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N7ijgDiqma作者:郑春荣opinion.huanqiu.comarticle郑春荣:继续“去风险”,德国将难获“中国能力”/e3pmub6h5/e3pr9baf6在就职后向联邦议院所做的第一次政府声明中,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特别强调,在应对全球挑战以及经贸领域,中国依然是德国及欧盟的一个重要伙伴。但是,与此同时,他强调要在“战略性去风险”框架里进一步减少对中国的单方面依赖。按照德国默茨政府《联合执政协议》的说法,这种“战略性去风险”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德国的韧性,包括科研体系的韧性,为此需要建立“独立的中国(学)能力网络”。 提出打造“独立的中国能力”,并非本届政府的发明。上届德国政府于2023年7月13日发布的《中国战略》,就突出要传授“独立的中国能力”,并认为“这对于促进相互理解以及长期成功捍卫和维护德国利益至关重要”。根据当时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的说法,“独立的中国能力”建设主要是指不依赖来自中国方面的财政资助,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能力的传授符合德国教育与科研体系的要求,特别是教学与科研自由的要求”。在默茨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中,“独立的中国(学)能力网络”建设更是被与扩大针对虚假信息活动的研究关联在一起。 从促进“中国能力”建设,到强调“独立的中国能力”培养,反映了德国对华定位的变化和政策调整。最初,在中国国际影响力日益上升以及中德交往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德国政府越发意识到增强各界“中国能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国能力”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2015年10月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颁布的《中国战略(2015-2020)》文件中,这份文件是作为在教育与科研领域与中国开展合作的战略框架,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加强中德双方之间的合作。 但是,在美国加大力度联合盟友遏制中国的背景下,欧盟及德国越发强调对中国的“竞争者”乃至“制度性对手”定位,并奉行对华“去风险”政策。于是,与中国的科教和人文交流也成为风险领域,包括要在“中国能力”的建设中“去风险”,这意味着对华“去风险”从经贸领域,溢出到了教育与科研领域,也因此,德国的“中国能力”建设议题被越发政治化、安全化。 由此,原先旨在加强与中国合作的“中国能力”建设,异化成了对华“去风险”能力培养。这不仅违背了建立和加强“中国能力”的初心,而且也无法真正形成德国所需要的“中国能力”。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如果从一开始就抱持“去风险”的想法,就不会想着与中国伙伴进行交流,也不会作出到中国进行更长时间逗留的安排,由此,只能在空中楼阁里想象如何与中国及中国人打交道,最终形成的“中国能力”很可能与现实脱节。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凭空构造的“中国能力”一旦固化,可能在现实中碰壁后,依然没有能力去进行自我调适。 其实,过于强调“独立的中国能力”建设,也多多少少反映了德国方面心态的变化。德国方面担心,在与中方的交往中,会受到中方的“过度”影响,这本质上也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这和经济领域的情形具有类似性,如果对本国的经济和产业竞争力有信心,就会保持对外开放的政策,通过相互竞争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但是,如果自信心下降,就有可能以“去风险”的名义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 总之,“独立的中国能力”建设不应寄希望于“自我孤立”,因为这样的能力培养路径势必走向歧途,误以为可以通过减少与中国的交往来增强“中国能力”建设,最终只会使德国的“中国能力”越发缺失,这显然不符合德国的利益。在笔者看来,恰恰相反,“独立的中国能力”需要在与中国及中国人的互动中才能真正形成。只有积累了现实的、与中国及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才能“独立地”思考自己存在哪些“中国能力”上的优势和短板,也才能“独立地”思考与中国合作的机遇和风险何在。 在这个意义上,中德双方都应该搭建更多的平台、创造更多的机会,加强双方的人员往来与学术交流合作,尤其是需要架起两国年轻人之间对话与交流的桥梁。据笔者所知,近来德国年轻人来中国走走看看的愿望很强烈。可以想见,在实地观察中国、与中国年轻人交流之后,他们不仅可以加强自己的“中国能力”,中国的年轻人也会在与德国同龄人的交往中,提高自身的“德国能力”,由此形成一个相互成就的能力培养过程。这无疑对德国、中国以及中德合作都是有益的。(作者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1750105085801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李雨童环球时报175011509415311[]{"email":"liyutong@huanqiu.com","name":"李雨童"}
在就职后向联邦议院所做的第一次政府声明中,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特别强调,在应对全球挑战以及经贸领域,中国依然是德国及欧盟的一个重要伙伴。但是,与此同时,他强调要在“战略性去风险”框架里进一步减少对中国的单方面依赖。按照德国默茨政府《联合执政协议》的说法,这种“战略性去风险”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德国的韧性,包括科研体系的韧性,为此需要建立“独立的中国(学)能力网络”。 提出打造“独立的中国能力”,并非本届政府的发明。上届德国政府于2023年7月13日发布的《中国战略》,就突出要传授“独立的中国能力”,并认为“这对于促进相互理解以及长期成功捍卫和维护德国利益至关重要”。根据当时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的说法,“独立的中国能力”建设主要是指不依赖来自中国方面的财政资助,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能力的传授符合德国教育与科研体系的要求,特别是教学与科研自由的要求”。在默茨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中,“独立的中国(学)能力网络”建设更是被与扩大针对虚假信息活动的研究关联在一起。 从促进“中国能力”建设,到强调“独立的中国能力”培养,反映了德国对华定位的变化和政策调整。最初,在中国国际影响力日益上升以及中德交往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德国政府越发意识到增强各界“中国能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国能力”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2015年10月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颁布的《中国战略(2015-2020)》文件中,这份文件是作为在教育与科研领域与中国开展合作的战略框架,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加强中德双方之间的合作。 但是,在美国加大力度联合盟友遏制中国的背景下,欧盟及德国越发强调对中国的“竞争者”乃至“制度性对手”定位,并奉行对华“去风险”政策。于是,与中国的科教和人文交流也成为风险领域,包括要在“中国能力”的建设中“去风险”,这意味着对华“去风险”从经贸领域,溢出到了教育与科研领域,也因此,德国的“中国能力”建设议题被越发政治化、安全化。 由此,原先旨在加强与中国合作的“中国能力”建设,异化成了对华“去风险”能力培养。这不仅违背了建立和加强“中国能力”的初心,而且也无法真正形成德国所需要的“中国能力”。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如果从一开始就抱持“去风险”的想法,就不会想着与中国伙伴进行交流,也不会作出到中国进行更长时间逗留的安排,由此,只能在空中楼阁里想象如何与中国及中国人打交道,最终形成的“中国能力”很可能与现实脱节。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凭空构造的“中国能力”一旦固化,可能在现实中碰壁后,依然没有能力去进行自我调适。 其实,过于强调“独立的中国能力”建设,也多多少少反映了德国方面心态的变化。德国方面担心,在与中方的交往中,会受到中方的“过度”影响,这本质上也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这和经济领域的情形具有类似性,如果对本国的经济和产业竞争力有信心,就会保持对外开放的政策,通过相互竞争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但是,如果自信心下降,就有可能以“去风险”的名义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 总之,“独立的中国能力”建设不应寄希望于“自我孤立”,因为这样的能力培养路径势必走向歧途,误以为可以通过减少与中国的交往来增强“中国能力”建设,最终只会使德国的“中国能力”越发缺失,这显然不符合德国的利益。在笔者看来,恰恰相反,“独立的中国能力”需要在与中国及中国人的互动中才能真正形成。只有积累了现实的、与中国及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才能“独立地”思考自己存在哪些“中国能力”上的优势和短板,也才能“独立地”思考与中国合作的机遇和风险何在。 在这个意义上,中德双方都应该搭建更多的平台、创造更多的机会,加强双方的人员往来与学术交流合作,尤其是需要架起两国年轻人之间对话与交流的桥梁。据笔者所知,近来德国年轻人来中国走走看看的愿望很强烈。可以想见,在实地观察中国、与中国年轻人交流之后,他们不仅可以加强自己的“中国能力”,中国的年轻人也会在与德国同龄人的交往中,提高自身的“德国能力”,由此形成一个相互成就的能力培养过程。这无疑对德国、中国以及中德合作都是有益的。(作者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