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景泰：以伊“数字攻心战”中，媒体是何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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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以伊冲突结束已近一个月。战场上的硝烟虽已渐次消散，但冲突期间爆发的那场空前激烈的“数字攻心战”，其留下的复杂影响与深层逻辑，至今仍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和系统研究。官方媒体与军方频道在第一时间发布战报，但同一时刻，敌对机构、黑客组织乃至匿名Telegram频道也在注入各自版本的事实，形成一个多源输入的网络，官方与民间、中心与边缘的界限在闪击式的内容投放中被彻底打散。那么，在这种看似去中心化的信息场域中，媒体扮演了什么角色，发挥了什么作用？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媒体依旧扮演事实提供者的角色，仍是全球信息链条的关键节点，而事实核查能力成为衡量媒体专业度的重要指标。6月13日凌晨伊朗被空袭后，路透社连续推出可交互长图与多语种快讯，第一时间标注打击坐标、武器型号，并每日更新毁伤评估，为各国政府与社交平台提供权威数据底板。半岛电视台的阿、英双语直播流在同一日上线，滚动播报来自德黑兰、特拉维夫和华盛顿的现场连线。在冲突信息生态剧烈重构的背景下，媒体的权威信源地位既是一种惯性资产，也是一个持续博弈的结果。以伊冲突爆发后，社交平台成为战场影像与即时信息的主发源地，各类目击者与匿名号如潮涌现，信息流量巨大却真伪难辨。在这一背景下，媒体承担起信息秩序维持者的角色，为真伪辨析提供最后防线。事实核查机构如Sanad、Euroverify等，凭借专业验证与开源情报能力，成为抵御“数字烟雾”的关键节点。换言之，媒体在这场叙事混战中不仅充当内容提供者，更是认知守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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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从议程设置等维度来看，媒体还成为关键的叙事调度者。在“雄狮崛起”行动引发的剧烈信息冲击波中，全球主流媒体迅速将以伊冲突置于舆论前沿，通过标题聚焦与语境构建，确立了冲突为区域安全危机的核心叙事模板。欧美媒体普遍以局势升级、战争迫近加以定性，从而将地缘稳定、能源市场与外交博弈纳入公众认知框架之中。可见，媒体并非仅报道冲突，它们还定义了“这场冲突意味着什么”。这一议程设置效应进一步延伸至政策领域，如油价飙升、航运中断、空域关闭等话题成为各国决策者被迫响应的舆论压力点，说明主流媒体依然掌握着设定公众关切的传播权力。而在以色列与伊朗国内，媒体议程呈现显著国家化倾向。前者突出生存威胁与国家安全，后者强调主权受侵与民众伤亡，形成对立的叙事模式。同时，媒体的议程控制力正遭遇平台的反向牵引。社交媒体所激发的去中心化共鸣，也会推动主流媒体调整报道节奏与角度。换言之，议程的主导不再是一场单边作用，而是双向发力的舆论博弈。在这一结构中，媒体虽仍具“定音”的能力，却需要在碎片化事实的流动中重建其叙事基点。再次，从叙事框架的生产来看，媒体仍然是意义生产的战略要地。在“雄狮崛起”行动中，媒体通过叙事框架的嵌入性选择，在冲突符号的编码与解码中建构出敌我形象与道义边界。例如，以色列国内媒体及其西方盟友普遍采用“自卫—威胁”框架，将空袭行动定位为对伊朗核能力的预防性回应。报道中反复使用“先发制人”“国家生存”“核恐惧”等词汇，试图给予以方行为以正当性。这种叙事将国家安全置于叙事轴心，使攻击转化为防御的语言。可以看出，媒体在冲突的“合法性生产”中扮演着阐释者与合法化工具的双重角色。而伊朗及其盟友媒体则构筑起“侵略—受害”叙事结构，强调平民伤亡、人道灾难与伊斯兰世界的团结诉求。这一语义装置不仅激发了伊朗国内民众的集体愤怒，也在唤起跨国认同中的情绪正义资源。两套叙事的对峙，不仅是话语权的竞争，更是一场意义争夺战，谁有能力为血与火正名，谁就更可能主导国际社会对冲突的情感定位与道德判断。这种框架博弈也呈现出文化政治的深层张力，到底是“西方安全叙事”的延续，还是“反殖民想象”的复归？更重要的是，媒体不再只是被动转述官方语汇，而是以建构者的姿态主动编辑冲突景观。它们在选择谁的声音被听见，哪些画面被放大，哪些隐喻被固化，从而对公众“看见什么、如何感受”施加深刻影响。这正顺应了当代认知战的逻辑：视觉即政治，叙事即权力。最后，此次以伊“数字攻心战”中，媒体还化身为联动枢纽，在断裂与整合之间重组了信息权力链。如果说战争需要的是全民动员，那么媒体便是军政宣传系统与公共舆论之间的转译引擎。在此次以伊冲突中，媒体不仅是信息的发布终端，更是多重权力的连接枢纽，其作用在协调、过滤、放大之间交织展开。在主权国家逻辑下，政府与军方高度依赖主流媒体作为国家意志的扩音器。以色列国防部通过主流电视台发布“预防性打击”的正当性说明，伊朗则动员国家电视台滚动播报平民遇难画面。媒体既是官方的延伸，又是认同建构的剧场。换言之，它们不仅是权力的延伸，也制造可见性。媒体在军方控制与社交媒体压力之间维系着极为微妙的平衡结构。在以色列，军事审查制度决定了信息可被报道的边界；在伊朗，断网与内容封锁直接嵌入媒体治理逻辑。此时，媒体的一举一动，实则运行在政治、技术与伦理的三重轨道上，既要响应政令，又需对外发布，还需防范舆情反噬。而在新旧媒体结构重构中，媒体也扮演着流量基点的关键角色。它们从社交平台获取一手视频与现场图像，在核验之后再上架，从而将片段感知转化为稳定叙事；反过来，媒体的报道也会被社媒二次扩散，激发讨论、生成情绪。这种交互式嵌套表明，媒体虽失去了独占地位，却未失去话语枢纽的战略价值。从更深的层次看，媒体是信息权力链的稳定器，在快节奏、高噪声的传播环境中，它们是抵抗失序的有限机制。在信息武器化的地缘传播格局中，谁能掌握可信渠道，谁就可能在心理战中占据“制脑高地”。而媒体，正是那条通往集体心智的快速通道。（作者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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