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理性看待农村“剩男”现象

春节期间,农村“剩男”现象再次引起媒体关注。客观上,一些地区农村男青年结婚难问题,已经给当地社会造成一定冲击。比如,一些地方盛行高价彩礼,农民家庭负担加重;一些农村“剩男”因为结婚无望,失去奋斗的动力,成了贫困户。客观上,农村“剩男”现象有极其复杂的社会因素,指望短期内解决,既不现实,也无必要。笔者认为,只有认真分析农村“剩男”现象的本质,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农村“剩男”问题之所以在这几年凸显,实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客观上,这几年的适婚人口,其出生之时恰逢计划生育政策强力推行的时期,而这一时期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严重不均衡。人们通常说的剩下3000万男性人口,便是这一历史因素造成的。然而,如果考虑到婚姻梯度的规律,性别比失衡未必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一个相对传统的通婚圈内,富庶的地方往往是婚姻高地,那些条件较差地区的女性容易流入富庶之地,结果是婚姻高地的“剩男”总是比较少的,但婚姻低地的剩男,却是常见现象。

最近十余年间,中国城市化的水平大幅度提高,这在两个方面使农村“剩男”成为社会问题。一是,农村男女青年均往城市务工,传统的通婚圈已经被打破。在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同时,全国统一的婚姻市场已然形成,传统的婚姻圈已经被打破。这意味着,在性别比失衡的情况下,除了少数发达地区,几乎所有中西部农村男青年都面临婚姻竞争压力,哪怕其处于传统婚姻圈的婚姻高地。二是,在城市化推动下,“进城”已经成为农民家庭的主要目标。最近十年,绝大多数地方的城市化是在婚姻、教育等拉动下进行的。城里有一套房,成为很多地区年轻人结婚的标配。对于大部分农民家庭而言,在城市购置一套婚房,不仅将花完积蓄,还意味着将透支家庭几乎所有成员未来多年的收入。这种透支行为,是在婚姻匹配过程中发生的,根源却是快速城市化。

农村“剩男”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婚配难题,而是聚结了诸多社会矛盾。其中最核心的是,它是社会竞争加剧的重要表征。过去,一个健康男子,只要积极上进,父母长辈也合力为其张罗,总归会找到媳妇。而不少“光棍”有一些共同特征,比如身体有缺陷,处于极贫状态,或是家庭成员的“风评”不好等等。“剩男”之所以剩下,并不一定是社会竞争导致的结果,而是婚姻匹配的内在要求在起作用。现如今,一个健康男子,哪怕积极上进,父母上心,也未必能找到媳妇。农村“剩男”的表征很多元,但他们大都是社会竞争的弱者。典型表现是,如果一个适龄男子无法在城里买一套房,便意味着其无法为子女提供城市的医疗、教育等服务,更不可能满足大多数年轻人的城市梦,现代家庭也就无法建立。

在这个意义上,在人口学的意义上,农村“剩男”问题短期内无解。有些观点认为,可以在农村“剩男”和城市“剩女”之间“拉郎配”,且不管有无实操性,即便有,最终结果也是南辕北辙。农村“剩男”本就是社会竞争的失败者,而城市“剩女”的主体恰恰是独立女性,她们受过良好教育,也有较高收入,并且有开放的婚姻观念,如何匹配?

但从社会学的意义上,农村“剩男”的问题是可以缓解的。随着城乡差距的缩小,尤其是在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活方式转型上,城乡融合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的生育观念、婚姻观念也必将发生改变。当前,很多农村地区通过移风易俗,抵制天价彩礼等措施,尽量缓解“剩男”导致的社会问题,对于改变婚育观念,有一定作用。但从根本上看,只有农村地区也普遍具有了独立、平等和自由的婚育观念,因“剩男”而导致的社会问题才会大幅度减少。(作者是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著《基层中国》)

相关新闻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