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L9gYxaVyXS作者:徐勇opinion.huanqiu.comarticle徐勇:当代日本“良心派”媒体人去世引起的回忆/e3pmub6h5/e3pr9baf6前不久获悉,日本《读卖新闻》前社长、主笔渡边恒雄已在去年底去世。虽然我和渡边先生没有直接交往,却在中日关系教学工作与研究交流方面,保有一些值得思考的相关记忆。新世纪初,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及亚太国际关系受到严重冲击,我看到朝日新闻社旗下《论座》(2006年2月号)有一篇对谈,双方分别是时任《读卖新闻》社论主笔的渡边恒雄与《朝日新闻》政治部部长、社论主笔若宫啓文。他们反省日本的战争责任,揭示“神风”攻击的反人道罪行,批判日本政府参拜靖国神社及对亚洲的外交政策。这是日本两家最具影响力报纸主笔的直接对话,刊载这一对谈的《论座》洛阳纸贵,被抢购一空,另发单行本。我约请两位博士生及时翻译,并由《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2期)摘要发表。同年11月我访问东京,和《读卖新闻》国际部佐伯聪士见面,获佐伯先生签名赠书《检证战争责任》(简称《检证》)。该书由渡边组织“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撰写文章,在《读卖新闻》连载后结集出版。佐伯是作者之一。翻开墨香犹存的新书,其中先后引用了我的,还有贺新城、步平、王建朗等中国学者的论述。这套书的中译本翌年7月推出,时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的步平教授,为之撰写了长达2.5万字的序言。 《检证》既是团队的,也是渡边反战和平主义的系统表达。正如步平在序言中指出的,在天皇责任、日本国家批判等多个议题上,有些论述不为中国学者所接受,但渡边团队分析日本军部发动战争的错误决策时,批评“顽迷”的靖国神社将加害者与战死者“合祀”,确认了日本方面的战争责任,作出了客观的历史真相论断。与之相呼应,渡边在该书的后记中说:“作为《读卖新闻》主笔的我今年已经80岁了,是那场战争最后的二等兵,我不能忘记残酷的军队体验,对于遭受被害的邻国的怨念完全理解。”渡边战时曾被强征入伍,战后一直坚持反战和平立场。他在日本政界拥有相当的影响力。渡边去世当日,岸田文雄前首相说:“作为言论领袖、媒体人,渡边先生在日本战后的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影响,(他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可以说,一生以“一代政治记者”“终身主笔”的表达方式,渡边从正面引导了日本的社会舆论走向,并对中韩等遭受战争灾难国家的呼声作出回应。作为当代日本“良心派”媒体人,渡边恒雄的著述与影响力也体现在了知识界。2006年安倍晋三接任内阁总理大臣职位后,经中日两国政府协调,双方各派10名专家,在当年12月成立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日方首席委员是曾任日本驻联合国副代表、东京大学教授北冈伸一。正在联络渡边、为《检证》撰写长序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步平,出任中方首席委员。我也是中方委员之一。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开展工作的主要程序是各自撰写、对话讨论、发表研究报告。按步平总结是“同一题目,交换意见,充分讨论,各自表述”。经过历时3年的多场讨论,委员会于2010年1月公布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正如渡边恒雄的《检证》一样,中日学者在朝鲜、琉球等殖民地问题,以及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等疑难问题上存在分歧。特别是对于“侵略”这一定性,有日方委员不认为日本是侵略,或提出不要将“侵略”二字写入报告。但经过讨论,有异议者不再坚持,于是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近代史卷总论的开篇即有:“遭受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伤害的中国民众……”我认为,作为兼具官方协调与学者代表双重意义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能够最终确认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是那次共同研究一个最重要的对话成果。如今,在二战结束80周年之际,重温新世纪前十年渡边、若宫曾经的“双雄”对谈,以及《检证》的正义呼声,还有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的合作,可以为中日关系的现在与未来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论坛依旧,大著昭然。渡边、若宫、步平等中日学人并未走远。一代人的对话结束,有待新一代有志者登坛。现实与未来的中日关系走向,这是必然的研究需求。(作者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1737399690487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肖山环球时报173741203079511[]{"email":"xiaoshan@huanqiu.com","name":"肖山"}
前不久获悉,日本《读卖新闻》前社长、主笔渡边恒雄已在去年底去世。虽然我和渡边先生没有直接交往,却在中日关系教学工作与研究交流方面,保有一些值得思考的相关记忆。新世纪初,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及亚太国际关系受到严重冲击,我看到朝日新闻社旗下《论座》(2006年2月号)有一篇对谈,双方分别是时任《读卖新闻》社论主笔的渡边恒雄与《朝日新闻》政治部部长、社论主笔若宫啓文。他们反省日本的战争责任,揭示“神风”攻击的反人道罪行,批判日本政府参拜靖国神社及对亚洲的外交政策。这是日本两家最具影响力报纸主笔的直接对话,刊载这一对谈的《论座》洛阳纸贵,被抢购一空,另发单行本。我约请两位博士生及时翻译,并由《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2期)摘要发表。同年11月我访问东京,和《读卖新闻》国际部佐伯聪士见面,获佐伯先生签名赠书《检证战争责任》(简称《检证》)。该书由渡边组织“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撰写文章,在《读卖新闻》连载后结集出版。佐伯是作者之一。翻开墨香犹存的新书,其中先后引用了我的,还有贺新城、步平、王建朗等中国学者的论述。这套书的中译本翌年7月推出,时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的步平教授,为之撰写了长达2.5万字的序言。 《检证》既是团队的,也是渡边反战和平主义的系统表达。正如步平在序言中指出的,在天皇责任、日本国家批判等多个议题上,有些论述不为中国学者所接受,但渡边团队分析日本军部发动战争的错误决策时,批评“顽迷”的靖国神社将加害者与战死者“合祀”,确认了日本方面的战争责任,作出了客观的历史真相论断。与之相呼应,渡边在该书的后记中说:“作为《读卖新闻》主笔的我今年已经80岁了,是那场战争最后的二等兵,我不能忘记残酷的军队体验,对于遭受被害的邻国的怨念完全理解。”渡边战时曾被强征入伍,战后一直坚持反战和平立场。他在日本政界拥有相当的影响力。渡边去世当日,岸田文雄前首相说:“作为言论领袖、媒体人,渡边先生在日本战后的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影响,(他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可以说,一生以“一代政治记者”“终身主笔”的表达方式,渡边从正面引导了日本的社会舆论走向,并对中韩等遭受战争灾难国家的呼声作出回应。作为当代日本“良心派”媒体人,渡边恒雄的著述与影响力也体现在了知识界。2006年安倍晋三接任内阁总理大臣职位后,经中日两国政府协调,双方各派10名专家,在当年12月成立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日方首席委员是曾任日本驻联合国副代表、东京大学教授北冈伸一。正在联络渡边、为《检证》撰写长序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步平,出任中方首席委员。我也是中方委员之一。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开展工作的主要程序是各自撰写、对话讨论、发表研究报告。按步平总结是“同一题目,交换意见,充分讨论,各自表述”。经过历时3年的多场讨论,委员会于2010年1月公布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正如渡边恒雄的《检证》一样,中日学者在朝鲜、琉球等殖民地问题,以及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等疑难问题上存在分歧。特别是对于“侵略”这一定性,有日方委员不认为日本是侵略,或提出不要将“侵略”二字写入报告。但经过讨论,有异议者不再坚持,于是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近代史卷总论的开篇即有:“遭受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伤害的中国民众……”我认为,作为兼具官方协调与学者代表双重意义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能够最终确认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是那次共同研究一个最重要的对话成果。如今,在二战结束80周年之际,重温新世纪前十年渡边、若宫曾经的“双雄”对谈,以及《检证》的正义呼声,还有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的合作,可以为中日关系的现在与未来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论坛依旧,大著昭然。渡边、若宫、步平等中日学人并未走远。一代人的对话结束,有待新一代有志者登坛。现实与未来的中日关系走向,这是必然的研究需求。(作者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