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华盛顿将反腐武器化,用心不善

美国白宫6月3日发布一份文件,题为《关于将反腐败确立为美国国家安全核心利益的备忘录》。这份文件同时宣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多出了一种新的文件类型,即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上述反腐败备忘录,是这种备忘录的第一号文件。

综合已有的各方分析和解读,结合《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可以发现,本届美国政府基于国家安全以及国内政治等多重考量,不仅将反腐问题政治化、安全化,而且还准备寻找务实路径,将反腐败问题武器化,继而实现在国际上用反腐败问题实施“颜色革命”、跨国干涉异己、牵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目标。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反腐败,尤其是打击跨国腐败,本身早就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从实践看,这种合作主要是通过司法领域的务实沟通与合作展开的,有非常成熟的机制。不过就这方面的实践看,美国在世界上本是一个特例:从制度安排看,通过游说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美国是世界上少数腐败问题合法化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对全球各国,尤其是与美国持不同立场国家的罪犯,包括腐败分子的包庇和掩护,也是美国长期实践中的一个鲜明特色。

其次,这次的关注聚焦于美国政府推动反腐败问题安全化的主要政策性考量:将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以及中央情报局纳入其中,在全球范围开启情报机构介入反腐败工作的先例。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核心技能之一,是欺骗、撒谎和偷窃;这样一个机构公开介入反腐败的实践操作,人们有理由担心,反腐败将成为中央情报局进行栽赃、陷害以及抹黑的最新理由。用情报机构进行的反腐败工作,将实质性危害真正需要严肃认真对待的反腐败问题,并对全球反腐败的司法务实合作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第三,此次《备忘录》第二节第6项的内容,揭示了拜登政府对反腐败问题安全化的多重考量。在这部分,拜登政府突出所谓“战略性腐败”,或者借用美国“政治”网站的报道,“武器化”腐败的概念,表现的是美国对心目中唯二能够与华盛顿进行全球对等竞争的国家,俄罗斯以及中国的担心。所谓“战略性腐败”,就是任何被认为从俄罗斯或者中国拿了不符合美国政府各种规定的资助,在美国国内开展活动的行为。具体来说,开设空壳公司,利用美国的规定进行游说,以及在网络空间散布“虚假信息”,都是美方的防范重点。打击对象中,除了被美国认定的外国政要、国企等之外,还包括他们在美国的合作方。这或许可以称之为“懂王条款”,也就是聚焦拜登的前任与俄罗斯那段引发无数猜测的关系。虽然司法程序无法确认“通俄门”,那么“反腐备忘录”显然可以重新定义这位前任与俄罗斯在商业上的某种往来,继而用“腐败”和“反腐败”的名义进行对应处置。

从操作层面看,华盛顿的基本设想是要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一个机构,名为民主和人权局,具体推行这项工作。“反腐备忘录”的出现,体现了拜登总统对反腐败问题长期持续的密切关注,但同时,它涉及到副总统办公室、国务院、财政部、国防部、司法部、商务部、能源部、国土安全部、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国家情报局局长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办公室、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家安全局。这个庞杂的覆盖范围,决定了这份备忘录的执行需要相应的时间,目前看,是200天,也就是到2021年12月20日左右,要出一份报告,然后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敦促总统推进后续工作。

这种构想和操作路径符合拜登个人的经验: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出任副总统的拜登就在乌克兰以“调查腐败”为抓手,清理和打击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他将反腐败纳入广义民主人权框架,有助于改善和提升在新冠疫情灾难中遭遇重大损失的美西方原有普世价值观,为美国即将召开的民主峰会注入新的价值性议题。当然,从可能的实践看,在诸如阿尔斯通和华为等案例中,编造司法性质的理由或者借口,用法律武器作为工具和手段,对美国眼中的战略竞争者进行系统打压、围剿乃至劫掠,是一种常态化的政策选项,拜登政府毫无疑问希望进一步强化这种工具,从而更好地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

对中国企业来说,在海外的商业活动,无论是否与美国相关,都要做好提升自身合规能力,有效因应美国反腐败名义下的长臂管辖、商业性目的驱动的劫掠,以及以孟晚舟事件为代表的在特定情况下的政治绑架。中国政府应该高度重视美方的这一动向,关注美方的行为模式,做好回应美方用所谓反腐败问题,在贸易和金融两个领域逼迫中国做出美方预期让步的各种策略准备。继而,探索更加有效的政策工具体系,为对等保障中国海外企业在当地应有的利益,做出更多更积极的贡献。(作者是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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