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MTsFsmQl0p作者:刘 戈 李开盛 项昊宇opinion.huanqiu.comarticle环球圆桌对话:“果链”深植亚洲揭示怎样的现实?/e3pmub6h5/e3pr9baf6编者按:尽管美国的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操作不断加剧,苹果公司的供应链依然深深扎根亚洲。作为包括美企在内诸多跨国公司抉择的一个缩影,“果链”的发展揭示怎样的现实?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此展开讨论。 刘 戈:财经评论员 李开盛: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项昊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果链”优势源自亚洲精密协作 刘戈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在汇编苹果公司2024年公布的主要供应商名单时发现,只有26家公司位于美国,而中国大陆约有156家,其次是中国台湾(49家)和日本(42家)。由此可见,苹果的供应链依然深深扎根亚洲。事实上,想要看清全球供应链体系给全世界消费者带来的好处,“果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007年,苹果公司把第一代iPhone交给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厂生产。随后十多年来,苹果公司产品不断迭代,“果链”随之生根发芽,并将枝蔓延伸到亚洲更多国家和地区。如果对一部苹果手机的元器件进行溯源,比如显示屏、处理器、电池、基带芯片、传感器与陀螺仪、外壳组件等,就会发现,除了少量来自美欧,其他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韩国、越南等地。 以中国为中心、编织覆盖亚洲的供应链网络,已经成为苹果公司的成功密码之一。事实上,这个亚洲超级供应链是通过近40年时间才构建起来的。20世纪70年代,苹果公司的个人电脑还主要在美国本土生产。到了20世纪80年代,富士康进入大陆后逐步成为一些电脑品牌的代工厂,围绕各类生产模具和电子元器件的供应链体系随之开始在亚洲范围内成长起来。2007年苹果公司将手机组装生产业务放到中国后,以中国为枢纽、覆盖亚洲更多国家和地区的电子元器件供应链开始快速发展,并逐渐形成几乎不可替代的制造生态。 2017年开始美国政府挑动对华贸易摩擦,苹果公司开始面临供应链方面的风险,被迫探索所谓“中国+1”产能安排,开始尝试在印度和越南组装部分手机或耳机产品。但从实际效果来看,一方面是转移速度大大低于预期,新工厂良品率远远低于中国工厂;另一方面,即使搬离中国,也只能在亚洲寻找替代,且所需的大部分核心零部件仍需从中国进口。为什么不干脆搬回美国或其“近岸”的墨西哥?显然,不管美国还是墨西哥,都没有亚洲这样数量众多的电子、机械、计算机工程师和高素质技术工人,也没有亚洲这样花了至少三四十年才积累起来的供应链韧性。 就此而言,“果链”的本质和最大优势在于亚洲化的精密协作,其中包括由中日韩构成“黄金三角”以及以越南、印度作为补充节点等,进而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制造生态。其中,中国扮演着无可替代的中枢角色,中企是“果链”诸多环节的重中之重。苹果公司全球200家主要供应商中,超过80%都在中国设有生产基地,涵盖从原材料到组装的完整产业链。日本和韩国则更多把持着技术命脉。比如索尼公司独占全球手机图像传感器40%左右的份额,每部iPhone的摄像头组件中,日本元件占比超过60%;三星手机屏幕单片成本占据苹果整机物料成本的20%。当然,这些数字或优势背后都有着数十年的技术积累。 就亚洲地区产业链协作以及国际自由贸易发展来看,东南亚国家制造业的发展是亚洲供应链的自然延伸,这种产业链分工层面的发展与调整本质上是经济规律的胜利。苹果公司的利润密码,正是建立在对产品设计与供应链的双向掌控上。比如,硬件成本仅占iPhone售价的45%,剩余55%的溢价来自iOS系统、App Store生态和品牌价值等。这种“微笑曲线”顶端的统治力让苹果公司能以190亿美元的研发投入撬动全球消费者每年3000亿美元的硬件支出。这种模式使苹果和美国成为最大获益者。 现在,美国政府试图以高关税撕裂由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构成的产供链网络,相关“反噬效应”将远超想象。以“果链”为例,打着“贸易公平”幌子的加征关税行为,很可能冲击苹果公司的供应链和价值分配体系,到头来受损最严重的也将是美国公司和消费者们。 “美国风险”阴云笼罩 李开盛 美国的所谓“对等关税”政策引发亚洲主要经济体强烈不满,因为这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经济霸凌正在对作为整体的亚洲经济以及区域内主要经济体的发展带来显而易见的破坏。 一是加征超高关税产生直接经济后果。亚洲主要经济体对美国市场有着不同程度的依赖,美国关税讹诈势必冲击它们对美出口的规模和积极性,破坏区域内的产供链结构,相关影响还可能会传导到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 二是对地区国家的发展道路造成干扰。亚洲地区不少经济体都是出口导向型,对于外资有着较大需求。美国政府在全球包括对亚洲主要经济体挥舞关税大棒的目的之一,就是迫使制造业的相关产业和投资回流美国。这显然会挤压亚洲国家吸引和利用外资的空间,使其借助外资促进本国产业升级、提升技术水平的努力遭遇挑战。 三是从长远看,将会破坏地区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整体而言,亚洲经济发展长期受益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及相应的多边贸易体制,但美国当前的经济霸凌做法不仅破坏亚洲地区经济发展环境,还给更广泛层面的国际贸易乃至世界经济运行带来动荡和不确定性。换而言之,亚洲主要经济体长期以来畅游其间的水体生态,正在遭受美国更大程度的污染和破坏。 滥施关税等一系列操作,进一步暴露出美国急于维系全球霸权的对外政策实质,这一点在亚洲也不例外。从历史角度看,美国在亚洲的行为方式一贯如此,比如菲律宾1946年独立之初,美国就利用前宗主国的身份以及软硬实力方面的优势,强压菲律宾开放市场,以便美方后来在经济上渔利。不过,美国过去很多时候比较注意自我包装,比如打着“民主、自由、开放”等旗号,自诩“世界警察”为地区安全提供所谓的国际公共产品,或是在自己赚得盆满钵满之余给予地区国家少许“恩惠”等等,这一度给美国的相关霸权操作蒙上一层玫瑰色的外衣。 但现在,美国政府在全球也包括在亚洲的言行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不仅公开喊出“美国优先”口号,还对包括盟友和伙伴在内的地区国家直接提出批评,宣称它们“占了美国便宜”。究其原因,在于美国虽然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自由贸易的最大受益者,但国内分配长期失衡,“产业空心化”等问题不断累积,导致美国普通民众不满情绪日增。在政治极化、社会分裂以及治理乏术等多种因素作用之下,美国难以通过内部调整解决困境,于是试图转嫁矛盾、“祸水外引”。就此而言,美国当前的对外政策只是方式和手法上有所调整,维系霸权的本质没有任何根本性改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亚洲国家越来越意识到“美国风险”阴云笼罩的严峻性,一方面对美国的关税讹诈和各种施压表示不满,拒绝妥协;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加强区域内的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比如,日本首相石破茂最近几天先后访问越南和菲律宾,国际舆论普遍关注其中涉及所谓“安全合作”的内容,但实际上,促进与到访国家的双边贸易以及维护国际自由贸易秩序,被认为是日本首相这轮外访的重要议程之一。日本国内要求加强与地区国家经贸协调、努力扩大自由贸易圈的声音也在增多,日本媒体预计石破茂这次访问东南亚国家将彰显日本为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稳定和推动地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姿态。 可以想见,如果美国政府固执于这条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经济霸凌的道路,“去美国化”将会成为亚洲经济的大势所趋,这也是地区主要经济体的无奈之举。目前,加强中日韩三边合作、实现《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扩员以及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取得更大成效等,在地区内部以及国家舆论场中受到越来越多讨论。长远来看,美国对国际经贸体系造成的伤害短期之内难以平复,与地区和全球坚定维护自由贸易的国家和力量加强合作,将是亚洲经济的必然选择。 亚洲经济共御挑战,底气何来 项昊宇 美国的关税壁垒和保护主义逆流给亚洲经济增长带来严峻挑战。但凭借强大的发展韧性和团结合作的共识,亚洲地区将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秩序重构中扮演关键角色,并继续为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提供强大动能。 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2024年亚洲经济规模在全球占比达49%,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达到60%。在制造业领域,亚洲不仅占据全球产值增加值的53%,在高科技领域也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接下来,通过域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升级、技术创新和区域经济整合等多方面表现,亚洲有望继续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引擎作用。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今年4月发布的《亚洲发展展望》报告,尽管面临贸易壁垒加剧、美国政策不确定性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等风险,强劲的内需和电子产品出口仍将为亚洲经济增长提供支撑。其中,2025年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增长率将分别达到4.7%、4.7%和6.0%。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亚洲的增长对全球经济稳定至关重要。就当前形势而言,应该看到亚洲经济依然具有诸多方面的韧性和底气。 首先,在高科技和制造业领域的主导地位是亚洲作为全球经济引擎的核心优势所在。近些年来,亚洲在人工智能、5G和电动汽车领域的技术创新为全球经济注入活力。在制造业的全球供应链重构过程中,在面对美国关税讹诈的情况下,亚洲产供链凭借自身的紧密度和不可替代性,更好地化解着外部政策环境变化的扰动,继续保持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 其次,亚洲区域经济整合不断深化形成强大内生动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进一步实施,预计将在2025年给东盟与中国双边贸易带来190亿美元的增量,其中服务贸易和数字经济将成为新的增长点,有望加速亚洲经济的转型升级。 第三,美国的保护主义和经济霸凌将助推亚洲出口多元化战略。亚洲主要经济体加大对欧洲、非洲、中东、拉丁美洲等市场的拓展,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同时也将增强全球经济整合能力。深耕亚洲的跨国公司,大都也在适应变化、应对风险并重构自身全球发展战略。其中绝大多数企业不仅不会撤离亚洲,还会寻求与亚洲本土市场更深层次的融合,在激发亚洲内部需求的同时,加快全球布局。 第四,亚洲域内市场潜力将被进一步激发,进而实现更加均衡的增长。亚洲人口总数超过40亿,庞大的内部需求将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支撑。IMF报告也指出,亚洲经济将更多依赖地区国家内部需求,各国将通过强化社会安全网建设来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刺激个人消费。 面对高度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亚洲国家正在形成新的共识,即唯有团结合作才能有效化解外部挑战。 一是要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区域主要合作架构的RCEP将加快提质升级,进一步推动地区国家在服务贸易、数字经济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领域的融合发展。二是要携手应对供应链风险。美国的关税政策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亚洲国家需要继续增强区域供应链韧性以降低风险。三是要加快推动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创新。数字经济和绿色转型正在成为亚洲经济的新增长点。四是要加强政策协调和对话。亚洲国家通过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东盟和中日韩(10+3)、中日韩合作等多边机制,正在加快协调政策,有望形成统一立场应对保护主义,发出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秩序的共同声音,这将进一步提升亚洲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引领作用。1745956564095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李雨童环球时报174596589251511[]{"email":"liyutong@huanqiu.com","name":"李雨童"}
编者按:尽管美国的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操作不断加剧,苹果公司的供应链依然深深扎根亚洲。作为包括美企在内诸多跨国公司抉择的一个缩影,“果链”的发展揭示怎样的现实?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此展开讨论。 刘 戈:财经评论员 李开盛: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项昊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果链”优势源自亚洲精密协作 刘戈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在汇编苹果公司2024年公布的主要供应商名单时发现,只有26家公司位于美国,而中国大陆约有156家,其次是中国台湾(49家)和日本(42家)。由此可见,苹果的供应链依然深深扎根亚洲。事实上,想要看清全球供应链体系给全世界消费者带来的好处,“果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007年,苹果公司把第一代iPhone交给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厂生产。随后十多年来,苹果公司产品不断迭代,“果链”随之生根发芽,并将枝蔓延伸到亚洲更多国家和地区。如果对一部苹果手机的元器件进行溯源,比如显示屏、处理器、电池、基带芯片、传感器与陀螺仪、外壳组件等,就会发现,除了少量来自美欧,其他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韩国、越南等地。 以中国为中心、编织覆盖亚洲的供应链网络,已经成为苹果公司的成功密码之一。事实上,这个亚洲超级供应链是通过近40年时间才构建起来的。20世纪70年代,苹果公司的个人电脑还主要在美国本土生产。到了20世纪80年代,富士康进入大陆后逐步成为一些电脑品牌的代工厂,围绕各类生产模具和电子元器件的供应链体系随之开始在亚洲范围内成长起来。2007年苹果公司将手机组装生产业务放到中国后,以中国为枢纽、覆盖亚洲更多国家和地区的电子元器件供应链开始快速发展,并逐渐形成几乎不可替代的制造生态。 2017年开始美国政府挑动对华贸易摩擦,苹果公司开始面临供应链方面的风险,被迫探索所谓“中国+1”产能安排,开始尝试在印度和越南组装部分手机或耳机产品。但从实际效果来看,一方面是转移速度大大低于预期,新工厂良品率远远低于中国工厂;另一方面,即使搬离中国,也只能在亚洲寻找替代,且所需的大部分核心零部件仍需从中国进口。为什么不干脆搬回美国或其“近岸”的墨西哥?显然,不管美国还是墨西哥,都没有亚洲这样数量众多的电子、机械、计算机工程师和高素质技术工人,也没有亚洲这样花了至少三四十年才积累起来的供应链韧性。 就此而言,“果链”的本质和最大优势在于亚洲化的精密协作,其中包括由中日韩构成“黄金三角”以及以越南、印度作为补充节点等,进而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制造生态。其中,中国扮演着无可替代的中枢角色,中企是“果链”诸多环节的重中之重。苹果公司全球200家主要供应商中,超过80%都在中国设有生产基地,涵盖从原材料到组装的完整产业链。日本和韩国则更多把持着技术命脉。比如索尼公司独占全球手机图像传感器40%左右的份额,每部iPhone的摄像头组件中,日本元件占比超过60%;三星手机屏幕单片成本占据苹果整机物料成本的20%。当然,这些数字或优势背后都有着数十年的技术积累。 就亚洲地区产业链协作以及国际自由贸易发展来看,东南亚国家制造业的发展是亚洲供应链的自然延伸,这种产业链分工层面的发展与调整本质上是经济规律的胜利。苹果公司的利润密码,正是建立在对产品设计与供应链的双向掌控上。比如,硬件成本仅占iPhone售价的45%,剩余55%的溢价来自iOS系统、App Store生态和品牌价值等。这种“微笑曲线”顶端的统治力让苹果公司能以190亿美元的研发投入撬动全球消费者每年3000亿美元的硬件支出。这种模式使苹果和美国成为最大获益者。 现在,美国政府试图以高关税撕裂由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构成的产供链网络,相关“反噬效应”将远超想象。以“果链”为例,打着“贸易公平”幌子的加征关税行为,很可能冲击苹果公司的供应链和价值分配体系,到头来受损最严重的也将是美国公司和消费者们。 “美国风险”阴云笼罩 李开盛 美国的所谓“对等关税”政策引发亚洲主要经济体强烈不满,因为这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经济霸凌正在对作为整体的亚洲经济以及区域内主要经济体的发展带来显而易见的破坏。 一是加征超高关税产生直接经济后果。亚洲主要经济体对美国市场有着不同程度的依赖,美国关税讹诈势必冲击它们对美出口的规模和积极性,破坏区域内的产供链结构,相关影响还可能会传导到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 二是对地区国家的发展道路造成干扰。亚洲地区不少经济体都是出口导向型,对于外资有着较大需求。美国政府在全球包括对亚洲主要经济体挥舞关税大棒的目的之一,就是迫使制造业的相关产业和投资回流美国。这显然会挤压亚洲国家吸引和利用外资的空间,使其借助外资促进本国产业升级、提升技术水平的努力遭遇挑战。 三是从长远看,将会破坏地区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整体而言,亚洲经济发展长期受益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及相应的多边贸易体制,但美国当前的经济霸凌做法不仅破坏亚洲地区经济发展环境,还给更广泛层面的国际贸易乃至世界经济运行带来动荡和不确定性。换而言之,亚洲主要经济体长期以来畅游其间的水体生态,正在遭受美国更大程度的污染和破坏。 滥施关税等一系列操作,进一步暴露出美国急于维系全球霸权的对外政策实质,这一点在亚洲也不例外。从历史角度看,美国在亚洲的行为方式一贯如此,比如菲律宾1946年独立之初,美国就利用前宗主国的身份以及软硬实力方面的优势,强压菲律宾开放市场,以便美方后来在经济上渔利。不过,美国过去很多时候比较注意自我包装,比如打着“民主、自由、开放”等旗号,自诩“世界警察”为地区安全提供所谓的国际公共产品,或是在自己赚得盆满钵满之余给予地区国家少许“恩惠”等等,这一度给美国的相关霸权操作蒙上一层玫瑰色的外衣。 但现在,美国政府在全球也包括在亚洲的言行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不仅公开喊出“美国优先”口号,还对包括盟友和伙伴在内的地区国家直接提出批评,宣称它们“占了美国便宜”。究其原因,在于美国虽然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自由贸易的最大受益者,但国内分配长期失衡,“产业空心化”等问题不断累积,导致美国普通民众不满情绪日增。在政治极化、社会分裂以及治理乏术等多种因素作用之下,美国难以通过内部调整解决困境,于是试图转嫁矛盾、“祸水外引”。就此而言,美国当前的对外政策只是方式和手法上有所调整,维系霸权的本质没有任何根本性改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亚洲国家越来越意识到“美国风险”阴云笼罩的严峻性,一方面对美国的关税讹诈和各种施压表示不满,拒绝妥协;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加强区域内的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比如,日本首相石破茂最近几天先后访问越南和菲律宾,国际舆论普遍关注其中涉及所谓“安全合作”的内容,但实际上,促进与到访国家的双边贸易以及维护国际自由贸易秩序,被认为是日本首相这轮外访的重要议程之一。日本国内要求加强与地区国家经贸协调、努力扩大自由贸易圈的声音也在增多,日本媒体预计石破茂这次访问东南亚国家将彰显日本为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稳定和推动地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姿态。 可以想见,如果美国政府固执于这条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经济霸凌的道路,“去美国化”将会成为亚洲经济的大势所趋,这也是地区主要经济体的无奈之举。目前,加强中日韩三边合作、实现《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扩员以及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取得更大成效等,在地区内部以及国家舆论场中受到越来越多讨论。长远来看,美国对国际经贸体系造成的伤害短期之内难以平复,与地区和全球坚定维护自由贸易的国家和力量加强合作,将是亚洲经济的必然选择。 亚洲经济共御挑战,底气何来 项昊宇 美国的关税壁垒和保护主义逆流给亚洲经济增长带来严峻挑战。但凭借强大的发展韧性和团结合作的共识,亚洲地区将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秩序重构中扮演关键角色,并继续为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提供强大动能。 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2024年亚洲经济规模在全球占比达49%,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达到60%。在制造业领域,亚洲不仅占据全球产值增加值的53%,在高科技领域也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接下来,通过域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升级、技术创新和区域经济整合等多方面表现,亚洲有望继续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引擎作用。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今年4月发布的《亚洲发展展望》报告,尽管面临贸易壁垒加剧、美国政策不确定性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等风险,强劲的内需和电子产品出口仍将为亚洲经济增长提供支撑。其中,2025年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增长率将分别达到4.7%、4.7%和6.0%。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亚洲的增长对全球经济稳定至关重要。就当前形势而言,应该看到亚洲经济依然具有诸多方面的韧性和底气。 首先,在高科技和制造业领域的主导地位是亚洲作为全球经济引擎的核心优势所在。近些年来,亚洲在人工智能、5G和电动汽车领域的技术创新为全球经济注入活力。在制造业的全球供应链重构过程中,在面对美国关税讹诈的情况下,亚洲产供链凭借自身的紧密度和不可替代性,更好地化解着外部政策环境变化的扰动,继续保持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 其次,亚洲区域经济整合不断深化形成强大内生动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进一步实施,预计将在2025年给东盟与中国双边贸易带来190亿美元的增量,其中服务贸易和数字经济将成为新的增长点,有望加速亚洲经济的转型升级。 第三,美国的保护主义和经济霸凌将助推亚洲出口多元化战略。亚洲主要经济体加大对欧洲、非洲、中东、拉丁美洲等市场的拓展,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同时也将增强全球经济整合能力。深耕亚洲的跨国公司,大都也在适应变化、应对风险并重构自身全球发展战略。其中绝大多数企业不仅不会撤离亚洲,还会寻求与亚洲本土市场更深层次的融合,在激发亚洲内部需求的同时,加快全球布局。 第四,亚洲域内市场潜力将被进一步激发,进而实现更加均衡的增长。亚洲人口总数超过40亿,庞大的内部需求将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支撑。IMF报告也指出,亚洲经济将更多依赖地区国家内部需求,各国将通过强化社会安全网建设来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刺激个人消费。 面对高度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亚洲国家正在形成新的共识,即唯有团结合作才能有效化解外部挑战。 一是要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区域主要合作架构的RCEP将加快提质升级,进一步推动地区国家在服务贸易、数字经济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领域的融合发展。二是要携手应对供应链风险。美国的关税政策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亚洲国家需要继续增强区域供应链韧性以降低风险。三是要加快推动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创新。数字经济和绿色转型正在成为亚洲经济的新增长点。四是要加强政策协调和对话。亚洲国家通过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东盟和中日韩(10+3)、中日韩合作等多边机制,正在加快协调政策,有望形成统一立场应对保护主义,发出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秩序的共同声音,这将进一步提升亚洲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