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伟健:华盛顿的政治包装术趋于破产

借着美国国会山暴乱一周年纪念日,美国总统拜登猛烈抨击前任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攻击美国民主,同时又再次竭力为美式民主辩护,声称美式民主从来没有“进程太慢,分裂太严重”等饱受诟病的问题。在美式民主越来越成为“坏民主”样板的当下,为何美国一些政治精英依然顽固地坚持西方民主制度的程序性以及形式的合法性?

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程序民主以及对其“正义性”的固执认知,是现代工业社会兴起后从古典民主形式演化来的理念及制度。

主要源头之一,正是曾被认为代表进步的唯理主义政治观念。自黑格尔以来,沿着近代启蒙思想唯理主义哲学的思路,西方人站在文明进化的进步主义线性史观高度,居高临下地认为一切抽象、形式化、普遍性的规则体系都更加“进步”“先进”,而一切具体、非形式化、特殊性的规则体系都是落后、不够开化的。

这种政治理念的傲慢自然导致西方人在判断其他民族乃至种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时,难以摘掉有色眼镜,而将一切不符合西方标准的制度都化约为“民主”的对立面,即所谓“专制”。

源头之二,是形式主义特征突出的现代程序法治。以“正当程序”为基础,以“一事不再理”“遵循先例”等一系列法律程序规则为集中表现,源自西方传统的程序法治以司法程序推进的效率为至高原则,人为地制造出一个把刑事犯罪受害者降为“赤裸生命”的政治法律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依据无罪推定原则,未经正当程序审理并依据法律事实被判有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即便已经被认为在自然事实上有罪,但只要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等一系列程序中发现瑕疵,就有可能被宣布无罪。而被程序法治的正义性伤害的,却是事实上受到确凿伤害、被侵权的原告。

从这个源头特征来看,现代西方国家的司法体系花费大笔纳税人的钱去维护罪犯甚至暴力分子的“体面”与“人权”,而往往置受害人于不顾的做法,其行为逻辑就可以理解了。通过深入研究美国宪法的前十条修正案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一半都是关于刑事诉讼规则的。对于刑事诉讼规则的极端重视,正是演进中的英美法治体系服务于资本主义扩张需要的表现:基于去伦理化的抽象程序规则而去追求实现“程序正义”,要比基于传统伦理道德的实体正义更加重要。理解了对纯粹程序法治的执念这一根源后,西方民主打着“一人一票”等所谓“程序正义”继续霸占道德高地,实际却陷入日益严重的民主劣质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就不难理解了。

源头之三,则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文明形态使然。在后冷战时代,跨国垄断资本的霸权在后工业化社会已经充分体现为以股市、金融市场霸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系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即一切经营行为只对证券市场上的数字涨落负责,表现出高度抽象的量化特征。

与这种特征相呼应的就是西方尤其美式民主法治制度及其相关理念范式。作为一种以塑造“同意”见长的民主政治制度,不管人类生活世界多么纷繁复杂,只要到了需要依靠统计技术汲取人民“意见”、获取人民“同意”的时候,复杂多样的事实往往就被化约成简单的数据指标,之后再根据这些数据指标建立堪比自然科学学科的量化模型。经过如此几番炮制之后,足以征服诸多受过现代西式教育头脑的“政治真理”就出炉了。

回顾后冷战时代以来美西方国家诸多民意调查机构甚至国会等部门炮制的一份份高度体现指标化的“人权报告”,无一不是如此。这种政治市场上的“民意”炮制与包装工艺,跟美国股票市场上被精心包装并向全世界兜售的有毒债券简直如出一辙。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对数字和量化的迷信甚至狂热,助长了西方民主体制中一些政客惯用的暂时迎合选民以及使出浑身解数博取眼球等政治操弄手法。

因此,现在我们批判西式民主,需要深入挖掘其模式内涵,看到其理论根源和思维范式的严重局限。对这一点,半个世纪以前法国学者福柯就通过对后现代权力观的发掘以及对现代国家治理术的揭示,告诉人们现代西方国家是如何用高度抽象的数字,比如民意测验、人口统计等技术手段来治理、驯服乃至蒙蔽选民的。如今时过境迁,随着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差异计算”“隐私计算”等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到来,使用那些相对容易操纵的制造“同意”的传统伎俩构筑起来的信息鸿沟正在被弥平,西方政客使用几组统计数字或量化模型就能糊弄全世界“民意”的时代正在过去,西式民主的自我标榜和自我包装正在被进一步揭穿。(作者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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