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gHNwDoKew作者：沈逸opinion.huanqiu.comarticle沈逸：正确识别和应对美西方的“词汇陷阱”/e3pmub6h5/e3pr9baf6<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p>对中国来说，与世界的交流中涉及的话语、概念、词汇以及背后的知识体系，已经成为一个无形的博弈领域。在此发展过程中，正在发生从知识体系向词汇标签转变的进程。</p><p>此前美西方国家习惯性使用“人权”“自由”“民主”等概念，支撑对中国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评价体系。这些概念背后，对应着一套相对比较完整的制度设计与治理模式。其最有力的证据，是在相应领域西方所具有的客观实践。随着中外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尤其是伴随西方这套治理体系在实践中暴露出越来越无法被解释的缺陷和问题，新出现的现象是，美西方开始不断创造出一些词汇，诸如“战狼外交”“经济胁迫”等，用于对中国进行负面的标识，并进行相应的批判。从实践看，这些标签本质上是一些文字的排列组合游戏，用一些看似可以直觉化理解，但缺乏准确含义且经不起系统检验的表述，用来挖坑，给中国设置所谓“词汇陷阱”。</p> <adv-loader __attr__inner="7004636" __attr__style="width: auto;position: relative;float: left;border: 1px solid #ebebeb; padding: 20px;overflow: hidden;margin: 10px 30px 40px 0;"></adv-loader> <p>这种招数其实并不特别新鲜。冷战时期，对苏东阵营，此类方法也曾经广泛使用过。比较典型的标签，是使用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词汇标签，来标识苏联领导人。相应的后果，历史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展示。</p><p><i class="pic-con"><img data-alt=""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e5558d954f57272aee2785140d1227b6u5.jpg?imageView2/2/w/1260" /></i></p><p>陷入这种“词汇陷阱”后，通常有三种比较常见的表现：</p><p>第一种表现，是将这些本质上属于被人为制造出来的标签，当成某种值得追求的目标，进行内生的“合理化”，进而真的将它们作为制定政策的指南和目标。最典型的案例之一，就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沉迷在美西方媒体对自己“改革派”和“开明领导人”的颂扬中，最终导致30年前那场极具魔幻色彩的政治悲喜剧。</p><p>第二种表现，是从另一个方面去认识和理解一些负面标签，陷入台湾岛内俗称的“拿香跟着拜”的被动应付局面。直白地说，本质上就是仍然执着于“自身发展必须得到西方认可”，然后将西方为了打压对手发明的“词汇标签”当成某种必须去除的标志，陷入“污蔑-辩解-再污蔑-再辩解”的被动应对循环。不仅应对效果不好，而且容易陷入因为持续辩白而迷失自我的尴尬境地。</p><p>第三种表现，是从错误的方面总结西方挖“词汇陷阱”背后的能力和技术，将美西方媒体玩弄空洞词藻贴标签的能力，当成某种全新的知识体系，或者当成西方的先进经验，并沉溺其中不可自拔。这种挖掘“词汇陷阱”的功夫，对西方来说，很大程度上是无法推动实现实质性变革的情况下，用于自我麻醉和自我满足的替代性工具。很多情况下，“贴标签”被当成“解决问题”与“战胜对手”的替代品。在有限度借鉴某些技术层面操作性方法用于战略博弈的同时，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避免走上歧路。</p><p>整体看，识别并正确应对这种“词汇陷阱”的威胁和挑战，首要问题是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也就是回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框架下，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认识和理解当代世界在传播领域的真实规律。就国际传播的博弈需求而言，需要回到传播的初心与使命，回到所谓“话语权”的基石，形成对自己的正确认识。显然，对中国来说，国际传播的目标，不是奢求西方的赞美、肯定与认可，而是要传播事实与真相，矫正歪曲与抹黑。这种博弈应该聚焦于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主场，即中国的发展取得的实质性成就、取得的真实经验和作出的实际贡献。</p><p>同时，在这种传播博弈的过程中，要注意形成并完善属于自己的节奏，而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以及被动且机械的简单反驳与否认。从这种意义上说，讲好中国故事，不是说只能讲中国的好故事，也包括讲中国的经验和教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但是，这里的教训、问题以及挑战，都应该是在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中，根据中国自身的利益进行的判断，而非简单适用美西方事前选择性地为中国设置的标准来进行判断。这种竞争，是一种“展示型”的竞争。</p><p>我们当然要吸取美西方的经验，那就是强悍的修辞能力支撑起来的词语标签创造技巧，以及符合时代特征的、流畅的叙事体系创设和应用的能力。同时，还要汲取对方的教训，自觉抵制过度膨胀的言说技巧对客观真实的过度侵蚀。</p><p>从更长的历史尺度进行系统观察可以发现，当下，西方舆论热衷为中国持续挖掘“词汇陷阱”这个现象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西方传播学陷入困境的表现。它已经失去传播学应该具有的认知现实，对现实进行批判性思考，继而帮助主体矫正自身行为，从而形成正向循环的初心。现实中存在这样的情况，即当外部世界出现让美西方不舒服的现象时，他们就贴标签，对其进行合理化解释，从而让受众以为，世界继续保持着他们想象中“岁月静好”的样子。原先承担批判功能的传媒，因此变成他们服用的认知麻醉品，这让人唏嘘。这样做的长期结果之一，刚刚在阿富汗出现过。2019年美国自身的调查报告显示，华盛顿从2001年开始就使用话语标签粉饰阿富汗形势，比如将自杀式袭击说成是当地抵抗力量“陷入绝望”的表现。这种贴标签的操作，直到2021年阿富汗局势出现闪崩，并再也无法被任何标签粉饰为止。</p><p>对中国来说，吸取这些经验教训，正确识别和应对美西方“词汇陷阱”的冲击与挑战，在平视世界的新时代构建更加完善的国际沟通体系，更自信地与世界进行沟通和交流，是我们新时期必须完成的一项新任务。▲（作者是复旦大学网络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p></section></article>1631058370194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王怡环球时报163105837019411[]{"email":"wangyi@huanqiu.com","name":"王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