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维鸿:恶性高通胀已是美国经济顽疾

上周,美联储为了应对高通胀加息50个基点。当天,美国股市大涨;可惜第二天就风云突变,美国股市连跌两天,不仅把周三的涨幅全部“跌完”,美国三大股指还继续创出阶段性新低,让美联储对即将到来的6月份加息倍感踌躇:股灾和恶性通货膨胀,难道只能二选一?美国联邦政府也在犯难,为了应对通货膨胀,美国降低了一些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也没能改变市场的悲观预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全面上涨,意味着美国政府融资成本上升,严重打击财政政策能力。这都预示着,未来的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将持续进退维谷。

美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今日的困局,实际上是在为过去几年无节制的扩张政策“还债”;介于其中的经济表征,就是美国国内高达8%的通货膨胀水平。一方面,美联储迟迟不肯启动“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而是不断通过印钞机推动经济增长。过于宽松的货币供给带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中国为代表的工业制造国起初通过技术升级和管理效率提高,吸纳了一部分成本,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产业链被迫将成本向下游和消费端转移——美国进口商品必然全面持续涨价,美国国内必然面临长期通货膨胀的顽疾。

另一方面,美国政客为了选票,既不敢让经济陷入低增长而得罪富人,也不敢漠视通货膨胀带来的生活成本上升而得罪穷人,所以只能通过提高政府负债水平,透支未来的经济发展潜力。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几年美国参众两院和政府在负债水平上各执一词,但又不得不屡次妥协,既要上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也要给穷人发各种补贴,还扭扭捏捏地不敢向富人征收重税,最后只能指望美联储的“零利率政策”,外加对美国政府信用债券的大量购买。丧失独立性的美联储被迫迎合美国政府,直到通货膨胀“爆表”,才不得不开始加息。

那么,美联储不加息,放任通货膨胀肆虐行不行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通货膨胀会严重削弱美国穷人的购买力,放大国内贫富分化带来的社会底层问题,让本来就面临社会割裂的美国雪上加霜。

其次,越来越多的美国精英意识到,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落后于中国,这让所谓“再工业化”宛如痴人说梦。高企的通货膨胀会让雄心勃勃的万亿基建计划大打折扣,无论是材料成本还是人工工资的上涨,都让财力有限、融资成本不断上升的美国联邦政府头疼。

第三,美联储总是用俄乌冲突造成的能源价格上涨、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供应链问题,来解释本轮的通货膨胀。它的目的是回避一个严重风险,那就是美国国内工资上涨带来的通货膨胀长期化,对美国经济将是一个恶性内循环,甚至可能会让美国陷入日本“失去的十年”模式,进入长期滞胀。从经济学专业角度,无论是地缘政治风险带来的能源价格波动,还是疫情造成的运输成本上升,都不会对经济发展带来长期影响。但是,过去十多年来美联储零利率扩张政策,加上美国各级政府无节制举债,已经造成国内资本淤积、回报率下降,普通工人的工资上涨严重滞后,客观存在“公平分配”需求。俄乌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只是加速了工资“报复性”上涨的速度:美国国内服务业价格全面上涨、金融市场泡沫破裂、再工业化遥遥无期、更加依赖美联储无限印钞票,最终带来美元信用的严重危机。

那么,美国有没有可能化解通货膨胀困境呢?其实,经济学教科书上早就有相关论述,美国历史上应对滞胀也有经验,只不过要看美国政府的定力、勇气和决心了。一方面,正常的货币政策和审慎中性的财政政策是老成谋国的基础,也就是美国要再次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样“壮士断腕”,用阶段性衰退赢得供给侧改革,真正考验的是美国选票经济学的短板,还有互联网时代的舆情压力;另一方面,美国只能加大与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合作,共同推进更加广泛深入的经济全球化,才能让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分工,进而降低工业制造的生产成本,长期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最重要的是,全球化更加广泛、有更多国家加入全球生产投资的大循环,才能最大化发挥美国在技术创新、金融和资本市场方面依然存在的优势,让美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带来更加真实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作者是甬兴证券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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