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隆:在中亚推“价值观外交”是伤口撒盐

23日至27日,美国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唐纳德·卢率团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四个中亚国家。这是继上个月美国副国务卿乌兹拉·泽雅访问哈、吉两国以来,拜登政府推进中亚外交议程的又一重要举动。与此前不同,美方这次出访除了讨论经济与安全合作,还特别提出要强化“共同价值观”,大有把中亚作为拜登政府操弄“价值观外交”的新方向之势。但显然,这种脱离中亚国家政治现实和战略取向的臆想注定将会失败。

首先,美国与中亚国家缺乏“共同价值”的认同根基。在俄乌冲突背景下,美国试图强化所谓“民主—专制”的意识形态对立叙事,将盟友或伙伴团结在“共同价值观”的集体认同之下,打造各类“小圈子”以实现对所谓战略竞争对手的围堵与遏制。在欧洲地区,“坚守共同价值观”成为消解跨大西洋关系中一度出现的战略疏离、利益偏离和认同弱化的利器,北约不但借机“起死回生”,还出现进一步北扩和“入亚”的冲动。在亚太地区,无论近期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还是拜登访问韩日和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都表明,美国正着力构建基于“共同价值观”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

然而,美国与中亚国家既缺乏美欧之间的历史文化纽带和安全同盟意识,也不具备美国与亚太国家紧密的经贸基础与发展议程。地处欧亚大陆中心位置的中亚国家具有独特的身份认同和对外认知框架,这导致双方难以界定何为真正的“共同价值”。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去年底邀请110个国家和地区参加所谓“全球民主峰会”,却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排除在外。这也说明,美国从未将中亚国家视为所谓“民主阵营”的一分子,美代表团此访所提的强化“共同价值观”犹如空中楼阁。

其次,中亚国家对“美式价值观”的输入存在负面记忆。中亚国家独立以来,美国对该地区的战略曾经历三轮调整,包括以消化和巩固冷战胜利成果为目标的“过渡阶段”,以反恐和安全为由加强渗透的“扩张阶段”以及强化“中亚—南亚”地缘板块联动的“调整阶段”。在此期间,美国历届政府从未放弃对中亚进行“美式民主”的价值观输出和改造,这也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爆发“颜色革命”和政治动荡的外部根源。

在哈萨克斯坦“一月风波”之后,虽然中亚国家意识到现代化改革的必要性,但也更为强调防止外部势力以各种理由干涉内政,强调民主化与国家稳定可控之间的平衡。时至今日,中亚各国仍在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社情和政治传统的现代化转型之路,对于简单复制“美式自由、民主和人权”造成的乱象心有余悸,这种负面记忆将导致美国与中亚国家的“共同价值观”对话难以产生实质效果。

最后,“价值观外交”不符合中亚国家的基本战略取向。地缘区隔、文化差异和较为成熟的现有地区合作架构,是美国此前中亚战略未能取得实质性效果的重要因素。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出台名为《美国中亚战略(2019-2025):促进主权和经济繁荣》的所谓新中亚战略。与以往主要通过经济援助进行价值观输出的方式不同,新版战略强调维护中亚国家面对其他所谓“恶意行为体”(malign actors)时的政策独立性,声称要避免该地区对其他力量形成依赖,确保各国“自由地”与美国发展政治、经济和安全伙伴关系。另外,还强化“中亚五国+美国”(C5+1)对话平台,试图对冲欧亚经济联盟、上合组织等现有地区机制的影响力。深究其动机不难发现,美国试图扭转所谓“安全靠俄罗斯、经济靠中国”的地区合作态势,为中亚国家提供所谓“第三条道路”。

美国国内有人认为,中亚国家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选择保持“谨慎沉默”,美哈之间高层互访和拟提升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的表态,可被理解为向西方靠近的信号。这也很可能是美国打算在中亚重拾“价值观外交”的一个重要动力来源。但需要看到,中亚国家自独立以来一直坚持“多元平衡”的对外战略取向,对外经济、安全与发展合作并不依附于特定国家,更不受制于意识形态或价值观束缚,而是基于真诚互信、平等互利等基本原则。因此,以美式标准的“价值观外交”对中亚国家进行说教利诱,甚至试图打造中亚版“志同道合”的小圈子并使其服务于美国的大国战略竞争目标,那无异于天方夜谭。(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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