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MJpxE4B28F作者:蓝建学 钱峰 刘宗义opinion.huanqiu.comarticle环球圆桌对话:“龙象共舞”将为“印度制造”带来更多机遇/e3pmub6h5/e3pr9baf6编者按:随着中印正式讨论恢复直航等消息传出,两国关系改善的正向势能加速积聚。在继续推动“印度制造”的迫切愿望下,新德里更应抓住对华合作的“机遇窗口”。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此展开讨论。 蓝建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所长 钱峰: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刘宗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续推“印度制造”,真正机遇在哪 蓝建学 在批准新的专项“生产关联激励(PLI)”计划以大力推动本土电子制造业发展之后,新德里继续推动“印度制造”变得清晰起来。 事实上,早在1991年印度开启经济自由化改革,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领域发展就被提上议程。不过,由于短期内无法解决物流运输、能源电力、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印度政府当时选择对基础设施依赖不高的科技外包服务业作为突破口,相关行业随即蓬勃发展。据印度官方和国际机构统计,1991—2024年间,服务业占印度GDP比重的平均值大致在50%—60%之间。 与之相比,尽管印度政府同时推动制造业发展升级,但因为经济结构失衡和全球竞争劣势等,印度制造业发展长期低迷。1991—2024年,制造业占印度GDP的比重在12.8%—17%之间徘徊。2004—2008年,印度制造业发展一度呈现良好势头,年均增长8%,GDP占比接近18%,汽车零部件、制药行业发展尤其迅速。但2010年后,印度制造业再陷低谷,GDP占比在13%—15%之间徘徊。 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后推出雄心勃勃的“印度制造”计划,目标是到2025年将制造业占比提升至25%,将印度打造成能与中国媲美且具有竞争力的全球制造业中心。作为“印度制造”的旗舰项目,莫迪政府2020年推出“生产关联激励”计划,旨在通过产业政策和专项资金扶持,推动电信、汽车、光伏产品、无人机、半导体、家电等14个领域的制造业企业扩大在印度国内的生产规模。但到2024年,“印度制造”战略实施10周年、“生产关联激励”计划实施4年后,一些西方媒体根据印度政府文件报道说,PLI效果未达预期,不少参与企业迟迟没有开工。印度商工部证实,截至2024年10月,PLI计划相关企业仅完成1519.3亿美元产值,仅占目标值的37%,补贴发放不足原计划的8%。 2024年印度大选前夕,执政的印度人民党承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再提将印度打造成“全球制造业强国”的目标。基于对前一阶段相关生产领域扩大生产规模能力和效果的总结,印度新推出的政策聚焦更具发展潜力的制造业领域,着重推动本土电子制造业发展。有分析说,印方新的政策更有针对性,一是基于市场需求。印度电子制造业长期存在较大供需缺口,仅国内市场需求就超千亿美元,加上出口,供需缺口可能接近1500亿美元。二是基于成效评估。虽然整体情况难以令人满意,但前一阶段PLI在电子产品制造领域取得一定成绩,过去4年印度国内电子产品制造能力持续提升,相关领域出口连创新高。 纵观印度制造业3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可知,印度政府确实希望力推制造业发展,但面临的障碍和掣肘不少。基于这样的现实,印度政府这次选择放缓步伐、压缩规模、聚焦重点,不再全领域铺开,而是分领域推进,根据企业发展状况和行业需求进行扩展。当然,要想给制造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印度政府还需解决基础设施、营商环境、供应链脆弱、贸易政策稳定性等其他一些方面的问题。 当前,中国正处于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型升级的历史性阶段。中印总体上位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不同位置,可以形成梯度不同的制造业发展伙伴关系。近段时间,印媒多次报道印度政府考虑放松针对中国的投资限制,比如放宽2020年实施的“三号通告”,允许中印企业组建合资公司,松绑要求自华进口商品获得印度标准局和质量控制令审批等规定。但到目前为止,印度政府仍未作出足够多的实质性改变。虽然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沉渣泛起,但中国始终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开放,印度应该主动抓住对华合作的“机遇窗口”,推动两国务实合作落地见效,造福两国民众。 难避美国关税冲击 钱峰 以“生产关联激励(PLI)”计划为核心,莫迪政府提出的“印度制造”计划试图通过提升制造业占比、吸引外资和优化产业结构,将印度打造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在新德里的政策设想中,“印度制造”是印度经济转型的核心抓手。客观来看,这项计划整体效果未达预期,但在部分领域仍有突破。 在PLI计划推动下,印度手机制造业吸引了苹果、三星、富士康等巨头投资设厂,现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手机生产国,初步形成产业集群效应,而且带动电子产品出口在2024年增长35.1%,达到35.8亿美元,贡献了印度制造业出口增量的40%。PLI计划也为印度制药行业注入增长动能,推动印度从“世界药房”向“创新高地”转型,产业链本土化有所加速,原料药国产化成效初显。2024年,印度药品和医药技术出口额跃升至全球第四位,仿制药占据全球市场约20%的份额。在国防军工领域,2023年,印度国防企业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万亿卢比(约合117.1亿美元),同比增长12%,对外出口实现突破,中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贡献显著。 与此同时,印度在国际上长期受到诟病的营商环境有所改善,部分地方邦营商便利度排名提升。世界银行《2024年营商环境报告》将印度排名提升至第63位,十年前仅为第142位。而受印度平均年龄28岁带来的“人口红利”以及14亿多人口的巨大消费潜力吸引,全球和本土企业不同程度地保持对印度制造业的投资意向。 当然,这些行业取得的进展与“印度制造”的核心目标差距依然较大。“印度制造”当下的境遇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比如,政策设计追求“全行业开花”,却忽视了不同产业各自独特的特性。PLI计划对电信、纺织、医疗器械、食品等14个行业进行补贴,这种方式分散了资源,导致对重点领域支持不足,无法精准助力产业发展。再如,基础设施“拖后腿”和物流成本高企,对企业生产效率构成明显制约,加之长期以服务业为主要导向的经济结构让劳动力技能错配,职业教育体系相对滞后,导致熟练技工缺乏,女性劳动参与率偏低,难以有效支撑高端制造的人力资源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印度制造”面临的国际竞争与地缘风险明显增大,不确定性增多。一方面,印度之前不断强化与美欧的合作关系,试图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中将自己定位为“可信赖伙伴”。但美国政府“对等关税”计划对印度加征26%高额关税,这将不可避免地冲击依赖美国市场的手机、制药、电子等关键行业,推高印度制成品的生产和出口成本,压缩利润空间。一些原本期望扩大在印投资的跨国企业,或将被迫延期并重新考虑投资项目。另一方面,孟加拉国、印尼、越南、墨西哥等一些南亚、东南亚和拉美国家因更优的区位便利、优惠政策和成本优势,不仅分流本可能投向印度的外资,而且还加大了“印度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压力。 莫迪政府“印度制造”政策是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与探索,其中既有年轻人口与市场潜力的“天赋”,又受制于经济结构和内外发展环境的“禁锢”。对于一心想成为世界大国的印度而言,“印度制造”当前遭遇的挫折或许并非终点,而是可能成为其调整和优化制造业政策的“觉醒时刻”。近期,印度推出聚焦电子制造业的专项“生产关联激励”计划,意在通过分领域扶持、简化流程等策略重振制造业信心。如果印度能够专心聚焦自身产业优势、补齐基建与人力短板、继续推动系统性改革,未来仍有机会在经济全球化变局中赢得应有的一席之地。 改善对华关系步子可更大些 刘宗义 据印度民航部官员透露,印中相关部门近期已就恢复直航客运服务举行了一轮会谈。虽然尚未确定恢复直航具体日期,但不少媒体认为,这符合中印关系缓和改善的总体趋势。自去年10月就边境巡逻问题达成协议以来,两国关系不断改善。印度总理莫迪以及其他印方高官多次表态,希望尽快推动印中两国双边关系早日回到健康、稳定、可预期的轨道。 印方这些与中方相向而行的表态,基于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尤其有利于继续发力推动“印度制造”的目标。显然,尽快与中方商定恢复直航、放宽对华投资限制、便利对华签证流程等,将有助于印度解决阻碍国内制造业发展的因素,并在应对美国“对等关税”冲击方面更加从容。 早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自由化改革伊始,印度政府就有了加快制造业发展的想法。到了21世纪初期曼莫汉·辛格担任总理期间,印度政府提出以第四产业、第三产业反哺第二产业的计划,即借助印度当时较为发达的信息产业和服务业来推动加工制造业的发展,以求缩小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并且追赶“中国制造”。 按照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发展规律,一个国家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需要经历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型的次第转换和升级。但新德里试图跳过前面的基础性和积累性阶段,借力美欧、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和资本等因素,直接迈入“高阶”。事实证明,印度制造业缺乏走这种捷径的根基,“一蹴而就”的计划没能成功。 到了莫迪政府时期,新德里又提出“印度制造”计划。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实际上颇为重视中国的发展经验,认为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要想实现经济腾飞,需要通过大力发展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以创造更多就业并触发其他一系列的积极效应。在新德里推动“印度制造”的过程中,国际层面发生一系列复杂变化,比如美国加大对华遏制打压,试图推动对华“脱钩断链”;再如,新冠疫情以及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冲突影响外溢,导致世界各国更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问题。印度国内一些人认为印度可以借此机会,承接产供链转移。 但事实证明,美国推动产供链离开中国的盘算无法实现。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一以贯之地坚持高水平开放,始终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甚至中枢性一环,而且“中国制造”也在转型升级中不断向着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类似种种因素都使西方国家对华“脱钩”或“去风险”操作难以得逞。 在美国方面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言行日盛的现实背景下,印度政府原本试图对美打“友情牌”,印度总理莫迪在今年2月访美时作出多项承诺,包括减少对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配合美国政府遣返非法移民,扩大美式军备采购规模,购买更多美国能源和矿产等。但美国在以所谓“对等”为名对所有贸易伙伴加征关税时,并未对印度网开一面或“手下留情”。 回顾“印度制造”这些年的境遇,印度更应该认识到,推动包括制造业在内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正如中方所强调的,中印同为文明古国、发展中大国、“全球南方”重要成员,都处在各自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中印关系发展历程表明,做相互成就的伙伴、实现“龙象共舞”是双方的正确选择,完全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印度总理莫迪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印中两国应该通过对话建立符合两国利益的稳定合作关系。这一表态被广泛认为体现出新德里对印中关系的重视。希望印方尽快将改善对华关系的表态落实到具体行动中,这样才真正有利于印度经济包括制造业的发展。 1744911573505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赵建东环球时报174491157350511[]{"email":"weishaopu@huanqiu.com","name":"魏少璞"}
编者按:随着中印正式讨论恢复直航等消息传出,两国关系改善的正向势能加速积聚。在继续推动“印度制造”的迫切愿望下,新德里更应抓住对华合作的“机遇窗口”。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此展开讨论。 蓝建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所长 钱峰: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刘宗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续推“印度制造”,真正机遇在哪 蓝建学 在批准新的专项“生产关联激励(PLI)”计划以大力推动本土电子制造业发展之后,新德里继续推动“印度制造”变得清晰起来。 事实上,早在1991年印度开启经济自由化改革,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领域发展就被提上议程。不过,由于短期内无法解决物流运输、能源电力、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印度政府当时选择对基础设施依赖不高的科技外包服务业作为突破口,相关行业随即蓬勃发展。据印度官方和国际机构统计,1991—2024年间,服务业占印度GDP比重的平均值大致在50%—60%之间。 与之相比,尽管印度政府同时推动制造业发展升级,但因为经济结构失衡和全球竞争劣势等,印度制造业发展长期低迷。1991—2024年,制造业占印度GDP的比重在12.8%—17%之间徘徊。2004—2008年,印度制造业发展一度呈现良好势头,年均增长8%,GDP占比接近18%,汽车零部件、制药行业发展尤其迅速。但2010年后,印度制造业再陷低谷,GDP占比在13%—15%之间徘徊。 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后推出雄心勃勃的“印度制造”计划,目标是到2025年将制造业占比提升至25%,将印度打造成能与中国媲美且具有竞争力的全球制造业中心。作为“印度制造”的旗舰项目,莫迪政府2020年推出“生产关联激励”计划,旨在通过产业政策和专项资金扶持,推动电信、汽车、光伏产品、无人机、半导体、家电等14个领域的制造业企业扩大在印度国内的生产规模。但到2024年,“印度制造”战略实施10周年、“生产关联激励”计划实施4年后,一些西方媒体根据印度政府文件报道说,PLI效果未达预期,不少参与企业迟迟没有开工。印度商工部证实,截至2024年10月,PLI计划相关企业仅完成1519.3亿美元产值,仅占目标值的37%,补贴发放不足原计划的8%。 2024年印度大选前夕,执政的印度人民党承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再提将印度打造成“全球制造业强国”的目标。基于对前一阶段相关生产领域扩大生产规模能力和效果的总结,印度新推出的政策聚焦更具发展潜力的制造业领域,着重推动本土电子制造业发展。有分析说,印方新的政策更有针对性,一是基于市场需求。印度电子制造业长期存在较大供需缺口,仅国内市场需求就超千亿美元,加上出口,供需缺口可能接近1500亿美元。二是基于成效评估。虽然整体情况难以令人满意,但前一阶段PLI在电子产品制造领域取得一定成绩,过去4年印度国内电子产品制造能力持续提升,相关领域出口连创新高。 纵观印度制造业3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可知,印度政府确实希望力推制造业发展,但面临的障碍和掣肘不少。基于这样的现实,印度政府这次选择放缓步伐、压缩规模、聚焦重点,不再全领域铺开,而是分领域推进,根据企业发展状况和行业需求进行扩展。当然,要想给制造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印度政府还需解决基础设施、营商环境、供应链脆弱、贸易政策稳定性等其他一些方面的问题。 当前,中国正处于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型升级的历史性阶段。中印总体上位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不同位置,可以形成梯度不同的制造业发展伙伴关系。近段时间,印媒多次报道印度政府考虑放松针对中国的投资限制,比如放宽2020年实施的“三号通告”,允许中印企业组建合资公司,松绑要求自华进口商品获得印度标准局和质量控制令审批等规定。但到目前为止,印度政府仍未作出足够多的实质性改变。虽然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沉渣泛起,但中国始终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开放,印度应该主动抓住对华合作的“机遇窗口”,推动两国务实合作落地见效,造福两国民众。 难避美国关税冲击 钱峰 以“生产关联激励(PLI)”计划为核心,莫迪政府提出的“印度制造”计划试图通过提升制造业占比、吸引外资和优化产业结构,将印度打造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在新德里的政策设想中,“印度制造”是印度经济转型的核心抓手。客观来看,这项计划整体效果未达预期,但在部分领域仍有突破。 在PLI计划推动下,印度手机制造业吸引了苹果、三星、富士康等巨头投资设厂,现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手机生产国,初步形成产业集群效应,而且带动电子产品出口在2024年增长35.1%,达到35.8亿美元,贡献了印度制造业出口增量的40%。PLI计划也为印度制药行业注入增长动能,推动印度从“世界药房”向“创新高地”转型,产业链本土化有所加速,原料药国产化成效初显。2024年,印度药品和医药技术出口额跃升至全球第四位,仿制药占据全球市场约20%的份额。在国防军工领域,2023年,印度国防企业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万亿卢比(约合117.1亿美元),同比增长12%,对外出口实现突破,中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贡献显著。 与此同时,印度在国际上长期受到诟病的营商环境有所改善,部分地方邦营商便利度排名提升。世界银行《2024年营商环境报告》将印度排名提升至第63位,十年前仅为第142位。而受印度平均年龄28岁带来的“人口红利”以及14亿多人口的巨大消费潜力吸引,全球和本土企业不同程度地保持对印度制造业的投资意向。 当然,这些行业取得的进展与“印度制造”的核心目标差距依然较大。“印度制造”当下的境遇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比如,政策设计追求“全行业开花”,却忽视了不同产业各自独特的特性。PLI计划对电信、纺织、医疗器械、食品等14个行业进行补贴,这种方式分散了资源,导致对重点领域支持不足,无法精准助力产业发展。再如,基础设施“拖后腿”和物流成本高企,对企业生产效率构成明显制约,加之长期以服务业为主要导向的经济结构让劳动力技能错配,职业教育体系相对滞后,导致熟练技工缺乏,女性劳动参与率偏低,难以有效支撑高端制造的人力资源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印度制造”面临的国际竞争与地缘风险明显增大,不确定性增多。一方面,印度之前不断强化与美欧的合作关系,试图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中将自己定位为“可信赖伙伴”。但美国政府“对等关税”计划对印度加征26%高额关税,这将不可避免地冲击依赖美国市场的手机、制药、电子等关键行业,推高印度制成品的生产和出口成本,压缩利润空间。一些原本期望扩大在印投资的跨国企业,或将被迫延期并重新考虑投资项目。另一方面,孟加拉国、印尼、越南、墨西哥等一些南亚、东南亚和拉美国家因更优的区位便利、优惠政策和成本优势,不仅分流本可能投向印度的外资,而且还加大了“印度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压力。 莫迪政府“印度制造”政策是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与探索,其中既有年轻人口与市场潜力的“天赋”,又受制于经济结构和内外发展环境的“禁锢”。对于一心想成为世界大国的印度而言,“印度制造”当前遭遇的挫折或许并非终点,而是可能成为其调整和优化制造业政策的“觉醒时刻”。近期,印度推出聚焦电子制造业的专项“生产关联激励”计划,意在通过分领域扶持、简化流程等策略重振制造业信心。如果印度能够专心聚焦自身产业优势、补齐基建与人力短板、继续推动系统性改革,未来仍有机会在经济全球化变局中赢得应有的一席之地。 改善对华关系步子可更大些 刘宗义 据印度民航部官员透露,印中相关部门近期已就恢复直航客运服务举行了一轮会谈。虽然尚未确定恢复直航具体日期,但不少媒体认为,这符合中印关系缓和改善的总体趋势。自去年10月就边境巡逻问题达成协议以来,两国关系不断改善。印度总理莫迪以及其他印方高官多次表态,希望尽快推动印中两国双边关系早日回到健康、稳定、可预期的轨道。 印方这些与中方相向而行的表态,基于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尤其有利于继续发力推动“印度制造”的目标。显然,尽快与中方商定恢复直航、放宽对华投资限制、便利对华签证流程等,将有助于印度解决阻碍国内制造业发展的因素,并在应对美国“对等关税”冲击方面更加从容。 早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自由化改革伊始,印度政府就有了加快制造业发展的想法。到了21世纪初期曼莫汉·辛格担任总理期间,印度政府提出以第四产业、第三产业反哺第二产业的计划,即借助印度当时较为发达的信息产业和服务业来推动加工制造业的发展,以求缩小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并且追赶“中国制造”。 按照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发展规律,一个国家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需要经历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型的次第转换和升级。但新德里试图跳过前面的基础性和积累性阶段,借力美欧、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和资本等因素,直接迈入“高阶”。事实证明,印度制造业缺乏走这种捷径的根基,“一蹴而就”的计划没能成功。 到了莫迪政府时期,新德里又提出“印度制造”计划。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实际上颇为重视中国的发展经验,认为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要想实现经济腾飞,需要通过大力发展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以创造更多就业并触发其他一系列的积极效应。在新德里推动“印度制造”的过程中,国际层面发生一系列复杂变化,比如美国加大对华遏制打压,试图推动对华“脱钩断链”;再如,新冠疫情以及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冲突影响外溢,导致世界各国更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问题。印度国内一些人认为印度可以借此机会,承接产供链转移。 但事实证明,美国推动产供链离开中国的盘算无法实现。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一以贯之地坚持高水平开放,始终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甚至中枢性一环,而且“中国制造”也在转型升级中不断向着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类似种种因素都使西方国家对华“脱钩”或“去风险”操作难以得逞。 在美国方面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言行日盛的现实背景下,印度政府原本试图对美打“友情牌”,印度总理莫迪在今年2月访美时作出多项承诺,包括减少对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配合美国政府遣返非法移民,扩大美式军备采购规模,购买更多美国能源和矿产等。但美国在以所谓“对等”为名对所有贸易伙伴加征关税时,并未对印度网开一面或“手下留情”。 回顾“印度制造”这些年的境遇,印度更应该认识到,推动包括制造业在内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正如中方所强调的,中印同为文明古国、发展中大国、“全球南方”重要成员,都处在各自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中印关系发展历程表明,做相互成就的伙伴、实现“龙象共舞”是双方的正确选择,完全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印度总理莫迪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印中两国应该通过对话建立符合两国利益的稳定合作关系。这一表态被广泛认为体现出新德里对印中关系的重视。希望印方尽快将改善对华关系的表态落实到具体行动中,这样才真正有利于印度经济包括制造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