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锋:面对无中心又多中心的欧洲

近年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是欧盟内部不断辩论的议题,不少政界和智库人士呼吁对涉华政策进行评估和调整,这是正常的。实际上,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中欧关系,需要双方在全面互动中不断通过客观理性的评估和调整,制定出既符合现实又可引领未来的政策与措施,保持双方关系沿着共商互惠的方向发展。

不过,欧盟的一些特性也决定了,打起交道来并不容易。

首先,欧盟缺乏政治中心,而这是对外发出同一个声音的基础。多年来,欧洲一体化进程步履维艰,英国“脱欧”更使欧盟遭受前所未有的创伤。这不仅仅是因为欧盟少了一个举足轻重的成员国,欧洲统一的理想话语也随之远去,动摇了关于欧盟是超越民族国家利益冲突的价值联盟的叙事。成员国之间发展程度和水平不同,导致欧盟整体结构不平衡,是引发各类内部纠纷的根源。随着欧盟边界在冷战结束后不断扩大,结构失衡引起的社会矛盾更加凸显,“新”“老”欧洲隔阂在加深,民族国家意识和利益取向在上升,欧盟的价值追求面临着“再民族化”“利益化”挑战。

本质上,各国领导人的政治命运由各国选民而非布鲁塞尔决定,领导人必须把本国选民置于所有议题之上,而且选举的时限就是其政策的界限,这决定了各国政治和政策往往缺乏长远谋划,主要关心的是欧盟各项规划中确定利益分配的预算,而不是道义和理想的表述。

此外,处于欧洲西部、经济发达的“老欧洲”是战后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核心力量,但随着英国“脱欧”,英法德“平衡三角”失去了重心,考验着法德两国领导人的胆识和智慧,也检验着其他各国领导人的承受力,实际上,各成员国对某一个国家独大始终保持着警觉。

其次,欧盟缺乏外交决策中心。外交决策过程分散在27个国家和代表各类不同利益的院外机构中,各个国家和利益集团往往有千差万别的利益诉求,形成一致的声音历来是巨大挑战,除非是一般性表态。法国和德国有着推行全球政策的经验和愿望,希望借助欧盟统一的外交框架施展更大的全球影响,而盟内小国或地处东部的国家则更关注从欧盟政策中获得直接利益,而不是塑造世界秩序的规划。各国的利益取向不同,造成欧盟的外交政策辩论给人留下的印象常常是:欧盟在世界上最难打交道的是自己。

在大国的推动下,欧盟越来越强调自己是价值同盟,其首要目标应该是用道义的话语力量统一各国不同的利益诉求,形成合力,避免分裂,这是有道理的。历史上,不断分裂的欧洲把自己和世界多次带入战争的灾难,保持欧洲的统一与和平不仅对欧洲生死攸关,也是欧洲对世界的责任。问题是,旨在内部统一和身份认同的价值话语,是否能有效地运用到对外关系上,外交“价值化”是真诚的道德追求,还是获取利益或是意志扩张的工具?

欧盟缺乏政治中心和外交决策中心,是由价值和利益双重构成的综合体系,这就意味着与欧盟打交道不仅仅是和某一国家交往,而同时也是在与一个体系往来。既要面对不同的利益,又要应对不同的“价值压力”。涉及相互利益,易于协商解决,因为利益实实在在。价值压力则不同,它旨在改变他人的生活方式,是超越正常关系的要求。借用德国外长马斯的话,就是在欧洲以外也要实现欧洲的价值。这很难不让欧洲以外的民族和国家联想起曾遭受过的欧洲扩张历史,这可能是欧盟推行价值外交时不曾想到的。但欧洲的历史学家还是对此保持着专业的敏感,著名学者莱因哈特在其关于欧洲殖民扩张的巨著中就写道:“欧洲还一直具有扩张性,尽管其世界历史意义的领导角色早已属于过去。”(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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