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佳山:在互联网化的春节里寻找年味

在未来,当我们回望当下的时候,或许红包大战就是对这一周期节日文化的标签性认识之一,这确实是拜互联网所赐。当然,这么说并不是简单的贬义或否定,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过年”,也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那样的天经地义、理所应当。

春节,也就是农历新年,凝结着所有中华儿女的情感寄托和精神归宿。作为传统农耕文明的结晶,“年”的概念,最初的含意就是农业的时间标尺,就是指谷物的生长周期。到了汉武帝年间,春节的礼俗和规制开始一代代地薪火相传,根植在中国人的深层文化认知结构里。

到了近代,春节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也和中华民族在近代中的命运一样,遭遇了那个年代的颠沛流离。辛亥革命之后的1912年,民国政府就专门颁布政令,废除了已通行4000多年的阴历,并明令取缔春节。这也是为什么1956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出品《春节大联欢》,当时受到那样的欢迎。因为19世纪以来,随着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全世界所有国家,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传统文明古国,都不得不推行和适应以阳历、公历为代表的现代时间制度,能否协调好传统文化制度下的纪年历法观念与现代时间制度的冲突,考验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后发国家。直到新中国,才有效地解决了阳历和阴历两种时间观念下,困扰现代中国近半个世纪的“过年”问题。

所以,作为春晚鼻祖的《春节大联欢》,几乎汇聚了那个时代我国文化艺术界的全部精英,作为当时的新媒介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向全国转播了演出的盛况。那次转播的规模和范围,对于那个年代的世界传媒界而言,都是一件具有时代节点意义的大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今天这个互联网化的春节。无论是1956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的《春节大联欢》,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广播电视、卫星电视直播的春晚,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新媒介对于维系和传播传统节日文化,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互联网还将继续深入改造和重构以春节为代表的传统节日文化的当代形态,近几年的红包大战等全新的文化症候,恐怕只是大历史来临前的序曲和前奏。

显然,这几年春节期间喧嚣不已的红包大战背后的核心问题,是新旧媒介格局的历史性更迭。以电视为代表的广电行业全面陷入下行通道差不多已经得到全社会的认同,作为新媒介的互联网在这场媒介迭代中要完成的,正是对整体性社会生活的全面介入。就像已经沦为旧媒介的电视在过去30多年曾发挥的影响一样,互联网时代的变革正在以一种摧枯拉朽的方式,席卷着我们今天朝九晚五的日常形态,新的技术及其应用也在诸如红包大战等新生事物中,悄无声息地进入到我们柴米油盐般的家庭生活。发生在近年春节中的种种新变,将注定不仅仅是互联网领域的大事,甚至在人类文化史上都会留下浓重的一笔,这一切的意义需要在未来予以进一步的评估和认知。

然而,尽管眼下新旧媒介正在快速迭代,但春节作为全球中华儿女的身份认同、文化认知的核心载体从未改变。所以,作为对近年来越来越互联网化的春节的初步总结,自然也离不开对于这种正在迭代中的传统节日文化的评估。

新的传统节日文化形态正在以一种泥沙俱下的方式全面、深入、彻底地袭来,对它的评价更是对它所代表的未来的评价。互联网时代的产物是否挑战甚至颠覆春晚并不重要,仅仅30多年的电视直播春晚放在4000多年的春节历史中,不过只是沧海一粟,被新的媒介和新的内容逻辑所取代也只是时间问题,这只是传统节日文化形态在现代时间体系下最正常的新陈代谢。

真正的问题在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尽管为今天的春节节日文化形态提供了有着接近全民参与性的文化娱乐形式,但目前以及在可预计的未来,这种泥沙俱下的现状的最大体现就是,依托于互联网的新的文化娱乐形式,至少在眼下尚还没有实质性地增强华夏儿女所依赖和痴迷的“年味”。因为正是这种“年味”才是每年让祖国大地有着在世界历史上都堪称奇迹的人口流动,无论任何阶层、任何民族,都在这种“年味”中坚守和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情感寄托和精神归宿,这也是现代春节对于传统节日文化体系顶层设计的最大意义所在。

新春伊始,在越来越互联网化的春节里,我们最该期待什么?的确,所有新生事物都要面对现实的挫折和历史的反复,但所有新生事物的革命性也正在于其自身的高度开放性和广泛参与性。那么,是否能让更多的社会群体、社会力量参与到这场传统节日文化的迭代进程中,并创造出具有可以为未来提供新的文化认同的文化娱乐内容资源,也就直接意味着是否可以让更多的社会群体、社会力量参与到通往未来的移动互联网浪潮。因为这最终指向的是,我们是否还能期待一个开放性的未来。(作者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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