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冬：塑造国际社会“共同性”，中国提供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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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信任是稀缺资源，国际社会中的信任更为稀缺。当下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不断涌现转化，二战后形成的稳定的国际秩序以及维护国际社会信任的机制，不仅没有得到强化，反而不断受到某些国家的蓄意削弱和破坏。单边霸凌、单边制裁、极限施压、“筑墙设垒”、“脱钩断链”、以邻为壑、“选边站队”、“妖魔化”、“塑造敌人”等行径，成为一些长期主导国际秩序的国家毫不迟疑的选择，持续将“丛林法则”“霍布斯想象”投射到热点地区、特定领域，激化紧张和矛盾，以朝令夕改、不讲信用给整个国际社会蒙上了猜疑防范的沉重阴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幅度地展开国际交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随着全面加入国际社会，参与各个领域的发展和治理，中国始终坚持成为国际社会中稳定、积极、进步的力量，不仅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更是国际社会中信任资源的重要供给者。从价值理念，到制度安排，再到具体政策举措，中国始终围绕塑造、扩大、筑牢国际社会中的“共同性”展开，为维护、生产国际信任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之所以追求国际社会中的“共同性”，根本原因在于，经历了上百年的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的交叠发展，国际社会进入了百年未有的变革时代。21世纪的国际关系，早就不是主权国家理念形成时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也不是西方国家主导的殖民体系、两大阵营对抗的冷战体系，更不是“美国治下的和平”的一国独大体系。在新的世纪，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等不同维度的变革交织互动，在不断创造出新机遇和新优势的同时，也促生着日益多样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国际体系和各国治理体系都遭遇挑战，在全球性治理危机的“无影灯”下，优劣显而易见。只有相互合作、共同创新，塑造更深厚更全面的国际“共同性”，才能有效应对风险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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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社会中的“共同性”，不是对丰富多彩多样性的否定，而是在承认、包容多样性的前提下，更加主动地追求各国之间、各民族之间、各文化之间、各文明之间，在相互联系、交流互鉴过程中形成的共同之处，破除长期以来基于“无政府主义”假设形成的二元对立思维，推动权力驱动、利益驱动、单一大国驱动的“零和博弈”国际关系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引领的合作互信共赢的国际关系演进。塑造扩大筑牢国际社会中的“共同性”，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选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敏锐洞察到各国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趋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尽管当下存在着“去全球化”“逆全球化”逆流，各式“反全球化”倡议以及“国家中心论”思维的复兴，但是经过数百年发展，人们早已生活在“地球村”里，形成了紧密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存状态。因此，无论偶然性多么偶然，不确定性多么突兀，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世界历史曲折前进的大逻辑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国际社会的“共同性”不会被削薄冲淡，反而会层次更为丰富、关系更为耦合、主体更为自觉，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提供坚实的基础。塑造扩大筑牢国际社会中的“共同性”，不仅是反映时代方向的价值理念，更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采取的一系列切实可行、问题导向、富有成效的实践做法。第一，坚持办好自己的事情，为塑造国际“共同性”提供扎实的前提和条件。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最核心的单位，良好的国内发展和治理，有助于控制矛盾的规模，避免诱发更大范围的对立和冲突。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国家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先例。近代以来，自强成为中国人民奋斗的精神。在夺取政权，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独立自主有着深切的体认，并探索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不依赖外部力量的工作机制和方法。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准确判断并把握住和平发展这个时代主题，在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中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用几百年实现的工业化，并同步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长期稳定，避免了现代化陷阱。中国的成功，不仅解决了本国发展和治理问题，而且为世界发展和治理提供了强大的支撑，为许多渴望现代化成功的国家提供了示范和动力。第二，通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更大的国际共识。基本共识是解决“搭便车”现象最经济，也是最可持续的方式。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当下和未来理应追求的共同目标。这一理念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党执政奋斗和国家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在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不同场合，中国始终积极倡导、推动加深理解、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实现共赢，推动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表述或者其精神写入联合国的相关文件之中。因此，习近平主席说，“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他这样形象地阐释其中蕴含的智慧，“中国古人讲‘同舟共济’，现在国际社会则需要‘同球共济’”，要“让‘同球共济’、团结协作、互利共赢成为时代主旋律”。第三，坚持以大国的胸怀气度和行动，在塑造“共同性”上作出表率。大国在国际社会中拥有更多的资源，占据更有利的位势，理应承担更大的责任。然而，国际上流行的“修昔底德陷阱”论，以及美国人反复提及的“美国例外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大国在国际社会中自利行为的合法化论证。大国在国际社会中容易产生道德优越感、行为任意性、自我孤立性，并在国内外采取双重标准。但这不应该成为常态。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栉风沐雨成长起来的大党，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大国，始终用“大要有大的样子”来提醒自己。在国际交往中，带头讲平等、讲合作、讲诚信、讲法治，倡导“一国的事情由本国人民做主，国际上的事情由各国商量着办”；在全球发展和治理中，力所能及地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推动新合作，承担大国责任和义务；在复杂多变的国际事务中，不惹事、不怕事，展现大国担当。从2021年开始，中国先后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充分体现了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和活力当下的大国，在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时的思考和创见。第四，始终关注国际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补齐国际“共同性”塑造的短板。各种类型的弱势群体的长期存在乃至状况恶化，不仅会扩大国内国际范围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差距，更会引发种族歧视、排外主义、宗教冲突等各类问题。中国强调自己永远是第三世界成员，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始终力所能及地帮助对方，切实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追求现代化的权利，为此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通过创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合作论坛”“中拉论坛”“金砖国家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层次合作机制，中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包括资金贷款、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培训、医疗、救灾抢险、人道主义援助等多元化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提升，中国对外援助的内容和方式也不断创新，探索出许多更符合当地条件、具有时代特色的援助机制和方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正确义利观时所说，“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第五，推动民心相通、文明互鉴，筑牢国际“共同性”的情感基础、文明基底。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人民友好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基础力量，是实现合作共赢的基本前提”。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推动中，将“互联互通”精神贯彻到全方位，将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及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统筹联结在一起，并将民心相通作为其更高的追求。为了推动文明对话和互鉴，2024年6月，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决议，决定将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旨在充分发挥文明对话对于消除歧视偏见、增进理解信任、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团结合作的重要作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在深刻的演进之中，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依然根深蒂固，时常泛起极化。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依然在加重，信任资源弥足珍贵，塑造扩大筑牢国际“共同性”任务更为艰巨迫切。“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对于中国这个大国来说，这是时势赋予的机遇，也是国际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期待。（作者是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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