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CkXpfSve2V作者:甘文锋opinion.huanqiu.comarticle甘文锋:“香港民主倒退说”站不住脚/e3pmub6h5/e3pr9baf6香港特区政府5月2日公布完善地区治理的建议方案,香港多个团体当天即发表声明表示欢迎及全力支持,认为此方案将重塑区议会,并有效提高香港的地区治理效能。然而,欧美媒体及一些原来的反对派议员仍然一如既往地表示反对,指称该方案是“香港民主进程倒退”“不能接受”云云。事实上,这些口头嚷嚷着“反对”的人,完全忘记了香港为什么会有这些改革。经历2019年“修例风波”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特区政府在地区的基层治理方面推进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目的在于走好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改革的第一步,是提升地区“三会”的权力。“三会”指的是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地区分区委员会。将原来属于区议员的选委席位,全部让渡给地区“三会”,确保“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得以落实。第二步,是增设地区关爱队,由地区民政专员作为大队长,领导爱国团体所组织的关爱队,专注服务小区,以及在地区与居民建立良好关系,在需要时向居民及时讲解政府政策。这种关系有点像内地街道办及居委会的关系,即地区民政会对关爱队工作作出指导及支持,关爱队则会对地区民政的工作予以协助。 第三步,就是最新的完善地区治理的建议方案,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区议员的产生方法。新一届区议会,27个当然议席得到保留,其余则会以大概4∶4∶2的比例划成三个界别,首先是行政长官委任179名议员,其次是由“三会”在十八区以全票制选出176名地区委员会界别议席,最后则是将全港划分成44个选区,每区以双议席单票制选出共88名直选界别议员。欧美舆论和原来的一些反对派议员对此大搞借题发挥。这些声音如果不是出于政治恶意,便是基于“思考惰性”,即面对任何政治体制,只会抽空实际情况,盲目套用欧美的普选方式作为唯一标准,去评定一个制度是否“民主”。但这种逻辑根本经不起推敲,“欧美标准是唯一标准”的话语陷阱早已行不通了。而且,只以有无普选作为评判“民主”水平的唯一标准也被证明是伪命题,即使是自诩“民主灯塔”的美国也没有搞“全民普选”。说到底,产生地区公职人员只是过程,提升治理水平,以良政善治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才是从政者的最终目标。回归后,香港经历了多次区议会选举,直选议席的数量越来越多,2015年的区议会选举甚至完全取消了委任议员,与此同时,区议会却慢慢丧失原来地区咨询的功能,很大程度上变成反对派的政治舞台。2019年,“黑暴”横行,反对派口口声声支持民主,但在自己的支持者破坏爱国议员的办事处时,却为了选票选择默不作声甚至纵容。而直选,无论是立法会还是区议会,则变成了撕裂社会的过程。2019年的“修例风波”已经说明之前的区议会选举制度扭曲了区议会设立的原意,对基层治理亦没有任何帮助,更不利于香港社会的和谐。还有一种反对声音说,因为爱国爱港阵营在2019年选举中失利了,所以要更改选举制度。这一指责完全站不住脚。爱国爱港阵营在2003年区议会选举中曾经大败,但很快就吸取教训,专注地区工作,并在之后的2007、2011和2015年选举中收复失地。这次改制,是因为区议会旧有选举制度对基层治理弊大于利,甚至成为国安漏洞。这一点,在李家超2日阐述建议方案“三原则”时已经说得很清楚。李家超表示,这次的方案有三个原则:国家安全必须放在首位、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充分体现行政主导。当然,在加强基层治理时,有必要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既要有代表市民发声的地区人士的意见,也要有各方面的专家,但这些都必须是在遵循“三原则”的前提下。只有这样,在区议员背景越发多元化的情况下,区议会的讨论才可以更深更广,提出的建议也才可以更全面,才可以减少内耗、“去政治化”,让区议会回归非政权性咨询组织的定位,更好发挥社区建设和服务居民的作用。通过不同方法产生区议员,相信这是香港向良政善治又迈出的重要一步。(作者是香港选举委员会委员、屯门区防火委员会主席,前屯门区议员)1683142326026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袁小存环球时报168315297843411[]
香港特区政府5月2日公布完善地区治理的建议方案,香港多个团体当天即发表声明表示欢迎及全力支持,认为此方案将重塑区议会,并有效提高香港的地区治理效能。然而,欧美媒体及一些原来的反对派议员仍然一如既往地表示反对,指称该方案是“香港民主进程倒退”“不能接受”云云。事实上,这些口头嚷嚷着“反对”的人,完全忘记了香港为什么会有这些改革。经历2019年“修例风波”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特区政府在地区的基层治理方面推进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目的在于走好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改革的第一步,是提升地区“三会”的权力。“三会”指的是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地区分区委员会。将原来属于区议员的选委席位,全部让渡给地区“三会”,确保“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得以落实。第二步,是增设地区关爱队,由地区民政专员作为大队长,领导爱国团体所组织的关爱队,专注服务小区,以及在地区与居民建立良好关系,在需要时向居民及时讲解政府政策。这种关系有点像内地街道办及居委会的关系,即地区民政会对关爱队工作作出指导及支持,关爱队则会对地区民政的工作予以协助。 第三步,就是最新的完善地区治理的建议方案,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区议员的产生方法。新一届区议会,27个当然议席得到保留,其余则会以大概4∶4∶2的比例划成三个界别,首先是行政长官委任179名议员,其次是由“三会”在十八区以全票制选出176名地区委员会界别议席,最后则是将全港划分成44个选区,每区以双议席单票制选出共88名直选界别议员。欧美舆论和原来的一些反对派议员对此大搞借题发挥。这些声音如果不是出于政治恶意,便是基于“思考惰性”,即面对任何政治体制,只会抽空实际情况,盲目套用欧美的普选方式作为唯一标准,去评定一个制度是否“民主”。但这种逻辑根本经不起推敲,“欧美标准是唯一标准”的话语陷阱早已行不通了。而且,只以有无普选作为评判“民主”水平的唯一标准也被证明是伪命题,即使是自诩“民主灯塔”的美国也没有搞“全民普选”。说到底,产生地区公职人员只是过程,提升治理水平,以良政善治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才是从政者的最终目标。回归后,香港经历了多次区议会选举,直选议席的数量越来越多,2015年的区议会选举甚至完全取消了委任议员,与此同时,区议会却慢慢丧失原来地区咨询的功能,很大程度上变成反对派的政治舞台。2019年,“黑暴”横行,反对派口口声声支持民主,但在自己的支持者破坏爱国议员的办事处时,却为了选票选择默不作声甚至纵容。而直选,无论是立法会还是区议会,则变成了撕裂社会的过程。2019年的“修例风波”已经说明之前的区议会选举制度扭曲了区议会设立的原意,对基层治理亦没有任何帮助,更不利于香港社会的和谐。还有一种反对声音说,因为爱国爱港阵营在2019年选举中失利了,所以要更改选举制度。这一指责完全站不住脚。爱国爱港阵营在2003年区议会选举中曾经大败,但很快就吸取教训,专注地区工作,并在之后的2007、2011和2015年选举中收复失地。这次改制,是因为区议会旧有选举制度对基层治理弊大于利,甚至成为国安漏洞。这一点,在李家超2日阐述建议方案“三原则”时已经说得很清楚。李家超表示,这次的方案有三个原则:国家安全必须放在首位、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充分体现行政主导。当然,在加强基层治理时,有必要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既要有代表市民发声的地区人士的意见,也要有各方面的专家,但这些都必须是在遵循“三原则”的前提下。只有这样,在区议员背景越发多元化的情况下,区议会的讨论才可以更深更广,提出的建议也才可以更全面,才可以减少内耗、“去政治化”,让区议会回归非政权性咨询组织的定位,更好发挥社区建设和服务居民的作用。通过不同方法产生区议员,相信这是香港向良政善治又迈出的重要一步。(作者是香港选举委员会委员、屯门区防火委员会主席,前屯门区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