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新春: 警惕美国新建一堵“柏林墙”

1987年6月12日,美国总统里根在德国东西柏林交界的勃兰登堡门前发表演说,呼吁“推倒柏林墙”,这次演说后来被视为结束冷战的重要关节点。此后,东西两大阵营之间的“墙”拆掉了,全球逐渐融合为统一的、分工协作的大市场,和平与发展成为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主题。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今天 “脱钩”论甚嚣尘上,新“冷战”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中美之间的“柏林墙”呼之欲出。

中美关系走到今天,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各种因素聚合形成的“螺旋风暴”。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中美实力差距持续缩小,意识形态矛盾不断加深,西方自信心屡屡受挫大背景下,美国精英的忧患意识、悲情战术与草根民粹的排外情绪,在特定时间点意外结合,建构出大国竞争骤然升级的场景。这其中有事实,更有虚幻的想象,还有党派政治的操弄。解构“螺旋风暴”,需要区别哪些是必然的、长期的、不可逆的,哪些是偶然、短期的、可以改变的。令人不安的是,近来中美两国媒体上充斥着情绪化言语,“螺旋风暴”似乎越卷越大。

理性、严肃的辩论缺席,逻辑简单、鲜明但似是而非的观点广泛流传。其一,中美冲突必然论,中国实力发展到现在,必然发生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冲突,这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最后一次机会。其二,美国世纪终结论,美国已经内外交困,新冠疫情或骚乱或经济衰退或中国挑战就是最后一根稻草。其三,西方意识形态崩溃论,金融危机、民粹主义、新冠疫情等危机中,西方表现欠佳,反映出其制度性危机不可挽救。其四,美国对华政策共识论,美国已经形成两党一致的、全政府的、全面遏制中国的“新冷战”战略。其五,中国取代美国论,中国构筑了全面取代美国的全球战略,“一带一路”是经济部分,孔子学院是文化部分,“中国制造2025”是科技部分,千人计划是人才部分。其六,“脱钩”有利论,从长远看“脱钩”可以摆脱对外依赖,促进美国产业回归,加速中国自主创新。其七,美国对华政策失败论,过去40年美国没有改变中国的制度、行为模式,现在开始气急败坏了。显而易见,这些观点脱离现实,客观上给中美关系的恶化火上浇油。

中美实力差距持续缩小是客观事实,国际权力转移也确实容易引起大国冲突,但是“抛开剂量谈危害都是耍流氓”。中美实力对比是否已经达到权力转移的临界点,中美意识态对立是否到了完全不能相容的程度,是个很大的问号。更何况,即使中美实力对比真的到了临界点,也并非一定会冲突。这些问题需要专业人士展开认真细致的学术研究、辩论,随意将其作为逻辑前提非常危险。

美国的相对影响力在下降,但是远远未达到美国世纪终结的地步。1980-2019年期间,美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从25%回到25%,同期欧盟从35%降到21%,日本从10%到6%,俄罗斯从3%到2%,中国则从2%上升到16%。过去近40年,中国快速崛起、美国没有衰落、其他大国影响下降,是国际权力格局的本质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伴随着美国经济周期起伏,每隔一段时期“美国衰落论”就会重出江湖,迄今尚未变成现实。

西方意识形态、制度确实遇到很多问题,但是消亡或被取代的可能性较小,削弱、改造、分裂、再生的可能性较大。从思想、制度源头看,西方始于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巩固,冷战后进一步发展,恐怕难以断定现在就是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内容庞大、源远流长、不断革新的体系,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更何况,目前还看不到自由国际制度的替代品。“北约脑死亡”“西方衰落”“美国世纪终结”更多是警言,而非预言。早在100多年前,《西方衰落》一书就曾流行一时。

迄今为止,无论是美国对华政策还是中国对美政策,都没有最后定型,未来仍有很大转换空间。在美国,尽管政、商、学各界对华敌意上升,但是在如何对付中国的问题上远远没有共识。自由国际主义者仍坚持,美国应协同西方盟友,强化自由国际体系,用制度“遏制”、改造中国;民粹主义者要求美国同中国“脱钩”,回归孤立主义;新保守主义者鼓吹“新冷战”,把中国树成全球性对手,以此动员美国国内外力量,重振美国霸权雄心。在中国,仍然保持战略定力,从最坏处着手、往最好处努力。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强调,中国无意改变美国,更不想取代美国,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从几十年来各种经验教训中得出的最精辟概括。

中美竞争关系未来如何演变将是国际权力格局最大的变数。没有一种方案经受过实践检验,也没有一种方案能获得完全共识,更没有一个一招制敌解决方案。最可能的情况是,双方都尽可能增加备选方案,各种工具混杂使用,在试错中不断调整。这是一个困难的、充满风险的转型过程,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专业、耐心和冷静,越不能放空炮、讲大话。而一旦出现新“柏林墙”,结果必然是中美双方大伤元气,也是全球灾难。中美双方、世界各国都应高度警惕,立刻行动起来,尽最大可能阻止中美关系“自由落体”式的下坠。(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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