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LEdNJ1qR7C opinion.huanqiu.comarticle杨供法:中国千年和合文化的世界意义/e3pmub6h5/e3pr9baf6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把“和平性”作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之一。对这一重大论断,应联系总书记多年来关于和合文化的论述,才能更好地理解其深邃的历史视野和宽广的世界眼光。 和合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华和合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中华先哲就以“和之大道”看待和处理万事万物关系,形成一系列和合的理论观点。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中,把它们概括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这一文化思想指导下,和合文化研究不断深化,更多的理论观点被提炼出来,如和实生物的本原论、和为贵的价值观、允执厥中的思维方式、并行不悖的文明观、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等。所谓和合文化,简而言之,就是体现和合思想的文化现象总称,它决定了中华传统文化重和不重争的特性。既然和合思想体系在中国的先秦就已形成,那和合文化自然是历史的,也是中国的。 和合文化源于分工协作关系。如果说劳动创造了文化,那么和合文化则源自分工协作的劳动关系。人要生存,就必须生产,而生产主要是群体生产。只要是群体生产,就必然有分工和协作。基于这种分工协作关系发展而来的文化,就是合作文化,也称之为和合文化。在农业社会,夫妻“百年好合”的背后,隐藏着一股源于自然分工与协作的韧性。那时,男性从事重体力的耕作,解决家庭“吃”的问题;女性从事织布,解决家庭“穿”的问题。男女分工协作,才能维持家庭的生存和发展,也才有夫妻“百年好合”的物质基础。 进入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替代了自然经济,以男耕女织为主的自然分工也转化为与商品生产相联系的社会分工。社会分工更发达,协作关系也更紧密,分工协作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逻辑。可见,无论在自然经济还是在市场经济中,分工协作都是普遍存在的劳动关系,如果条件具备,那么基于这种劳动关系生发的文化,必然是一种和合文化,正所谓:“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由此言之,和合文化不仅是中国的,理应也是世界的。 然而,和合文化并没有在西方茁壮成熟。这是因为,在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生产中,不单有因群体劳动结成的分工协作关系,还有基于资源有限性引发的竞争关系。与竞争作用的两重性一样,竞争文化的作用也是双重的。在古典经济学那里,亚当·斯密就注意到了它的双重性,因而在力主自由竞争的同时,也要求“经济人”以道德情操约束过度竞争;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法等国则试图借助法律限制资本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凯恩斯经济学虽坚持以市场竞争为基准,但强调国家动用政策工具节制过度竞争。 尽管如此,过度竞争依然如脱缰野马,一路狂奔,不仅在空间上已无所不至,涵盖了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国际关系等多个领域,如洪水泛滥一般,淹没了合作文化生长该有的一席之地,而且在主体上也膨胀到了其难以逾越的止境,从亚当·斯密那时的个人,变为如今的大国甚至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竞争。由此看来,新时代呼唤和合文化。诚如习近平2024年11月在利马会晤拜登时所说:“大国竞争不应是时代底色,团结协作才能共克时艰。” 文化是制度变革之母。人类要想走出过度竞争的窘境,必须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指明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两个和解”。要实现这两个和解,就要超越道德和法制规约的局限,建设一种能够保障人与人和睦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合文化。 和合文化的意义已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知。早在上世纪20年代,西方著名哲学家罗素就意识到中国“和”文化的时代意义,他在《中国问题》一书中指出:“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中国哲学家张立文则在其《和合学》中提出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原理,以化解人类面临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文明之间的冲突。中外智者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时代对和合文化的呼声。(作者是台州学院和合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1737914900691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赵建东环球时报173793243828612[]{"email":"zhaojiandong@huanqiu.com","name":"赵建东"}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把“和平性”作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之一。对这一重大论断,应联系总书记多年来关于和合文化的论述,才能更好地理解其深邃的历史视野和宽广的世界眼光。 和合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华和合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中华先哲就以“和之大道”看待和处理万事万物关系,形成一系列和合的理论观点。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中,把它们概括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这一文化思想指导下,和合文化研究不断深化,更多的理论观点被提炼出来,如和实生物的本原论、和为贵的价值观、允执厥中的思维方式、并行不悖的文明观、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等。所谓和合文化,简而言之,就是体现和合思想的文化现象总称,它决定了中华传统文化重和不重争的特性。既然和合思想体系在中国的先秦就已形成,那和合文化自然是历史的,也是中国的。 和合文化源于分工协作关系。如果说劳动创造了文化,那么和合文化则源自分工协作的劳动关系。人要生存,就必须生产,而生产主要是群体生产。只要是群体生产,就必然有分工和协作。基于这种分工协作关系发展而来的文化,就是合作文化,也称之为和合文化。在农业社会,夫妻“百年好合”的背后,隐藏着一股源于自然分工与协作的韧性。那时,男性从事重体力的耕作,解决家庭“吃”的问题;女性从事织布,解决家庭“穿”的问题。男女分工协作,才能维持家庭的生存和发展,也才有夫妻“百年好合”的物质基础。 进入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替代了自然经济,以男耕女织为主的自然分工也转化为与商品生产相联系的社会分工。社会分工更发达,协作关系也更紧密,分工协作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逻辑。可见,无论在自然经济还是在市场经济中,分工协作都是普遍存在的劳动关系,如果条件具备,那么基于这种劳动关系生发的文化,必然是一种和合文化,正所谓:“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由此言之,和合文化不仅是中国的,理应也是世界的。 然而,和合文化并没有在西方茁壮成熟。这是因为,在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生产中,不单有因群体劳动结成的分工协作关系,还有基于资源有限性引发的竞争关系。与竞争作用的两重性一样,竞争文化的作用也是双重的。在古典经济学那里,亚当·斯密就注意到了它的双重性,因而在力主自由竞争的同时,也要求“经济人”以道德情操约束过度竞争;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法等国则试图借助法律限制资本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凯恩斯经济学虽坚持以市场竞争为基准,但强调国家动用政策工具节制过度竞争。 尽管如此,过度竞争依然如脱缰野马,一路狂奔,不仅在空间上已无所不至,涵盖了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国际关系等多个领域,如洪水泛滥一般,淹没了合作文化生长该有的一席之地,而且在主体上也膨胀到了其难以逾越的止境,从亚当·斯密那时的个人,变为如今的大国甚至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竞争。由此看来,新时代呼唤和合文化。诚如习近平2024年11月在利马会晤拜登时所说:“大国竞争不应是时代底色,团结协作才能共克时艰。” 文化是制度变革之母。人类要想走出过度竞争的窘境,必须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指明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两个和解”。要实现这两个和解,就要超越道德和法制规约的局限,建设一种能够保障人与人和睦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合文化。 和合文化的意义已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知。早在上世纪20年代,西方著名哲学家罗素就意识到中国“和”文化的时代意义,他在《中国问题》一书中指出:“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中国哲学家张立文则在其《和合学》中提出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原理,以化解人类面临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文明之间的冲突。中外智者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时代对和合文化的呼声。(作者是台州学院和合文化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