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VYUr51Vqi opinion.huanqiu.comarticle丁刚：《纽约时报》和西方文明的“平庸之恶”/e3pmub6h5/e81curi71<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p>“平庸之恶”这个词在中国网络上走红，是因为《纽约时报》一篇有关西安防疫的报道。这个使用了“最恶毒的词”来攻击中国的报道，充分暴露了西方一些媒体对中国认知的蛮横无知与愚蠢，其根源则来自于西方文明的潜意识之中。</p><p>笔者恰好就在西安。西安的人口大约有1200万。此次疫情西安确诊者最多时为2000左右，但一直保持着零死亡。今天（22日）西安又有四个区解封。</p><p>这篇题为《数百万人不惜一切代价地执行中国‘零疫情’政策》的文章，将中国“动态清零”政策曲解为“零疫情”，随后将矛头指向积极防疫的中国基层社区工作者，并借此攻击中国的制度。</p> <adv-loader __attr__inner="7004636" __attr__style="width: auto;position: relative;float: left;border: 1px solid #ebebeb; padding: 20px;overflow: hidden;margin: 10px 30px 40px 0;"></adv-loader> <p>看上去这像是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非常老套的做法，但这位记者用了“平庸之恶”这个词，事情就不一样了，结果连自己的评论区都翻了车。有网友针对美国因新冠死亡80多万人的事实讽刺说：“在美国，我们自由地死去”。</p><p>将中国绝大多数民众对一项旨在保护每个生命的防疫政策的支持，比作纳粹统治时期普通德国人对大屠杀的参与，把成千上万医护、基层工作者为防疫做出努力称之为“平庸之恶”，不只是颠倒了基本的道德伦理标准，更是暴露了一种被西方意识形态俘虏的“心灵之恶”。</p><p>“平庸之恶”的英文为The Banality of Evil，是一个哲学术语，笼统地讲，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p><p>但是，任何一个术语的出现，都是有语境和历史背景的。</p><p>这一术语出自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所著《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副标题是：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p><p>德国哲学家贝蒂娜·斯坦格内斯（Bettina Stangneth）后来根据采访过艾希曼的纳粹记者萨森和艾希曼在流亡期间的笔记，写成了《耶路撒冷前的艾希曼》</p><p>1961年，阿伦特以《纽约客》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以色列报道一场大审判，并据此写成此书。</p><p>当时被审判的是一名叫阿道夫·艾希曼的纳粹分子，战前他是个普通人，后来成了第三帝国党卫军的中校，负责把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的兵站指挥官，直接参与了对数百万犹太人的大屠杀。1960年，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抓获后送上法庭。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p><p>阿伦特分析了西方文明中平庸之恶产生的根源，即法西斯的极权主义，但她没有就此停下，她认为极权主义在西方或欧洲的出现有几个条件，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以追逐本阶级的经济利益为目标的资产阶级集团。这几个条件当然也是触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部分根源。</p><p>阿伦特的观点不过是战后西方二战反思潮中的一种观点而已，它的出现本身就表明，欧洲文明包含着内生的“恶”的因素，并非“至高无上”。</p><p>因此，把一种反思欧洲文明的观点，当成是衡量和评价西方文明之外的其他社会制度的“标准”，不是无知，就是心甘情愿地被“欧洲中心论”、“西方文明优越论”所俘虏。</p><p>以一篇短文来讲清这个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感觉还是有必要重提一下后来人们对艾希曼的意识形态动机的分析、认识。</p><p>阿伦特的书刚一问世就引发了争议。很多学者认为，导致艾希曼成为法西斯纳粹分子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意识形态，即种族优越感。</p><p>德国哲学家贝蒂娜·斯坦格内斯（Bettina Stangneth）后来根据采访过艾希曼的纳粹记者萨森和艾希曼在流亡期间的笔记，写成了《耶路撒冷前的艾希曼》（2011年）一书，认为艾希曼是一个有意识形态动机的反犹太主义者和终生坚定的纳粹分子，他有意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不露面的官僚，以便在审判中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此后，又有多位知名历史学家也依据研究，得出类似结论：艾希曼不是阿伦特认为的那种不假思索的官僚主义分子。甚至连艾希曼最小的儿子里卡多·艾希曼（Ricardo Eichmann）也不同意他父亲当时是“服从命令 ”的说法。</p><p>“平庸的普通人”艾希曼之所以会成为纳粹战犯，一个原因就是法西斯的种族优越感在他的内心深处唤起了强烈共鸣。</p><p>欧洲著名学者莫兰曾经说过，战后德国人以及欧洲人对希特勒大屠杀的反思，并没有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到欧洲文明之中。他们认为，大屠杀所展示的人的内心之“恶”并不是德国（欧洲）文明的一个特例，它原本就是这种文明的一部分。</p><p>在《纽约时报》看待中国防疫政策和中国制度的观点背后，同样深深地隐藏着一种西方文明的种族优越感，它浸透在盎格鲁——萨克逊的民族意识之中。这种优越感塑造了一种对其他文明及其制度的俯视感，不仅体现在右翼种族主义的恶行中，更体现在一些制度的设计中，这何尝不是一种“平庸之恶”。</p><p>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瓦伦斯基去年4月31日强调说，新冠肺炎相关的死亡病例中，少数族裔新冠肺炎的死亡率远高于白人。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土著、拉美裔、黑人、夏威夷土著等少数族裔的新冠肺炎死亡率是非拉美裔白人的两倍以上。</p><p>为什么？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穷人，都生活在底层，居住环境差，或者根本就没有医保。在美国医保制度的设计里，他们没有和白人平起平坐的地位。</p><p>最后说一句，撰写此文的《纽约时报》记者名叫袁莉，是华裔。可悲的是，当亚裔正在成为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平庸之恶”的牺牲品之时，她却将自己划归于种族主义的阵营。</p></section></article>1642851837901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樊羽玮环球网164285183790112[]{"email":"guoxiaopeng@huanqiu.com","name":"郭晓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