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何“告洋状”

导语:我国官方文件中有个名词叫“告洋状”,是指访民蓄意制造国际影响,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外国驻华使领馆门前,实施穿状衣、举标语、喊口号等“违法行为”。最近一段时间,此现象并不少见。把目光放宽一点看,建国以来,出走海外的反对势力,其实都可以归到“告洋状”队伍之中。这些人实则是希望借“洋大人”之力而施压中国,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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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人在“告洋状”?

中国人“告洋状”的历史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就建国后的现象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人,这三类人,在国内诉求无法满足之后,便试图通过“告洋状”的方式,来引起国外的注意、并获取相应的支持,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三类人,我们可以概括为:海外“民运”分子、境外分裂势力,及维权纠纷“告洋状”者。

海外“民运”分子

建国以来,我国建立起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但自从改革开放初期之后,由于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国内部分人士,尤其是年轻的学生及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更大程度的民主,甚至突破制度的限制,追求西方式民主。由于种种原因,部分“民主人士”流亡海外,并形成各种组织,进行所谓“民主运动”,成为海外民运势力。这些海外民运组织,往往通过在重大事件时公开“宣言”或“致信”、组织示威游行、与他国政府及国际组织合作等形式,来换取国外势力与民众的同情与扶持,借以向中国政府施压。

境外分裂势力

境外分裂势力,一般来讲,主要是指从国内逃亡出去的藏独、疆独的分裂势力。当然,除了这两股主要势力外,人们通常也认为包括并不被经常提及的“蒙独”、“满独”、“朝独”等,甚至还有人也将“台独”、“港独”列入其中。这些分裂势力,往往在国外四处寻求国际势力的支持,以图达到目的。

新疆的分裂势力由来已久。2006年,所谓“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简称“世维会”)在德国慕尼黑召开第二次会议,热比娅当选主席,成为境内外“疆独”势力的头面人物。热比娅凭借其非暴力的假象,为未来的“疆独”定下了“靠美依欧”的策略。热比娅出国前一再向政府保证,出境后绝不参与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任何活动。但是她到美国一下飞机,马上就发表声明变了脸,在境外和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的头面人物,包括暴力恐怖犯罪的骨干分子一起,密谋筹划各种分裂中国的活动。当选“世维会”主席后的热比娅依然定居在美国,主要在华盛顿活动。但她经常窜访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以及一些北欧国家。长期以来,热比娅受到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支持,还多次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藏独”以达赖为首要求“自治”,达赖集团自1959年叛逃国外后,公开宣扬“西藏独立”,组织武装力量袭扰边境,派遣“藏独”骨干潜入境内进行破坏,不断煽动策划境内外的分裂活动。达赖喇嘛曾访问过泰国、日本、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之年)、蒙古、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西藏流亡政府的资金来源包括主要由政府(如美国国会、CIA)资金资助的“民间组织”,这些政府包括美国、德国、英国和80年代以前的苏联。达赖喇嘛在许多国际场合发表演说,包含美国国会、澳洲国会、在法国举行的欧洲议会等等,并获“诺贝尔和平奖”。达赖喇嘛在过去50多年来获得大部分西方政府组织的支持,同时也带动了数百个支持西藏独立的团体与组织。

维权纠纷“告洋状”

多年来,随着强拆、工伤索赔、土地纠纷等民间维权纠纷的增多,出现了大量上访者。这些上访者有的从基层开始,最后上访到北京,持续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一时要求得不到满足,于是他们转向外国驻华使馆、外国政府,甚至联合国“上访”。以此来向国内政府施压,达到自己的目的。

最近比较典型的例子,比如陈光诚于2012年4月进入北京的美国驻华使馆,并借美国驻华使馆的渠道去了美国。前段时间舆论大炒“朱令案”之际,出现了中国网民去美国白宫请愿网站“we the people”“告洋状”的现象,这些网民希望美国能“插手”解决中国的国内事务。甚至网络上还流传这样的段子:“白宫有个奥青天,铁面无私咸与甜。约翰·克里来相助,拜登哈格尔在身边。”

今年7月中旬,中国驻美国和加拿大大使馆门前出现写有“拆”字的涂鸦和标语。报道称,来自吉林的中国“访民”马永田承认中国驻美使馆门前的“拆”字涂鸦是她所为。不过,当《环球时报》记者联系到马永田时,她却称“拆”字并不是她所写,但“非常高兴有人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这个群体的支持”。马永田来自吉林,她说自己公司的200多平方米厂房在2001年被拆,但补偿低于标准。为表示抗议,她儿子在2010年加入了“麻雀行动”。

据海外媒体报道,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麻雀行动”组织承认是该事件的主谋,最主要的组织者是一个名叫杨建利的华人。麻雀行动开始于2010年3月,是为了抗议上海世博会期间的一些拆迁事件。世博会后,该行动在2011年宣布第一阶段结束。今年7月,随着国内对拆迁事件的关注,他又组织第二轮行动,包括对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这次行动。而这一组织也有着“民运”的背景。这些行动也是试图在国际上“制造影响”而引起同情和关注,达到施压中国的目的。

中国人为何“告洋状”?

权力意识:中国人爱“告状”

中国人为什么爱“告状”或曰“上访”呢?实际上,这一现象背后有着比较深远的心理因素,有人将之归为中国人的“权力意识”。什么是权力意识?有人解释称,是指“历代中国平民在对有权者有一种天然的畏惧,另一方面,中国平民对权力又崇拜有加且向而往之”。这种意识使他们格外崇拜“权力”的效用。而当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后,他们的“权力意识”就会发作,首先或主要想到的就是试图通过寻求一定的“权力”,以为自己“做主”,维护权利。

事实上,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历代以来信奉“有治人无治法”的思想,在政治上期待有德者的统治。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各级官员,他们必须在“道德”之内行使职权,并做到表率,也就是《论语》中所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的思想。一般情况下,在老百姓心目中,对“在上者”会心存敬畏,认为他们都是道德高尚之人,会“主持公道”。这一方面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依靠道德治国而延绵不绝的国家,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形成了对“法制建设”的轻视。当人们的权利受到损害之后,他们认为道德高尚的“在上者”会为自己做主,这就形成了中国人的一种惯性思维。这其实是“权力意识”的本质所在。

当然,中国历史上并非一直是太平盛世,改朝换代、“天下大乱”也时有发生。“在上者”也并非人人都是道德高尚的“君子”,苟且“小人”、贪官污吏也大有人在。但作为一种文明模式,它形成了这样的信奉“有治人无治法”的德治传统。在传统的“道德”文化氛围中,大体能够保持社会的稳定运转及合法权益的维护。然而,当传统的道德信仰、“德治”文化已被取代,而健全的现代化维权制度尚未建立之际,人们的这一传统的“权力意识”在当前的社会,就显得非常不协调,并容易引发社会秩序的混乱。我们一方面试图建设法制,依靠法律维护权益,然而,法制尚不健全,渠道尚不通畅,很多时候并无法实现下层民众的维权诉求。同时,我们在制度上仍然保留着“上访”的渠道,这就使民众的“权力意识”得到了实现的空间。但同时我们又要看到,有时因为种种特殊原因,不仅法律渠道本身不够通畅,即使带有传统意味的“上访”,渠道也并不通畅。

向“洋大人”告“洋状”

在感到国内的上访渠道不畅通之后,部分访民找到了上访的“新渠道”:“告洋状”。或者可以这样说,在部分人的心里,认为“告洋状”比在国内上访效果要来得好。一方面,从现实角度来说,制造出有“国际影响”的事件,容易引起国外政府及民众的关注与同情,进而帮助,而这会更加有力地对国内相关部门进行“提醒”,并试图以此来实现自己维权的目的。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同样有着比较深层的心理因素,那就是一些人的“洋大人”心态。

有人曾举过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在很多场合,经常会见到中国人与外国人在一起的场景。而在这些场景中,无论是喝咖啡、谈业务、闲聊,通常是以英文或其他外文进行,而极少用中文的。但有的外国人反映,其实他们的中文比对方的英文要好,但中国人仍然喜欢跟他们讲英文。有的外国人对此感到奇怪:为何来到中国不讲中文呢?虽然这并非都是因为“洋大人”心态在作怪,但显然并非毫无代表意义。

通常认为,中国自古以来以“中央帝国”自称,周边都是蛮夷,其实心态是比较自大的。清代时,英国人马嘎尔尼还因为中国在外交中称之为“蛮夷”而大为不悦。然而,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等近代历史上一系列列强入侵事件之后,中国人的心态显然发生了巨大变化。外国人从“蛮夷”一跃而成了“洋大人”。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但人们的心理上未必“站起来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对外交流的扩大,西方先进的东西传入国内,再次激发了一些人对西方的崇拜心理,这种崇拜,从文学艺术、科技水平,到社会制度等等,再次显示出“洋大人”的优越来。

无论是在价值观诉求、“独立”分裂,还是维权纠纷等问题上,在国内一时“渠道不通”,于是就向“洋大人”高呼求救。其实在心理上还是认为外国的效力高于国内,虽然在法律途径上未必能直接起作用,但起码能影响到国内。无论是在人身安全、财力,及道德制高点上,傍上“洋大人”,似乎更“有保障”些。

在国际上有法律效力吗?

“告洋状”途径:舆论造势、诉诸国际法、组织抗衡

“告洋状”的人士试图借助国外的力量来“为自己做主”,但因为这已经涉及到了国际关系的问题,外国的法律无法直接作用于我国,于是,他们通常习惯于采用这几个途径:

首先,舆论造势,引起国外社会的关注与同情。这包括在媒体上广为报道宣传、建网站宣传、集体游行等等。有“民运”人士介绍“民运”手段说:“在媒体上和电子网络上宣传造势,是一个有效传播理念的方式。还有一些自由民主国家公民运动中普遍采用的方式,也会使用。”

其次,借助外国政府施压中国政府。比如有报道称,陈光诚到美国后与美国会两院两党领袖举行会晤,当着国会领袖的面痛批中国大陆人权状况,还敦促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共和党罗姆尼就中国人权状况作出明确表态。而今年也有“民运”分子在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要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不要规避人权议题。

第三,借助一些国际法或国际公约施压中国政府。比如有“民运”分子在国内以间谍罪及非法入境罪被判刑之后,其妻子向联合国提出请愿,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指责中国“违反国际法”,与此同时,美国官员也向中国政府施压。再如有“民运”分子在国内被以诈骗罪入刑后,其在纽约的律师向联合国的“反对任意关押工作组”提案,要求联合国向中国政府施压。等等。

第四,也是最为典型的方式,就是在外国政治及资金的扶持下,设置组织,抗衡中国政府。比如流亡到西方的“民运”分子曾广受西方各种慈善机构和财团的资助,后来民间慈善机构捐款减少,美国政府成了主要金主。资料称,美国政府每年拨款几百万美元用来资助这些组织,大部分资金是通过美国民主基金会发放的。美国民主基金会成立于1983年,最初的想法来自里根总统提出要美国研究和推动海外民主发展,后经美国政治基金会建议成立一个跨党派的非盈利组织,并由美国国会每年拨款一亿美元(这个数每年会有变化),具体由国会的筹款委员会(Ways and Means Committee)决定,用以资助海外非民主国家的民主化事业。如今,海外民运组织已大大小小难以计数,但有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财力支持,他们就会更能生存下来,并与国内政府抗衡。

“告洋状”对中国带来一定影响

“告洋状”有用吗?或许很多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从历来中国的外交情况来看,我们不能否认“告洋状”所起到的作用。

首先,“告洋状”抹黑了中国形象,带来一定消极影响。比如“民运”组织反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主张采取西方式多党制民主,所以,将中国种种不好的现象都归到执政党名下,而且夸大事实,以此抹黑中国,赢得西方的同情。事实上,由于“民运”组织对国内政治及社会现状的抹黑,也迎合了西方的一些右派势力,中国人权状况在国际上常受指责。美国在一年一度的“人权报告”中抨击中国自不待言,即使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也常在“民运”组织的申请下,抨击中国人权状况,干涉中国内政。在“民运”组织及西方一些势力眼中,中国就是“一党制专制国家”,这种印象甚至影响到广大媒体及民众对中国的看法。

其次,“告洋状”直接为国外势力提供干涉中国事务的机会。在“民运”的抹黑下,国外势力不仅在人权问题上指责中国,要求释放相关“民运”分子,甚至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给“分裂”分子达赖等人,以此干涉中国内政,多次向中国方面施压,而且,西方社会还借助分裂势力,实质性干涉。比如,西方不仅为“民运”及“分裂”势力打着“人权”和“民主”的旗号提供资金支持,而且为分裂势力直接提供协助。如2006年以来,世维会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助下,举办了多次“维吾尔骨干培训班”。非联合国成员国家及民族组织则直接参与了世维会的人员培训工作。等等。

在“告洋状”的“成功”抹黑下,不仅中国形象受损,中国软实力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受到损害,并进一步损害到中国同他国的关系,并损害国家利益。

“告洋状”还有市场吗?

“告洋状”由来已久、形式多样,且给中国带来了不少消极影响,那么,用发展的眼光看,“告洋状”还有市场吗?

就“民运”组织来说,其“衰落”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了,这一点,即使“民运”人士本身也是承认的。有人以“民运”口吻撰文称:记得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留学生们在美国创办《中国之春》,以及八九事件时,海外民运曾得到无数华侨的解囊捐助,金额不下数千万美元。相形之下,如今所谓的海外“民运”门可罗雀,正义人士见之掉头,仅剩下几个拿国民党经费的、搅局的,或者是非法滞留外国而指望转换“政庇”身份的,在那里装模作样喊几下口号,然后拍下照片,或呈送国民党机构、某国某基金会,或递交外国移民局备案。

事实上,近年来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瞩目成就,世界早已对中国刮目相看。海外华人希望中国安定、团结的愿望也越来越鲜明,在这种情况下,海外“民运”却日益极端化、脱离大众,其衰落是种必然。“市场”也会越来越小。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在一定时期内,“扳倒中国”这样的声音与势力仍会有一定的存活空间。一方面,中国国内本身的确存在一系列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国也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另一方面,“民运”的势力无疑迎合了国外部分政府及势力颠覆中国、唱衰中国的心理。

当然,除了“民运”,还有分裂势力及维权诉求的“告洋状”者。“分裂势力”与“民运”比起来,有着更深的历史渊源与现实支持,也有更强的实力,“告洋状”为他们迎来巨大的利益,近年来,分裂势力屡次在国内制造事端,挑战似乎在变大。

而随着国内强拆抗拆、工伤索赔、土地纠纷等等事件的变多,上访案例尚未出现明显下降的现象。反而出现越来越多的“告洋状”。我们看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告洋状”逐渐式微之后,在民生维权领域却日益突出。如果这些本该在国内法律框架下得以解决的民事纠纷也如“民运”、“分裂势力”那样发展成海外势力,那对中国国内治理的挑战无疑将是巨大的。7月份在中国驻美国和加拿大使馆门前时出现的“拆”字现象,无疑显现了一定的发展趋势,值得重视。

结语
中国人“告洋状”,心态问题固然可以分析,却无法短时间内消除。我们应看到,“告洋状”现象的产生,首先就源自于“告状”者本身的诉求,并且,问题并未得到在法律框架下的解决。法律失去了效力,乱告状必然产生了。消除“告洋状”,关键还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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