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波:美社会撕裂凸显精英与大众对立

美国候任总统拜登14日提出总额达1.9万亿美元的经济救助计划,以应对日趋恶化的新冠疫情、推动美国经济复苏。其中包括:向大多数美国人直接支付1400美元,连同12月的600美元在内,救济总金额将达到2000美元;将联邦每周失业救济金提高到400美元,并延长到9月底;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等。不少媒体评论认为,这一计划更多是拜登在上任前,对弥合美国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矛盾做出的最新努力。因为,美国政治精英心里很清楚,美国社会撕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纽约时报》近日刊发的一篇评论认为,特朗普在低学历选民中的基本盘之所以稳固,是因为民主党强调“精英人设”,正是“脱离群众”的倾向和“不接地气”的刻板印象助推了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崛起。该文援引的美国国会研究处一份报告指出,2019年开始的本届美国国会535名议员中,100%的参议员、95%的众议员都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作者由此建议,“应在国会招募没有上过大学的议员”,这样有助于“微妙地重建公众信任”。通过拉低学历改变“精英人设”作为反思“特朗普主义”的结论,基于将价值取向与教育程度作简单的一致性理解,这显然不是一个严肃而深刻的反思。不过,该文关于精英与大众关系的指向,却切中了问题的要害。

展开关于精英与大众关系的反思,不仅需要与不平等问题相联系,而且意味着这一问题的现实凸显。只要稍微了解全球化在成就资本全球扩张的同时也加剧了美国社会贫富分化的这一事实,就很容易理解在特朗普“反精英主义”的旗帜下为什么有那么多支持者。经济的不平等和教育的不平等一般呈现为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决定了后者的生成和发展,后者反过来进一步加深了贫富分化的程度。只要引入这一逻辑,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批低学历选民坚定地站在特朗普一边。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在《精英主义的陷阱》一书中关于精英教育的批判,为当下美国悬殊的贫富差距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他认为,精英教育对当今世界的贫富两极分化“做出了极大贡献”。美国五大名校的学生来自年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比率非常之高。这些有钱人的孩子在逐利游戏上本来就比普通人有更多的筹码,有了精英教育的加成之后,他们更是所向披靡。精英教育之于精英阶层复制意义,显然颠覆了“富不过三代”的传统观念。

全球化强化了资本的逻辑,各类资源越来越多地向以资本家为主体的精英阶层集中,马太效应成为资本逻辑的表现形态和检验的标准。当教育作为一种资源循就资本逻辑的时候,教育资源也具有了垄断性特征。换言之,教育就不再是助推向上流动的力量反而成为拉大社会贫富分化的工具。缺乏资源和资本的中低阶层哪怕再重视教育也很难竞争过他们,因此上升渠道变得越来越窄,向上流动也就自然变得越来越艰难。

阶层固化的过程,也是精英与大众逐渐疏离和强化对立的过程。民粹主义的解释虽然五花八门,但可以确认这个意识形态概念中一般包含着对精英的反对和对平等的诉求这两个辩证统一的内容,而平等观念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的大众化性质赋予。从阶级的视角看,贫富差距以及各种不平等带来的不是什么所谓的“失败国家”,更不是什么所谓的“失败世界”,因为失败不应从抽象意义上理解,一部分人的失败总是反衬出另一部分人的成功。

全球化带来了经济繁荣和发展,但两极分化这个副产品被一些人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资本输入的国家,更存在于资本输出的国家。资本在技术和全球化的帮助下,在压缩美国中产阶级进而改变社会结构外部特征的同时,也严重撕裂了美国社会。精英和大众一起被资本推入了一个巨大的陷阱之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这一幕在显示资本对美国社会的统治程度的同时,也显示出美国社会的危机程度。“在国会招募更多没有上过大学的议员”的想法虽然略显幼稚,但至少感受到作者对美国未来的高度紧张,正如德国《商报》网站一篇文章指出的,充满仇恨地与所谓精英划清界限以及对民主制度的不信任,是一场现代文化战争的征兆。美国大选过程中凸显的意识形态冲突,尽管不是发生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但是在客观层面已经宣布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

当前美国精英与大众之间冲突无疑是一面镜子。资本作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范畴,如今在国内不少语境中早已作为中性概念泛化使用着,这是资本逻辑麻醉和遮蔽功能的显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资本逻辑还是权力逻辑都是一个需要承认的客观存在,只有始终坚持大众的根本立场,将打击权力精英的背叛和抑制资本逻辑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缓和精英和大众之间的疏离和对立。(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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