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圆桌对话：欧洲突破今日困境，亟需的不仅是“新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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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编者按：欧洲舆论场中有关二战期间“至暗时刻”的回顾增多，其中包含对丘吉尔式政治人物“拯救欧洲”的怀念。但今天的欧洲要想摆脱困境，需要的仅仅是一个“新丘吉尔”吗？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此展开讨论。 董一凡：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副研究员 张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崔洪建：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 回顾“至暗时刻”释放什么信号 董一凡 在地缘安全危机、经济增长承压以及跨大西洋关系动荡交织的背景下，欧洲正面临着内外联动的一系列结构性挑战。部分舆论甚至将欧洲目前的困境与二战时期相比，比如有的欧洲媒体在探讨当下美欧关系裂痕时，回忆起英国时任首相丘吉尔在1941年的欧洲“至暗时刻”与美国时任总统罗斯福签署《大西洋宪章》的历史场景，并感叹“今天的欧洲已经没有了丘吉尔”。 从现实形势来看，欧洲当前面临的困境与二战时显然不能等量观之。二战期间，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面临的共同威胁是法西斯主义对人类文明、道义和良知的破坏，那是一场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战争，其烈度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坏超过一战乃至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欧洲数百年的征伐。就此而言，当前无论俄乌冲突引发的地缘安全危机还是美欧之间裂痕导致的战略层面危机，均无法同二战时期欧洲的处境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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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外部盟友来看，丘吉尔当时面对的美国，是一个逐渐结束孤立并有意与欧洲老牌帝国谈判协调，进而就未来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作出安排的美国，是一个将反法西斯战争和对欧洲援助与自身全球战略进行紧密结合的美国。当前的美国呢？则是向着孤立主义回摆，将国际责任、对外承诺等放在短期经济得失视角加以评估和计算，试图通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及政策多变来谋取单方面经济利益，这在近期达成的美欧贸易协议中就有明显体现。欧洲舆论现在怀念丘吉尔，但即使丘吉尔，当时亦难成为在更长时间段内领导欧洲团结向前的人物。事实上，丘吉尔本人即是一个“疑欧派”，他在作为英国战后外交总方针的“三环外交”设计中，将欧洲大陆视作英国重要的战略依托和外部盟友，但坚决主张英国与欧洲大陆保持距离，呼吁一种“亲密但不从属”的关系。 回顾和类比二战时期的艰难时刻，欧洲舆论显然是在呼唤能够带领今日欧洲走出战略困境的领袖式人物。确实，至少自二战时期的丘吉尔以来，欧洲在一系列重要历史时刻都见证了具有决断力的政治人物作出关键抉择：二战后戴高乐和阿登纳在构建欧洲共同未来、携手走向和平繁荣的共同意愿驱动下，推动由让·莫内和舒曼等欧洲一体化先驱勾勒的蓝图迈出关键步伐；戴高乐在20世纪60年代坚持“欧洲人的道路”，在外交和国际战略上为法国和欧共体植入独立自主基因，使欧洲开始探索成为美苏之外“独立力量”的尝试；面对欧债危机和欧元存亡的挑战，德国时任总理默克尔也曾通过艰难的国内沟通和欧盟内部协调，促使德国等大国为欧元债务和信用背书，推动欧盟在货币财政治理上搭建防护网和新的治理机制等等。 不得不说，当前欧洲“在重大时刻作出关键抉择”并且能够形成普遍共识的政治领导力仍显缺失。眼下，随着欧洲极右翼力量崛起以及传统政党“疲劳症”在各国持续显现，包括欧盟机构领导人在内的欧洲政治人士往往聚焦于危机应对，甚至把目光更多转向巩固所在政党的执政地位。这就导致一些决策仅着眼于“水来土掩”，有时甚至为了暂时转移矛盾而在外交或安全领域作出短视决策。另一方面，在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并成为欧洲最紧要政治议程的背景下，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的内外决策和行动很容易被“政治正确”裹挟。目前，着眼欧洲未来安全架构及战略自主的愿景难以摆脱“拉美抗俄”的框架和陷阱，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表征。正因如此，欧洲现在渴求在艰难时刻作出关键抉择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动能，以使欧洲在战略层面具有打破常规、超越窠臼的视野与布局，并对欧洲想要什么样的秩序、如何实现那样的秩序给出合理和可行的答案。 “怀旧”恐难提供答案 张健 近段时间以来，将欧洲当前处境与历史上的某些阶段、特别是二战期间“至暗时刻”进行类比的文章有所增多。在这其中，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名字被频频提及，结论则往往是欧洲亟需一位“新丘吉尔”。丘吉尔被认为是在二战期间挽救英国和欧洲的重要人物，特别是他在困难时刻游说美国签署《大西洋宪章》，美国随后逐渐从旁观者变成二战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以史为鉴，有助于世人更好地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当下的欧洲，确实面临二战以来最为困难的局面。一些欧洲舆论将当前阶段称为欧洲“又一至暗时刻”，实际目的是想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寻找走出困境的答案。 在地缘政治层面，已经持续3年多的俄乌冲突延宕，欧洲大陆的安全风险仍在积聚，冲突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难以排除。北约以及欧洲一些国家愈发频繁地渲染“俄罗斯可能攻击欧洲”，欧洲政界一些人试图以“只有加强军备才能确保民生”为由说服选民支持本国提升防务预算、削减养老金等福利支出。这些都表明当下欧洲的安全现状和对危险态势的自我感知。 在经济发展层面，过去十多年来从债务危机到难民危机挑战不断，特别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更使欧洲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遭遇极大冲击。当前，欧洲经济呈现低迷态势，同时还面临按照美国和北约要求提升军费开支、筹集资金支援乌克兰等任务。这些挑战，叠加欧洲一些国家内部社会分化加剧，政治光谱更趋复杂，都加大了欧洲相关国家的治理难度。一个潜在趋势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挑战增多，欧洲内部种种矛盾可能次第发酵，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加剧既有发展困局，形成恶性循环。 在跨大西洋关系层面，过去80年来，欧洲总体上将跨大西洋联盟视为自身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根基，并且能在一些重大外交和安全问题上得到美国支持。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美也能保持密切协调。但进入“特朗普2.0”时期以来，美国对欧进行多维打压，包括攻击欧洲价值观、调整俄乌冲突立场、对欧洲挥舞“关税大棒”等。美国态度的急转直下对欧洲大西洋主义者造成巨大心理冲击，很多人过去认为“没有美国的世界难以想象”，现在则不得不面对一个美国渐趋孤立甚至日益成为“威胁”的世界。 如何走出困境？这是欧洲当下面临的重大问题。欧洲近年来做了不少事情，包括严厉制裁俄罗斯、援助乌克兰以及提升军费支出、强化产业政策等，但仍主要是“应激反应”，缺乏明确的方向感。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比如资本市场联盟、“全球欧元”等一体化及战略自主建设，再如准确定位自己的全球位置，包括如何处理与俄罗斯、美国的关系等，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仍然没有形成普遍共识。 希望一个丘吉尔式的人物来拯救欧洲，这样的想法可以理解。但历史只能提供镜鉴，更重要的还是把握当下，这样才能开拓未来。当今世界与二战和冷战时期相比都已有了根本性不同，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以及国际关系民主化成为时代潮流、大势所趋，西方霸权愈发难以维持，基于价值观、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的阵营式对抗恶果凸显，正在遭到越来越多国家摒弃。 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不能沉湎于过去，而是需要有新的思维，探寻新的战略路径。应该说，欧洲对于自己当下的处境已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也在努力做一些事，特别是在金融、科技、防务等至关重要的领域减少甚至摆脱对美依赖，以更大程度地实现战略自主。不过，围绕这些问题，欧洲内部争论一直激烈，战略自主的实际成效依然有限。希望这一次欧洲是认真且有执行力的，能在实现战略自主的方向上取得更大进展，只有这样才能尽快走出艰难时刻，赢得新的未来。 欧洲还需积聚更大变革势能 崔洪建 在当前国际格局变乱交织、自身面临复杂挑战的形势下，欧洲一些人联想或类比二战时期遭遇的“至暗时刻”，回忆丘吉尔等政治人物当时拯救欧洲的历史场景，可以说不足为奇。事实上，这种依托历史表达对现状不满和对未来悲观的思潮或情绪在欧洲一直存在。笔者认为，对于现在的欧洲来说，到历史中寻找摆脱现实困境的灵感，既有其现实性，也有局限性。 首先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当下欧洲人对于自身处境的感受和认知，与丘吉尔的时代有着较大不同。虽然一些欧洲舆论通过回顾“至暗时刻”表达对现实的担忧，但真正认为欧洲已经在整体上陷入“又一至暗时刻”，觉得欧洲需要进行深刻反思并重新选择前进道路，类似看法还算不上主流。换言之，欧洲内部确实已经存在一定的忧患和危机意识，但对于形势到底有多严峻，是否已经到了二战时候那样的程度，尚未形成共识。 达不成共识的根源是欧洲内部对风险和威胁的感知差异很大。毕竟，二战时期或“至暗时刻”的欧洲面临迫在眉睫、“肉眼可见”的重大威胁，其中不仅有经济博弈、价值观对抗和地缘政治矛盾，还有在战争面前生死存亡的现实考验。当前欧洲面临的挑战虽然复杂多发，但在很多欧洲人的感知中，还没达到那种“生死存亡”的地步。何况俄乌冲突升级外溢的风险在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眼中要比南欧国家的认识严重得多，美国关税威胁对德国、爱尔兰等国的影响也比其他国家更强烈。尽管近年来欧洲不断试图凝聚共识，但远未达到集体意识的程度，欧洲对于当前困境的主流认知，也还没上升到二战期间那种需要“力挽狂澜”“拯救欧洲”的叙事高度。 这种认知分歧反映在具体的政策和行动上，一个表现就是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的总体应对思路仍是危机管控，主要采取一种在维持现状的同时进行渐进式调整的路径，而非进行系统性和结构性变革。另外一个表现则是倾向于对外转嫁问题和矛盾。欧洲一些政客在寻找当前困境的肇因时，习惯于将问题的根源说成是对俄罗斯、中国甚至当前美国的“过度依赖”。不得不说，二战结束以来欧洲承平日久，在内部政策逻辑和对外战略思维上都形成了某种惯性，这让它们倾向于将内部矛盾归咎于外部环境变化。这反过来阻碍了欧洲决策者们对当前的政治和社会体制进行重构性改革的意愿和步伐。 当然，欧洲主要国家二战结束以来的政治制度设计，也是当前欧洲政治人物普遍难以像当年丘吉尔那样展现“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一面的一个原因。基于战前纳粹势力在德国崛起并给欧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的教训，欧洲国家战后普遍在政治体制或政党制度层面设置了某种“防火墙”，这种设计近年来在阻止极右翼政治力量影响力快速提升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如此一来，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欧洲政界人士，执政之后的当务之急往往是“维护秩序和规则”，考虑问题的角度也会比较“现实”，往往容易受到个人政治利益以及党派利益等因素的羁绊。而在欧洲政坛崛起的极右翼政治力量，虽然以某种偏于激烈的方式展现出了更加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并反映着一部分欧洲人要求进行彻底变革的诉求，但短期内仍难大规模地突破欧洲政治体制和党派制度的规制。 基于以上原因，当前面临的挑战虽已足够严峻，但在很多欧洲人看来，还没达到二战时期那样的程度。无论在观念转变上，还是在政治行为空间和民意支持层面，欧洲都还没能积聚足够的变革势能。不过，随着形势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乌克兰危机、跨大西洋关系等问题继续演进变化，欧洲可能会被迫强化对于自身处境的反思，并努力形成更具普遍性的共识，进而采取更加系统性的行动。 </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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