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双重遏制”中俄，美国犯下战略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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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美国正在中国和俄罗斯身上使用“双重遏制”战略。但同一时间段内两面作战尤其是同时针对两个大国进行遏制，这在战略学上是一种极为忌讳的做法。基辛格等美国一些老派政治家已经对华盛顿当前这种明显违背国际战略常识的做法表示担忧，但当前的美国政府却依然故我。为何犯下常识性的战略错误为什么华盛顿会出现这样的战略错误？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在战略上傲慢与焦虑复杂交织。在冷战中面对苏联那么强大的对手最后都取得了胜利，这让不少美国政治精英过度自信，觉得同时对付中俄也没问题。事实上，美国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确实春风得意，但现在却突然发现面临诸多所谓“挑战”，这让美国一些政治精英顿时感到很不适应并焦虑躁动起来。二是跟美国当前的战略决策群体有关。以布林肯和沙利文为代表的这批决策者总体比较年轻，他们的主要政治经历都是在冷战之后。我们把冷战结束的时间节点定在1991年12月25日，即白俄罗斯、俄罗斯、乌克兰签署关于建立独联体的《别洛韦日协议》几天之后，苏联正式宣告解体。到现在为止，冷战结束不到32年。布林肯、沙利文以及其他处在当前美国政府关键决策岗位上的这批人中，主要都是冷战后成长起来的，1976年出生的沙利文在冷战结束时还只是一个15岁的少年。他们没经历过冷战时期极其复杂尖锐的斗争，这样一路成长发展过来就容易变得有些盲目自信。客观而言，上世纪4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最优秀的领导人或政治人物首先是经历过二战的那批，真正有过生死存亡考验，其次就是经历过冷战的那批，而冷战之后的这一代在战略经验上是有不足的，没吃过那种生死对撞或激烈博弈的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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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因为美国政治质量下降，表现为高度意识形态化和两党恶斗加剧等。一个明显的负面效应就是极端思想极易占上风，两党各自内部的温和理性一派往往受到压制。这种状况传导到美国政治乃至外交决策层面，就是温和理性的声音和思维持续缺失。四是由于美俄陷入公开对抗，中美进入全面竞争，加上前面提到的美国政治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越来越严重等等，导致美国国内真正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和中国问题专家被边缘化，要么不敢说话要么说了也没人听。凡此种种，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现在美国开始犯比较严重的战略性错误。布热津斯基的警告“一语成谶”不少人引用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大棋局》里的一句话，即对美国来说“最大的潜在危险是中国与俄罗斯或许还有伊朗结成大联盟。结成这种‘反霸’联盟的原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相互补充的不满”。但恰恰布热津斯基对美国的这番警示性预言“一语成谶”，现在美国就在做着这样的事。首先，伊朗这些年影响力提升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伊朗的处境原本比较艰难，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一是作为什叶派国家领袖，伊朗在伊斯兰世界属于少数派，在全世界穆斯林中，逊尼派占85%，什叶派只有不到15%；二是在1979年霍梅尼革命后得罪几乎整个西方世界，美国和逊尼派国家领袖沙特当时共同扶持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进攻伊朗，导致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三是美国联手沙特打压油价，当时主要目的是打击越来越依靠石油收入的苏联经济，但顺带着也殃及伊朗。因此整个20世纪80年代，伊朗在宗教领域属于少数派，在政治领域遭到美西方和逊尼派联手压制，经济层面困难重重，同时在军事上也一度相当凶险。但之后美国却开始昏招迭出地不断给伊朗“帮忙”。小布什政府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帮着伊朗搬走一个“天敌”。接着，美国又在伊拉克搞所谓“大中东民主计划”，推销西式民主的“一人一票”。伊拉克国内政治力量主要就是三派，即什叶派占60%、逊尼派不到20%以及库尔德人。一搞“一人一票”选举，伊拉克什叶派就异军突起掌握政权。“打通”伊拉克后，伊朗在地域上就连上了什叶派阿萨德家族执政的叙利亚，以及本来就被认为亲伊朗的黎巴嫩真主党等中东地区其他什叶派政治力量。这样一来，伊朗在宗教派系和政治上的困境就被一定程度上盘活了。而在经济层面，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油价疯涨，这对严重依赖油气能源出口的伊朗和俄罗斯经济十分有利。一种推测认为，本世纪初美国资本炒作国际油价上涨背后隐约有着某种“中国因素”。1993年之前中国属于石油出口国，后来才成为石油进口国，尤其进入21世纪后开始大规模进口国际原油。那些炒作和抬高国际油价的资本力量当时就打起一石二鸟的如意算盘，琢磨既能阻滞中国发展又能赚钱。不料非但没能坑到在入世后经济迅猛发展的中国，反而为俄罗斯与伊朗实力的恢复和提升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曲线”帮助伊朗提升影响力但又持续与伊朗保持敌对的同时，冷战结束后因为一家独大而在战略上表现轻浮的美国继续犯错，现在还在向着布热津斯基警示美国的那个“潜在危险”继续深陷，就是又对中俄两个大国搞起“双重遏制”。难怪有人形容，现在的拜登政府是在“胸有成竹地把事情搞砸”。“双重遏制”后果显而易见美国这种战略不智之举后果显而易见。一是在总体战略态势上，美国同时出手遏压中俄只会导致两国在反霸等诸多问题上立场和利益更加一致。那么在欧亚大陆核心圈，美国就会逐渐被排除在外。政治寓于地理之中，这个经典国际政治理论依然适用。按照英国地缘战略学家麦金德的“世界岛”理论，自长江到伏尔加河、从喜马拉雅山脉到北极是欧亚大陆“心脏地带”，易守难攻。如果美国倒逼中俄关系更加紧密，那么它想控制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进而掌控欧亚非“世界岛”乃至继续主导世界，就会难上加难。如果有过冷战经验，美国当前这些战略决策者就该清楚，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美国的战略态势就已进入下行轨道。1946年3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发表“富尔顿演说”拉开冷战序幕，最初美国相对苏联占据一定优势，但3年多后一个红色中国突然登上国际舞台并加入东方阵营，这让美国的优势顿时削弱。当时美国国内一部分人心灰意冷，认为中苏联手之后美国几乎不可能赢了。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焦虑导致了“麦卡锡主义”的出现。而后来美国赢得冷战的一个最大关键，就是“争取到了”中国，1972年对华关系转圜几乎立即扭转了美国对苏冷战态势。美国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最优秀的学者之一、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提出，中国是帮助美国赢得冷战的第一外部因素。因为中苏关系交恶，在尼克松访华之后的整个冷战后期，苏联被迫在远东地区部署85万正规军和50万边防军，这无疑带来巨大财政负担并对苏联形成掣肘。冷战前后美苏战略态势的演进变化是历史留给国际政治的重要经验教训，但现在拜登政府内的“少壮派”似乎根本就不重视这些历史经验。二是面对美国为首的西方蛮横遏压，中俄也将被迫谋求战略突围。面对外部挑衅和制裁，俄罗斯竭力在经济上反制裁和在外交上反围堵就不用多说了。而在中国这边，前不久我们促成沙特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这被公认为中国外交的一项突出成就。我们当然不是如一些西方媒体臆测的那样要跟美国在中东进行地缘政治争夺或所谓填补美国撤离中东留下的政治真空，但中国的斡旋外交或者说是和解外交，确实与美国制造矛盾从中渔利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美国从过去的大英帝国那里学来一套“霸权术”，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分而治之，在原本是同一国家甚至同一民族的不同派别之间挑拨和放大矛盾，造成两个势同水火的国家或政治实体，并使矛盾双方都有求于它，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而在中东地区，美国就是利用这个“分而治之”套路制造诸多矛盾。但中国反其道而行之，以促成沙伊和解为例，提供了有别于美西方动辄鼓噪阵营对抗的另外一种路径选择。总的来讲，中国遵循王道，通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广泛深度合作共促发展，对美方的霸道构成反冲。三是“双重遏制”中包含要把中国排除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之外，这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极为不利。西方发达国家的“造血”功能已经开始失灵，西方工业化时代结束了，互联网或芯片技术再发达也得有工业产品，但美西方靠自己完成不了，因此高度依赖从外部“吸血”。2022年世界总人口达到80亿，其中绝大部分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只有大概10亿，不到世界总人口的13%，但其GDP全球占比却高达近60%，原因就是它们依然主导并且继续利用这个全球化体系。美国1971年“尼克松风波”违约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与黄金脱钩，转而在一定程度上绑定石油。现在有种新的说法，石油绑美元关系逐渐松散，变成石油绑中国产品。美国偏偏要把中国挤出去，这对中国当然也有负面影响，但我们毕竟占据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诸多中枢或核心环节。而美国一旦失去中国产品，在“美元绑中国产品”框架下，美元霸权还会面临更大问题。对于这种“双重遏制”，美国国内反思正在增多，但这能否促成华盛顿及时调整以及如何调整，都还有待观察。但总的来说，美国同时与两个世界级大国为敌是一个公认的战略错误。（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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