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疫情冲击“阿拉伯之春”样板

25日,突尼斯总统赛义德宣布解除总理迈希希职务,同时解除所有议员的豁免权,冻结议会,并宣布将任命新总理。赛义德做出解除总理职务的决策,直接原因是现任政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不力,缺乏有效措施提振经济并解决失业问题。就在赛义德做出这一决策之前,突尼斯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解散政府和议会,并在部分地区与警察发生冲突。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突尼斯政局动荡与经济萧条的困境由来已久。

突尼斯被西方媒体视为中东剧变唯一“成功”的案例。按照西方机构的统计,突尼斯在全球180个国家中,言论自由程度从2011年的150位提升至2020年的72位。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突尼斯的实际状况始终并不乐观。

一方面,政治碎片化趋势明显。在2011年本·阿里倒台后,突尼斯由威权强人统治转向议会民主政体。在“茉莉花革命”后首次进行的选举中,就出现了81个政党和独立候选人。此后,这种政治碎片化状况始终伴随着突尼斯的政治进程。就在赛义德总统宣布冻结议会前,突尼斯议会中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持有超过1/4的席位。这种状况使突尼斯政府缺乏足够的能力应对挑战。当前,突尼斯是北非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第四波疫情冲击下,突尼斯疫情防控压力巨大。而突尼斯经济严重依赖旅游业,疫情形势直接影响该国旅游收入和相关就业。即使没有这场疫情,突尼斯同样饱受政治瘫痪、官员腐败、国家能力弱化之苦。不少突尼斯人对现状日益感到厌倦。盖洛普民调显示,64%的突尼斯人不信任本国政府,79%的受访者认为当前政府比本·阿里时期更加腐败。

另一方面,经济状况今不如昔。据统计,2010-2019年间,突尼斯GDP下降12%,人均收入下降18%。年龄在24-39岁的年轻人30%没有工作。2020年GDP下降11.5%。2019年,突尼斯向世界银行、非洲发展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借款超过30亿美元。这些借款只有15.5%用于创造财富、减少失业的生产领域,其余都用于政府日常开销、购买消费品和发放工资。

在此背景下,许多突尼斯人甚至迁怒于引发“茉莉花革命”的自焚小贩布瓦吉吉,认为是他毁掉了突尼斯的正常生活。英国《卫报》调查显示,84%的突尼斯人认为“阿拉伯之春”后贫富差距扩大,59%的人“不会原谅当时的革命者”。近年来,几乎每个“茉莉花革命”周年之际,突尼斯都会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仅2019年,突尼斯就发生了9000多起社会抗议。突尼斯参加极端“圣战”组织的平均人数也位居世界之首。

在笔者看来,突尼斯现状与“茉莉花革命”之后的政治转型直接相关。

集中式政体原本是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传统和常态性现象,是诸多客观因素共同塑造的结果。阿拉伯国家在赢得国家独立后,大多面临着国防安全、经济发展、国族建构等多重任务,要实现赶上发达国家的宏伟目标,大多选择通过集中式政体来强化资源汲取和分配能力。从效果看,这种政体比分权为特征的民主政体更能有效地进行社会政治动员,并使阿拉伯世界获得世界性影响。

近几十年来,一些阿拉伯国家出现治理危机乃至最终爆发“阿拉伯之春”,主要症结在于当权者日渐背离人民,将服务多数民众转向服务少数精英,乃至完全服务于家族利益。政权从服务人民的国之公器,变成为少数权贵捞取好处的方便工具。这样的统治模式当然会引起民众的反感和反抗。

衡量政治治理优劣主要看两大标准:一是代表性,即政权的阶级基础问题;二是有效性问题,即政府权力能否有效行使。毫无疑问,代表性强和有效性强的治理模式,无疑是一种“好的治理”。比方说,一把刀非常锋利,这应是优点而不是缺点,关键是“刀把子”握在谁手。正确做法是让好人掌握“刀把子”,而不是将刀变钝。正如亨廷顿所说:“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

西方“民主万能论”的问题在于,引导人们简单地将所有问题和弊端归咎于政体本身,而不是帮助人们认识导致结构性困境的症结所在。在2011年中东剧变后,在国家何去何从的转型历史关头,一些北非国家将打碎原有政体、转向分权政体视为头等大事,将“民主转型”作为纾解困境的制胜之道。这实际是个“把刀磨钝”的过程。列宁曾说过:“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到底都是阶级变动。”照此衡量,“阿拉伯之春”不是一场具有更大历史进步意义的社会革命,而是一场“只开花不结果”的“革命”。(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相关新闻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