国人,他们会感到很高兴,会马上到中国来祭祖。这是传统韩国国民的基本想法。

这种中华文明正统继承者的骄傲心理,是韩国的一大精神支柱。历史学家们经常语出惊人,一会儿宣布孔子是韩国人,一会儿宣布秦始皇是韩国人。至于唐朝,就更是韩国人的王朝,因为唐朝的皇帝姓李,与唐亡后四百年出现的朝鲜李朝同宗。中国人和日本人对此付之一笑,韩国人却是非常认真的。【详细】

但是,在一次采访中,著名朝鲜半岛问题专家张琏瑰认为,这种传统想法,在韩国经济经历高速发展后受到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韩国国民在回头看中国的时候,感觉自己发展得更好,有一种优越感,有些看不起中国。这种心态,在韩国年轻人当中比较普遍。

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为了宣扬新政权的正统性,与历史上朝鲜半岛的历代封建政权划清界线,韩国故意把历史上的中韩关系描述成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一些少壮派批判“事大主义”,宣传树立主体史观。主体史观与民族主义结合起来,渐渐发展成为韩国史学界的流派之一。今天我们听到“历史上,韩国的边界一直到了北京”,“汉字是韩国的”等等,都是主体史观导致的恶果。

韩国人回想历史,讲得最多的是,他们历史上从来没有侵略过别人,但却反复遭别人侵略。近代列强,中国、日本、俄国、美国都欺负过自己,直到自己最后导致亡国,他们因此有一种悲愤、绝望的情绪。韩国人的民族性格里,那种不管不顾、情绪激动的倾向,就来源于历史上受压迫的那种绝望的反抗心理。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现在。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反孔派”的“去儒家化”主张,还是“尊孔派”的“再儒家化”诉求,都不是无意识的文化冲动,是韩国学者试图重建本民族文化传统,在文化、价值等方面与中国区别开来,是韩国学者的一种“去中国化”思潮,只不过前者把孔子说成是韩国人,而后者则把孔子说成是古董或百无一用的书生而已。【详细】

孔子的“死”与“活”:韩国精神出路的纠结

就像传统中国一样,长久以来,“儒教”无疑是韩国的国教。韩国虽然没有经历过文化上的“革命”,从而保留了传统的种种文化特质,然而,随着韩国转入现代化社会以及其他宗教文化的冲突,它的“儒教”精神传统却也面临着困境。

尤其是在短短20年时间里,儒教在当代韩国经历了截然相反的命运:亚洲“四小龙”时期,儒教被作为促进东亚经济高速生长的文化动力受到了极力赞扬,广为宣扬的“儒教资本主义”模式就是对儒教伦理经济学价值的直接肯定;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却使得儒教在当代韩国正面临着被批判和被抛弃的现实命运。

1997年11月,韩国发生金融危机。其后,韩国开始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由于在根本上触动了韩国儒教社会的传统文化精神而遭到了坚决抵抗。但是执政的金大中政府没有被思想纷争所困扰,而是对导致危机的政府、银行、财阀之间的关系模式进行了彻底改革。

金大中的经济改革使得韩国在短短两年里就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重新实现了经济发展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它也使得注重个人价值的年轻一代在由改革所引起的文化冲突中,选择了诸如个人主义、法治、自由等西方文化价值观;而那些肩负养家糊口重任的中年一代则在最为现实的生存问题上,开始自觉或者被迫顺应经济改革的发展要求,抛弃传统儒教的价值观念。其后上台的卢武铉政府也在中青年一代的支持下,在坚持经济改革的同时,更加坚定了彻底批判和抛弃儒教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的决心。正是在现实经济改革的批判下,韩国传统的儒教价值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所抛弃,甚至连一向作为延续韩国儒教传统文化精神的教育圣地——成均馆大学儒学部也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在卢武铉政府的推动下,韩国不仅是在法律制度上的废除户主制,而且包括随之而来的与家庭、婚姻、财产等相关的整体的社会制度的法律改变。自朝鲜时代以来就一直居于正统地位的儒教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最终面临了衰落的命运。

维护儒教传统的韩国学者开始在哲学意识形态意义上对批判儒教的思潮进行反驳,最典型的就是青州大学教授崔炳哲(音译)针对《孔子应该死去,国家才能生存》而出版的另一本哲学著作:《孔子应该活着,国家才能生存》。他在该书的序文中,严厉批评《孔子应该死去,国家才能生存》的作者,认为韩国国内对儒教的批判是“只不过是为了宣扬以美国价值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是“新事大主义”,是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崇洋媚外。崔教授认为,西方的科学主义会导致对人类的生命的毁灭,而儒教则将人类的生命价值放在首位,因此,二者的调和才是未来新千年的世界之路。

与此同时,曾任韩国财经学会会长的李弼佑教授,也出版了《儒教的政治经济学——积德富国论》一书。在该书的序言中,首先批判了金融危机后韩国社会中一部分人对儒教的批判,明确表明了拥护儒教、相信儒教文化是21世纪所有韩国人应该追求的价值的观点。这代表了大部分接受儒教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与普通老百姓的想法。因此,当代韩国批判与维护儒教价值的两种理论的交锋在经济改革的现实背景下,愈形激烈。

然而,儒教传统在现实中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当代韩国社会已经接受了抛弃传统儒教价值的文化命运,相反,这种现实的批判与法律层面上的废止,更加深了当代韩国多数知识分子的担心与深刻的文化忧虑。最为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始终认为儒教不仅是几百年来韩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而且也是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因此,抛弃儒教传统就等于割断了本民族精神的命脉,“儒教乃传统文化及民族精神”的观念,成为当代韩国批判与抛弃儒教传统思潮下的一种深刻的文化忧虑。

当代韩国著名历史学家郑玉子(音译)在一篇文章中认为,无论是近代中国的“中体西用”论,还是近代韩国的“东道西器”论,提出的都是“关于开放·自我保存的均衡感和应该反省世界化的本质”问题,的确是看到了包括中韩等国在内的儒教国家近代以来一直未能完成的文化课题。核心问题在于,在近代以来能够代表世界文明进步的西方工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化的持续发展中,因为种种原因而始终处于劣势的东亚儒教国家所处的文化困境:即在强大的西方文化语境中,试图寻找自我的文化生存空间的东亚儒教国家(日本除外),在文化与现实的对立中所处的痛苦境地。【详细】

结语
我们看到,“孔子”在“儒教活化石”韩国的处境已变得复杂起来。不过,相比起来,他在他的“祖国”中国的处境要复杂得多。韩国的“孔子焦虑症”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的一面小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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