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跨国科技公司:欢呼之后的疑虑

二十多年前,当美国首先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概念,一批以互联网和数字通信为基础的新型科技公司出现时,人们曾为之而欢呼,认为一个去中心的、更加民主的时代将来临。然而,时至今日,对那些财富规模可以媲美中等经济体的巨型科技公司,人们不断增长的却已是疑虑。

去年,美国政治学者福山曾指责巨型科技公司在损害民主。近日,美国欧亚集团总裁布雷默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指出,拥有数字权力的巨型科技公司已成为强大的地缘政治力量,它们制造的全球主义、民族主义和技术乌托邦主义之间的冲突,已对传统的国家主权形成强大威胁,并正在重塑国际秩序。当然,也有人对此持有不同意见,哈佛大学罗伯特和勒内·贝尔弗国际关系教授沃尔特针对布雷默所论撰文指出,包括大型科技公司在内的各类非国家行为者,将继续在国家政府制定的政治和制度框架内运作,前者永远也取代不了后者。

上述争论不过是大公司与国家之间权力竞争的最新篇章或者2.0版。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上半叶,随着第二次产业革命而产生的大公司,曾让当时一些国家的当政者头疼不已。1888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克利夫兰在美国国会的一次致辞中说:“公司应该是受到精心限制的法律产物和人民的仆人,但它们却正在迅速变成人民的主人。”巨型公司被经济学家米勒称为“国家中的封建实体”,是美国经济的“日程安排者”,它们的内部事务与许多法律的管辖范围重叠,创造出一种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力量即规模效应,看起来可以接管国家。今天,人们再次拿起“封建实体”这个词语,来形容那些为数不多、但能力通天的巨型科技公司。

上世纪5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贝利曾经指出,19世纪后期以来出现的大公司,绝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还是一种政治现象。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的这句话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很多方面,脸书更像是一个政府,而不是一个传统的公司……相比其他科技公司,我们更是在实际制定政策。”这提醒人们,不能仅从经济角度看待大公司,它们还是像政府一样的公共权力拥有者。只不过与政府广泛承担公共服务和公众福利不同,当代的巨型科技公司如以往大公司一样,它们的“公权力”只体现在影响公共事务的超常能力,而非体现在承担社会责任的意愿与行为上。去年疫情暴发期间,美国整体经济增长陷于停滞,但几大互联网公司的财富却大幅增长几千亿美元,这使人们更加直观地看到,大公司的利益并非与所在国家和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保持一致。

公司权力不仅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还表现在国际事务中。贝利在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大公司现象时指出,在国外拥有广泛利益的大公司,在行为方式上有点类似于国家和政府。它们通常设有自己的小型“国务院”,用以处理与所在国发生的纠纷,规避潜在风险。美国大公司在19世纪曾试图以贿赂官吏、提供政党活动经费、公开支持革命等方式来控制某些弱国的政府;如果公司与母国合作,还可能产生更大影响。美国政府在外交事务上把依靠大公司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常常把重大责任委托给公司经理们。在“国际关系”或世界政治中,大公司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既可以搅乱世界,也可能建构秩序,全看大公司之间是如何处理彼此间关系的。基于此,贝利指出,“现代公司已经成为既是国际的工具,又是国家的工具”,“美国大公司在某些方面比任何别的体制更接近于达到一个稳定而有效的世界政府”。

尽管大公司只顾自身和股东利益、不顾及公共利益的行为,在20世纪曾经激起经济学家波兰尼所说的资本运动与保护社会的双重运动,并在20世纪中下叶带来国家以及国际层面对资本运动的严格规制,但在最近四十余年来的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跨国性大公司的全球扩张,如同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上半叶一样,再次瓦解了国家对资本的有效管理。它所产生的影响显而易见。资本运动的全球化改变了全球的产业布局、各个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战后在很多国家内部以及国际关系中建构起来的利益相关性,已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重新洗牌。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很多国家内部的利益关联性弱化、社会结构的异质性增强,在造就这些国家政治纷争的同时,也使这些国家将怨气外溢,从而造成国家间关系的紧张。

最近几十年来大公司逐渐脱离政府权力的规制,在全球性地改变各国和国家间利益格局的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的共生状态。当代世界的巨型科技公司,相较它们在20世纪的前辈,其优势已不仅仅在规模,也在其通过掌控平台而微观干预世界的巨大能力。它们在不断试图挣脱政治权力的规制时,所打破的乃是富有、强势群体与相对贫弱群体的利益共享关系和相互适应边界。

在当代世界极度细密化的“公司王国”权力面前,国家无疑又经历了一次失败。制衡无孔不入的巨型科技公司,所能依靠的仍然是国家,20世纪中下叶国家力量曾经重新建立起对大公司的规制,证明国家一旦下定决心,是能扭转失衡的权力的。然而,国家意志对公司权力的规制,才刚刚重新开始,今天该如何治理巨型科技公司,使之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又能利好于整个社会,还将有新的博弈,其前途目前来看仍并不明朗。(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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