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m0u1WGFw5作者:于铁军opinion.huanqiu.comarticle于铁军:深切怀念傅高义先生/e3pmub6h5/e3pr9baf6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于铁军读到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先生去年12月起草的“走向美中关系的优化管理”的倡议,禁不住想再次对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殚精竭虑、并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傅高义先生表达由衷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我是1999年参加傅高义先生、袁明老师和日本的田中明彦教授三位在东京国际文化会馆共同组织的中美日三角关系(1972-1992)会议的时候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傅高义先生的。之后2005年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以及2018-19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做富布莱特访问学者期间,我曾两次到傅高义先生府上就中美日三边关系对先生进行过访谈,此外就是傅先生来北京大学参会和访问的时候的几次见面。虽然接触有限,但先生的为人处世、学问风范仍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后学,我的教学和研究领域也与中美日关系(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有关,对于傅先生的著作一直都很关注。身处其中,更觉先生同时作为美国学术界中国研究和日本研究巨擘所作出的学术贡献,令人高山仰止。另外,近年来我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学研究之余,也在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做一点儿政策研究工作,这也让我同样体会到面对激烈的国际政治斗争和高昂的民众情绪,像傅先生那样既能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慎思明辨,又勇于将自己的思想付诸于行动,是有多么的不易。傅高义先生著作等身,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在中国研究和日本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中国研究方面,其在不同时期撰写的《邓小平时代》《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等记录了大变革时期中国的人与事,将足以传世。其为学路径,也对当下人文社会科学中聚讼纷纭的方法论之争有巨大的启发意义。从学术背景上来说,傅先生接受的是社会学的训练,之后从事的主要是区域国别研究、比较政治学和历史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他做学问的方式跟当下美国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方式不太一样,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但在傅先生这里可以说做到了一种极致,这包括对中日两国语言的掌握,持续、广泛、大量的田野调查,对研究对象国的历史、文化、习俗、民情的深入了解,在中国和日本拥有深厚的人脉,通过脚踏实地地广交朋友建立起最珍贵的彼此之间的理解和信任等,所以他被认为是既有严格的学科和专业训练,又真正懂中国和日本文化、了解对方思维方式和真实想法的“中国通”和“日本通”。我觉得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这是真正接地气的真学问,也是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真正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桥梁”作用的基础。 正因为如此,傅高义先生在中日和中美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重要、非常独特,也可以说是难以替代的。作为美国老一代德高望重的中国学家和日本学家,一位真正希望中美日三边关系和平友好的智者,我觉得他特别有担当。在2010-2014年中日关系趋于紧张,两国民众群情激奋、怒目相向的时候,作为中国和日本朋友的傅高义先生毅然放下他手中最想做的工作,花7年时间去撰写一本回溯1500年中日两国交往史的书《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就是为了使两国人民都认识到,历史上中日两国的互相学习曾给两国所带来的巨大收益,双方共享、共赢,也造就了两国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两国关系的特殊性,因此中日两国应该立足长远。其良苦用心,令人感动。近几年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两国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的时候,傅高义先生又在耄耋之年挺身而出。2019年7月,傅先生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傅泰林(Taylor Fravel)教授等五人共同起草了致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国会议员的公开信《中国不是敌人》,经美国百名专家学者及政商界知名人士联署后投书《华盛顿邮报》,剀切直言,认为敌视中国不仅对美国无益,而且这种做法也将会孤立美国。我还记得,2018年9月我到访傅高义先生的家,傅先生针对当时已经举步维艰的中美关系表情凝重地对我说,当下美国了解中国的学者发声的好像不多,像他这样的美国老一辈中那些知道中美关系怎么从当初困难情况下走过来的人,应该在这个时刻发挥自己的作用。接下去,他就真的发声了。先是作为联名信的发起人,然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又提出了“傅高义倡议”,推动哈佛大学和北京大学的部分教员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和转圜建言献策。虽然中美关系面临重重困难,但傅先生基于自己的信念及其长期的研究和经验,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中美关系向积极的、建设性的方向发展,可谓可亲可敬。作为晚辈,我觉得傅高义先生特别符合中国传统士人所向往、所追求的“三不朽”,即立德、立言和立功。在我看来,有良知、有担当,有责任感、有使命感,不媚于世,不惑于众,择善而固从,此所谓立德。学识渊博,著书立说,言传身教,六十载桃李满天下,此所谓立言。在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遇到困难时,不曲学阿世,而是仔细倾听对方,并运用自己的专业学识发出善意的、理性的、独立的声音,努力使中日美三国之间减少误解,和平友好,此所谓立功。人之一世,此三者中能居其一已属不易,而在傅先生身上,三者却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岂不伟哉!正因为傅先生在德、言、行三方面都堪称楷模,是一位仁者、智者和勇者,所以当12月20日傅高义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在中国、日本和美国都引发了广泛的、就一位学者而言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悼念活动,几代学人在他们的回忆和纪念文章中都谈到了傅高义的为人,包括他的谦虚、平和、睿智、渊博,他对后辈的奖掖和关心,他乐于倾听、善于沟通,他探求知识的激情和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其音容笑貌,如在眼前。相信先生的学识、精神和风范,未来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而作为后来者,我相信对傅高义先生的最好的纪念,就是继承他未竟的事业,推动中美关系向着妥善处理分歧、逐步增加信任、努力加强合作的方向发展。“傅高义倡议”经哈佛大学部分教员联名签署,既是对他遗志的继承,也是对未来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一种期盼。1612290409705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赵建东环球时报161230633549311[]{"email":"script_silent@huanqiu.com","name":"沉默者"}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于铁军读到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先生去年12月起草的“走向美中关系的优化管理”的倡议,禁不住想再次对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殚精竭虑、并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傅高义先生表达由衷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我是1999年参加傅高义先生、袁明老师和日本的田中明彦教授三位在东京国际文化会馆共同组织的中美日三角关系(1972-1992)会议的时候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傅高义先生的。之后2005年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以及2018-19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做富布莱特访问学者期间,我曾两次到傅高义先生府上就中美日三边关系对先生进行过访谈,此外就是傅先生来北京大学参会和访问的时候的几次见面。虽然接触有限,但先生的为人处世、学问风范仍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后学,我的教学和研究领域也与中美日关系(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有关,对于傅先生的著作一直都很关注。身处其中,更觉先生同时作为美国学术界中国研究和日本研究巨擘所作出的学术贡献,令人高山仰止。另外,近年来我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学研究之余,也在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做一点儿政策研究工作,这也让我同样体会到面对激烈的国际政治斗争和高昂的民众情绪,像傅先生那样既能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慎思明辨,又勇于将自己的思想付诸于行动,是有多么的不易。傅高义先生著作等身,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在中国研究和日本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中国研究方面,其在不同时期撰写的《邓小平时代》《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等记录了大变革时期中国的人与事,将足以传世。其为学路径,也对当下人文社会科学中聚讼纷纭的方法论之争有巨大的启发意义。从学术背景上来说,傅先生接受的是社会学的训练,之后从事的主要是区域国别研究、比较政治学和历史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他做学问的方式跟当下美国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方式不太一样,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但在傅先生这里可以说做到了一种极致,这包括对中日两国语言的掌握,持续、广泛、大量的田野调查,对研究对象国的历史、文化、习俗、民情的深入了解,在中国和日本拥有深厚的人脉,通过脚踏实地地广交朋友建立起最珍贵的彼此之间的理解和信任等,所以他被认为是既有严格的学科和专业训练,又真正懂中国和日本文化、了解对方思维方式和真实想法的“中国通”和“日本通”。我觉得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这是真正接地气的真学问,也是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真正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桥梁”作用的基础。 正因为如此,傅高义先生在中日和中美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重要、非常独特,也可以说是难以替代的。作为美国老一代德高望重的中国学家和日本学家,一位真正希望中美日三边关系和平友好的智者,我觉得他特别有担当。在2010-2014年中日关系趋于紧张,两国民众群情激奋、怒目相向的时候,作为中国和日本朋友的傅高义先生毅然放下他手中最想做的工作,花7年时间去撰写一本回溯1500年中日两国交往史的书《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就是为了使两国人民都认识到,历史上中日两国的互相学习曾给两国所带来的巨大收益,双方共享、共赢,也造就了两国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两国关系的特殊性,因此中日两国应该立足长远。其良苦用心,令人感动。近几年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两国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的时候,傅高义先生又在耄耋之年挺身而出。2019年7月,傅先生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傅泰林(Taylor Fravel)教授等五人共同起草了致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国会议员的公开信《中国不是敌人》,经美国百名专家学者及政商界知名人士联署后投书《华盛顿邮报》,剀切直言,认为敌视中国不仅对美国无益,而且这种做法也将会孤立美国。我还记得,2018年9月我到访傅高义先生的家,傅先生针对当时已经举步维艰的中美关系表情凝重地对我说,当下美国了解中国的学者发声的好像不多,像他这样的美国老一辈中那些知道中美关系怎么从当初困难情况下走过来的人,应该在这个时刻发挥自己的作用。接下去,他就真的发声了。先是作为联名信的发起人,然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又提出了“傅高义倡议”,推动哈佛大学和北京大学的部分教员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和转圜建言献策。虽然中美关系面临重重困难,但傅先生基于自己的信念及其长期的研究和经验,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中美关系向积极的、建设性的方向发展,可谓可亲可敬。作为晚辈,我觉得傅高义先生特别符合中国传统士人所向往、所追求的“三不朽”,即立德、立言和立功。在我看来,有良知、有担当,有责任感、有使命感,不媚于世,不惑于众,择善而固从,此所谓立德。学识渊博,著书立说,言传身教,六十载桃李满天下,此所谓立言。在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遇到困难时,不曲学阿世,而是仔细倾听对方,并运用自己的专业学识发出善意的、理性的、独立的声音,努力使中日美三国之间减少误解,和平友好,此所谓立功。人之一世,此三者中能居其一已属不易,而在傅先生身上,三者却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岂不伟哉!正因为傅先生在德、言、行三方面都堪称楷模,是一位仁者、智者和勇者,所以当12月20日傅高义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在中国、日本和美国都引发了广泛的、就一位学者而言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悼念活动,几代学人在他们的回忆和纪念文章中都谈到了傅高义的为人,包括他的谦虚、平和、睿智、渊博,他对后辈的奖掖和关心,他乐于倾听、善于沟通,他探求知识的激情和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其音容笑貌,如在眼前。相信先生的学识、精神和风范,未来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而作为后来者,我相信对傅高义先生的最好的纪念,就是继承他未竟的事业,推动中美关系向着妥善处理分歧、逐步增加信任、努力加强合作的方向发展。“傅高义倡议”经哈佛大学部分教员联名签署,既是对他遗志的继承,也是对未来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一种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