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zLRjG2mLOV作者:张晟 龙兴春opinion.huanqiu.comarticle张晟、龙兴春:为何印度反华情绪强烈,中国却没有反印?/e3pmub6h5/e3pn4bi4t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爆发之后,印度朝野都显示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狂热情绪,这种民族主义狂热催生了印度国内较强烈的反华情绪。这一次反华浪潮企图使加勒万河谷一次普通的边境冲突恶化为中印间的经济全面脱钩。从部分印度民间的民族主义者鼓吹要抵制中国货开始,到后来印度政府居然也被这种非理性情绪所传染,以“国家安全”这一莫须有的理由突然封禁了106款中国的应用程序。印度政府甚至变本加厉,在非理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宣布禁止中国企业参与印度道路施工项目,同时宣布将对275个新的中国应用进行审查。印度教育部还启动审查印度高校的孔子学院和中印教育合作。中国的情况则与印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中国政府没有以行政手段限制印度企业在华的发展,甚至中国民众也没有发动任何引人注目的“抵制印货”运动,在中国几乎看不到任何明显的反印情绪。中印两国在此事上的反应如此截然不同,值得深思。 中印两国在此次事件上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姿态,但是中国实际上也十分理解印度的感受,因为大约十年前部分中国人也有着今天印度人这样的心境。还记得当年中日钓鱼岛争端爆发之时,不少中国城市也出现了大规模游行抗议和抵制日货的浪潮。部分抗议活动展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部分抗议者砸毁了中国同胞自己购买的日本汽车,抵制日货和日本餐馆的行为也使日本企业和日料餐馆的中国雇员蒙受损失。这些行动恰恰源于中国人对日本始终存在心里不平衡的现象。这种心里不平衡中既有二战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带给中国人民的历史创伤,也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面对日本这个相对富强的国家时心中难免存在的不自信感。在当时日本强于中国的力量对比格局之下,面对日本时难免有不自信的情绪,于是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以强势手段来维护自己国家尊严。在这些手段的背后,其实都有一种身为弱国的悲壮和受害者心理。 一旦理解这类大规模游行抗议和抵制活动的根源,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对于这种活动不再感兴趣了。在现今的国际权力格局之中,曾积贫积弱的中国已成长为一个富强的大国。我们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洗刷清了曾经的自卑感,也缓解了近代以来的历史创痛。中国民众相信政府有能力抵御任何外部侵略、有效保护国家利益和民众的安全。因此,中国无须通过“抵制印货”这样的草根运动来保卫国家利益。随着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两条赛道上超越了日本,中国社会原先的反日情绪其实也已经大大弱化。即便中日之间爆发类似的冲突,中国再次爆发极端反日游行和抵制日货行为的可能性也极小。值得强调的是,十多年前中国政府在面对反日浪潮时所表现出的成熟的战略定力。中国政府敏锐地意识到,大范围的抵制行为不但无法实现爱国主义目标,而且会损害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长期利益。面对这一系列抗议活动,中国政府采取了非常理性的应对态度,没有被民族主义情绪左右而停止中日经贸谈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十多年前中国的反日浪潮与如今印度的反华浪潮之间的相似之处与不同之处。两个浪潮的根源其实是是一致的:历史创伤和相对实力弱小所造成的自卑感。反华情绪是印度社会以弱者面对强者出现的自然反应。在中印关系上,中印两国在历史创伤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集体记忆。对中国人来说,1962年的中印战争只是我国西南国境线上的一场小战争,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巨大的损失,也没有对中国的国际地位造成负面影响。印度方面则完全不同。虽然1962年印度方面率先挑起战争,但印军很快被中国军队击溃,在边境战争中惨败。此外,这一次堪称屈辱性的惨败使得让自诩第三世界和“不结盟运动”领袖的印度在国际地位与号召力一落千丈。中印之间迥然不同的历史记忆造成了中印民众对于彼此完全不同的感性认知:中国民众对于1962年中印战争并没有太深刻的印象,既不怕印度也不恨印度;印度民众却仍然深陷“62年情结”,从而对所谓的“中国威胁”尤为敏感。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当今的权力对比格局之下,中国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军事上都比印度占优。中国与印度爆发冲突之时,中国民众并不紧张,我们完全相信中国政府将采取最优策略保护中国的利益,因此民众没有必要采取街头抗议或者抵制进口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国主义诉求。然而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则非常清楚自己的国家是当今权力格局中较弱势一方,因此对任何形式的“中国侵略行为”论调非常敏感,很容易采取极端行为。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历史创伤所致的民族主义以及作为权力格局中的较弱势一方的自卑感是一种正常而且可以理解的现象。但是如今真正危险的情况是,与中国政府不同,印度政府正被这种民族主义狂热所裹挟,甚至企图在政治上利用民众的反华情绪为执政党谋取选票支持。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使得中印之间的矛盾从领土问题开始向经济和文化领域蔓延。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印两国的友谊一开始是建立在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求同存异”外交原则的精神之上的。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一向都有不同的立场,但经济和文化合作关系是将双方连结起来的重要基础。维护两国间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共同基础,是中印双方不可推卸的责任,目前正在歧途上越走越远的印度政府尤其需要意识到这一点。(作者张晟、龙兴春分别是成都世通研究院研究员和执行院长)1596614443516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杨璐环球网159661444351610[]{"email":"script_silent@huanqiu.com","name":"沉默者"}
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爆发之后,印度朝野都显示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狂热情绪,这种民族主义狂热催生了印度国内较强烈的反华情绪。这一次反华浪潮企图使加勒万河谷一次普通的边境冲突恶化为中印间的经济全面脱钩。从部分印度民间的民族主义者鼓吹要抵制中国货开始,到后来印度政府居然也被这种非理性情绪所传染,以“国家安全”这一莫须有的理由突然封禁了106款中国的应用程序。印度政府甚至变本加厉,在非理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宣布禁止中国企业参与印度道路施工项目,同时宣布将对275个新的中国应用进行审查。印度教育部还启动审查印度高校的孔子学院和中印教育合作。中国的情况则与印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中国政府没有以行政手段限制印度企业在华的发展,甚至中国民众也没有发动任何引人注目的“抵制印货”运动,在中国几乎看不到任何明显的反印情绪。中印两国在此事上的反应如此截然不同,值得深思。 中印两国在此次事件上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姿态,但是中国实际上也十分理解印度的感受,因为大约十年前部分中国人也有着今天印度人这样的心境。还记得当年中日钓鱼岛争端爆发之时,不少中国城市也出现了大规模游行抗议和抵制日货的浪潮。部分抗议活动展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部分抗议者砸毁了中国同胞自己购买的日本汽车,抵制日货和日本餐馆的行为也使日本企业和日料餐馆的中国雇员蒙受损失。这些行动恰恰源于中国人对日本始终存在心里不平衡的现象。这种心里不平衡中既有二战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带给中国人民的历史创伤,也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面对日本这个相对富强的国家时心中难免存在的不自信感。在当时日本强于中国的力量对比格局之下,面对日本时难免有不自信的情绪,于是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以强势手段来维护自己国家尊严。在这些手段的背后,其实都有一种身为弱国的悲壮和受害者心理。 一旦理解这类大规模游行抗议和抵制活动的根源,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对于这种活动不再感兴趣了。在现今的国际权力格局之中,曾积贫积弱的中国已成长为一个富强的大国。我们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洗刷清了曾经的自卑感,也缓解了近代以来的历史创痛。中国民众相信政府有能力抵御任何外部侵略、有效保护国家利益和民众的安全。因此,中国无须通过“抵制印货”这样的草根运动来保卫国家利益。随着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两条赛道上超越了日本,中国社会原先的反日情绪其实也已经大大弱化。即便中日之间爆发类似的冲突,中国再次爆发极端反日游行和抵制日货行为的可能性也极小。值得强调的是,十多年前中国政府在面对反日浪潮时所表现出的成熟的战略定力。中国政府敏锐地意识到,大范围的抵制行为不但无法实现爱国主义目标,而且会损害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长期利益。面对这一系列抗议活动,中国政府采取了非常理性的应对态度,没有被民族主义情绪左右而停止中日经贸谈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十多年前中国的反日浪潮与如今印度的反华浪潮之间的相似之处与不同之处。两个浪潮的根源其实是是一致的:历史创伤和相对实力弱小所造成的自卑感。反华情绪是印度社会以弱者面对强者出现的自然反应。在中印关系上,中印两国在历史创伤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集体记忆。对中国人来说,1962年的中印战争只是我国西南国境线上的一场小战争,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巨大的损失,也没有对中国的国际地位造成负面影响。印度方面则完全不同。虽然1962年印度方面率先挑起战争,但印军很快被中国军队击溃,在边境战争中惨败。此外,这一次堪称屈辱性的惨败使得让自诩第三世界和“不结盟运动”领袖的印度在国际地位与号召力一落千丈。中印之间迥然不同的历史记忆造成了中印民众对于彼此完全不同的感性认知:中国民众对于1962年中印战争并没有太深刻的印象,既不怕印度也不恨印度;印度民众却仍然深陷“62年情结”,从而对所谓的“中国威胁”尤为敏感。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当今的权力对比格局之下,中国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军事上都比印度占优。中国与印度爆发冲突之时,中国民众并不紧张,我们完全相信中国政府将采取最优策略保护中国的利益,因此民众没有必要采取街头抗议或者抵制进口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国主义诉求。然而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则非常清楚自己的国家是当今权力格局中较弱势一方,因此对任何形式的“中国侵略行为”论调非常敏感,很容易采取极端行为。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历史创伤所致的民族主义以及作为权力格局中的较弱势一方的自卑感是一种正常而且可以理解的现象。但是如今真正危险的情况是,与中国政府不同,印度政府正被这种民族主义狂热所裹挟,甚至企图在政治上利用民众的反华情绪为执政党谋取选票支持。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使得中印之间的矛盾从领土问题开始向经济和文化领域蔓延。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印两国的友谊一开始是建立在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求同存异”外交原则的精神之上的。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一向都有不同的立场,但经济和文化合作关系是将双方连结起来的重要基础。维护两国间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共同基础,是中印双方不可推卸的责任,目前正在歧途上越走越远的印度政府尤其需要意识到这一点。(作者张晟、龙兴春分别是成都世通研究院研究员和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