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海明、洪为民:香港如何做好面向内地的开放

新冠疫情引发的香港经济滞后效应正在逐渐浮现,近期已有研究报告显示香港将陷入“催化性衰退”。还有人担心,香港会在国家发展中被边缘化。面对疫情带来的挑战,以及邻近地区的快速发展,香港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对中央“送大礼”有依赖心理,而要扮演更加开放的窗口角色,尤其是做好面向内地的开放。

过去一段时间,香港遭遇了双重打击,一方面是社会风波的冲击,另一方面是疫情来袭。香港目前的失业率已达到6.4%,这是16年来最高的。今年香港GDP预计会出现较大的负增长,目前除了金融业,其他行业尤其航空业可以用惨淡来形容。

香港想脱困,要改革,更要开放。香港过去的开放,更多是面向西方国家的开放,香港过去的国际化,更多表现为“西方化”。但世界仍有很多国家和地区,香港未来要更加开放,真正实现“国际化”,就要对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放,同时也要对包括珠三角地区在内的更多祖国城市开放。

对香港而言,开放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上世纪70年代,时任港督麦理浩就已实施了对外开放政策。他一方面向国际社会开放金融业,包括先后撤销外汇管制、黄金交易管制,取消自1965年以来停止向外资银行发放牌照的规定,以及取消外币存款利息预扣税等放宽外资银行赴港开业措施,以此吸引美资、英资金融机构前往香港投资。麦理浩还设立工业投资促进委员会,以此吸引外资前来香港投资工业。

较少为人提及的是,麦理浩也重视向内地开放。他在1979年应邀访问北京等地,成为二战后首位官方访问内地的港督,改善了内地和香港的关系,并促进了两地的进一步交流与合作。

然而,如今香港的不少行业对内地的抗拒、封闭心态颇为强势,在一些方面甚至已累及自身。以医疗行业为例,新冠疫情暴发期间,内地医护原本可更大力援助香港,却被本地医疗界视为洪水猛兽;内地廉价的检测资源和试剂,也一度被不同利益集团抗拒,甚至横加诋毁。

其实,香港应向内地开放医疗、教育等更多行业。如果能够引进一定数量的具有国际水平、经费丰富、通晓英语和粤语的内地医护人员,不但有助于香港对抗疫情,也有助于香港市民接受更好、更全、更多选择的医疗服务。

开放教育行业的意义则更为深远。中小学生都是未成年人,容易受学校老师的影响,在部分老师的刻意引导下,他们容易被灌输反政府的政治理念。未来,香港特区政府应考虑进一步开放教育,引入多元办学团体,尤其是鼓励爱国爱港以及内地背景的办学团体在港办学。

香港面向内地的开放可从与深圳的深度互补入手。过去40年,深圳和香港是相互成就的。尤其前30年,深圳受益于香港人才、资金和技术以及产业转移,得以快速崛起;香港又因为制造业转移,让其腾出更多空间和资源大力发展金融业,成就了香港今天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深圳和香港以前是“青梅竹马”,现在可以“开花结果”了。未来深圳和香港可以运用各自的优势实现深度互补,一方面,香港拥有良好的教育资源,深圳拥有良好的创业环境,香港高校培养出的人才可以到深圳创业,这是一层互补;另一方面,香港拥有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在深圳发展壮大起来的企业也可以选择到香港上市融资,这是另一层互补。通过一去一来形成良性循环,深港可共同打造“离岸科技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香港向内地开放可以依托的平台。从数据上看,粤港澳大湾区拥有7000多万人口,而香港本土只有700万人口,当香港产品拿到大湾区售卖,营业额将有呈10倍增长的机会,广阔的市场是最直观的机遇。此外,生活在大湾区的居民收入普遍较高,他们有着广大投资债券市场、购买保险等需求,这都可以给香港金融业带来巨大支持,巩固和推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相信在国际金融中心和中国离岸科技中心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下,香港将进一步提升竞争优势,打造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这将不仅可以确保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龙头城市地位不褪色,也能进一步推动香港未来的社会、科技和经济发展。(作者分别是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香港特区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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