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栋：中美需形成积极的战略新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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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将于今天离任。离任前，他对中国及中国的对外政策发表了一些看法，积极的和消极的都有。总体而言，伯恩斯大使在任期间，为中美关系的恢复与稳定做了一些积极的工作。当然，由于其价值观偏见，对中美关系也造成一些消极影响。中美关系在过去几年中，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一是，中美关系度过大国外交转型中的十分危险阶段。2018年以来，中美关系曾经历一个非常危险、不确定性陡增的阶段。由于双边关系恶化及疫情障碍，中美之间的正常交往一度断裂，双方都曾在迷雾中感受对方。美方一度夸大中国对美国所可能构成的威胁，制造紧迫感。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经常导致冲突甚至是战争的。经过几年的密切互动，中美已经度过这个最危险的转型阶段，相互适应了对方的新身份。二是，中美达成“新战略共识”。中美关系在后冷战时代以共同谋求经济发展为主。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中，中美经济中的竞争性因素不断增长，战略共识一度有消失的风险。经过几年的互动，中美达成了“长期共存、管控分歧”的新共识。并且，这一新共识，是以中美战略性对等为基础的，具有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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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中美部分恢复、新建了一些重要的对话交流机制。在2020年到2021年间，中美之间的正常交流机制几乎全部停摆。经过几年的努力，中美恢复了一些交流机制，尤其是领导人会晤每年都会举行，对促进了解、削除误解至关重要。中美还新建了一些交流机制，促进了在金融安全、打击毒品等领域的合作。过去四年来，中美关系几经波折，但在双方努力下发展势头趋稳。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可能会构成新的冲击。第一，美国的政治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即将上任，但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美国国内经济政策、政府结构及运行机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这些都可能影响到美国对外政策及其实施，可能对中美关系构成一定程度的冲击。第二，中美在国际新机制中如何实现合作。中美虽然是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重要组织的共同成员，这些身份为中美关系继续提供着国际机制保障。但是，这仅仅代表着中美关系的存量。在新兴国际合作机制中，中美也需要有互动。如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中没有美国，而美国主导建立的“小圈子”则排斥中国。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既没有美国，也没有中国。这意味着，中美在新问题、新机制中，缺少直接交流的机会。第三，中美经济纽带正被削弱，这不利于夯实中美关系稳定的基础。中美双边贸易，占两国对外贸易的比例都在下降。美国继续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但中国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最大进口来源。当然，这一趋势也有其必然性。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自然会推动一些产能转移出中国。但是，美方出台的一些措施正削弱中美关系的经贸基础。中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相互间有竞争与矛盾，其实是正常现象。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应对这些竞争与矛盾，如何管控使其不恶化成冲突。在这一点上，中美在过去几年虽总体上是成功的，但也有极少数危险时刻。而此类危险时刻，都是因为美方个别政客的冒险造成的。中美要形成新战略认知，要建立管控风险的综合性机制。一方面，中美要形成一个积极的战略新认知。中美关系不是“新冷战”，中美之间有价值观差异问题，但不存在冷战式的意识形态敌对关系。中美之间有战略竞争，但也受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和国际机制约束。因此，中美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有本质性差异，不能简单类比。美国不可能靠自身力量建立一个孤立中国的新体系。另一方面，中美要形成危机预防和处置机制。保持高级别的战略对话及关键部门之间的热线联络机制，重要性不断上升。（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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