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NopU5JjuPY作者:许利平 项昊宇 孟月明opinion.huanqiu.comarticle环球圆桌对话:东亚区域合作如何顶住这场“压力测试”?/e3pmub6h5/e3pr9baf6编者按:在美国关税冲击以及地缘政治回潮等复杂挑战下,东亚各国以及地区合作面临巨大的“压力测试”。以东盟和中日韩(10+3)机制为主渠道的东亚合作如何保持韧性,并在转危为机中实现更大发展?本期“环球圆桌对话”就此展开讨论。 许利平: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项昊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孟月明: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10+3区域合作韧性来自哪里 许利平 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在不久前发布的最新季度展望报告中预测,东盟与中日韩(10+3)地区2025年经济增长率为3.8%,在全球贸易动荡时期展现出一定的韧性。同时,这个主要负责区域宏观经济金融监测的国际组织也在报告中提到,随着美国关税壁垒等阴影继续笼罩全球和地区经济前景,10+3地区经济增长未来将面临更多挑战,2026年增速可能放缓至3.6%。 东盟和中日韩(10+3)合作是东亚经济合作的主渠道,目前已经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核心机制。10+3合作源于1990年马来西亚时任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设想。1997年,首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在吉隆坡举行,正式启动这一东亚地区合作进程。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0+3就摆脱金融危机、恢复经济增长以及促进东亚地区长远发展等议题进行深入沟通与合作,这让该机制有了某种“为了应对危机而生”的意味。2000年5月,10+3财长会议在泰国清迈签署《清迈倡议》。这是一份旨在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10+3国家分别向“共同外汇储备基金”投入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资金,当某个国家面临外汇资金短缺等困难时,其他国家可以借此提供帮助。迄今,《清迈倡议》被认为是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最重要的制度性成果之一,对于防范金融危机、推动区域合作具有深远意义。 就此而言,东亚合作一开始就是带有“危机驱动”特征的合作机制。“为了应对危机而生”,本身就成为10+3合作韧性的一大来源。在10+3框架下,相关国家展开一系列机制性合作,建立不同层级的定期会晤机制,围绕诸多领域开展对话合作。这些机制性合作有利于增进10+3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进而成为增强东亚合作韧性的又一因素。除此之外,10+3合作还有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互补性强等天然优越条件。10+3区域人口总量大约22亿,这构成了一个体量巨大的消费市场。东盟国家在原材料、适龄劳动力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中日韩则在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占据重要位置,这使10+3国家在制造业和其他诸多产业发展中高度互补或互嵌,形成极具效率的区域合作体系。 当然,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经济霸凌冲击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大背景下,东亚合作也面临着复杂挑战。比如,地区国家出口面临美国关税冲击。10+3国家多为外向型经济体,相当程度上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这种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是面向东亚区域内部,另一方面也面向区域外,尤其是与美欧的贸易往来。目前来看,对美出口在地区国家对外贸易中普遍占据相当高的比例,美国滥施关税将对东亚国家出口产生直接影响。当然,美国关税冲击也会刺激地区国家对商品出口进行结构性调整,包括减少对美出口,增加对区域内以及美国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比重。 尽管如此,地区国家出口成本还是不可避免地将会有所增加。长期以来,经济全球化和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分工促进资金、人力、原材料和中间品等各种资源自由流动、优化配置。但美国挑动关税和贸易摩擦,对全球产供链包括中间品贸易造成打击,将对10+3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带来冲击。另外,美国在与地区国家进行贸易谈判或已经宣布施加的关税中,往往试图植入一些排他性尤其是针对转口贸易的条款,可能会对10+3区域内的经贸往来造成一定影响。 面对这些挑战,10+3国家除了要继续充分发挥各种对话合作机制的作用,基于地区认同和共同利益加强区域一体化建设,还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和自由贸易原则,在做大共同利益蛋糕方面多下功夫。 警惕“隐形毒丸”效应 项昊宇 当前,东亚区域合作正面临全球经贸环境剧变叠加地缘政治回潮带来的一场巨大“压力测试”。美国对地区国家不同程度加征关税,给高度一体化的东亚生产网络带来诸多风险,比如加剧产供链紊乱和金融市场动荡等。面对美方“分而治之”的关税策略,东盟与中日韩(10+3)机制内部的团结与协调能力亦面临考验。尽管10+3国家在宏观政策层面展现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和反对单边主义的共同立场,但因各国对美经贸关系以及受关税影响程度不同,具体应对策略方面存在差异。 日本和韩国通过承诺对美进行数千亿美元的投资和开放市场,将美“对等关税”税率锁定在15%,避免了25%的更高税率。但协议的深层影响在于要求建立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的“安全供应链”并加强出口管制协调,这实质上会导致日韩与美国的技术标准和安全审查体系进行绑定。与此同时,东盟内部分化日益显现。越南7月初率先与美国达成协议,将税率降至20%,其代价不仅是对美开放市场,更关键的是同意建立一个严格的“原产地核查机制”,以向美方证明其出口产品并非简单转运或大量使用来自中国的零部件。 这种“隐形毒丸”效应可能深刻冲击10+3合作的根基。首先是瓦解共同市场基础。当日韩被迫将高科技供应链与美国绑定,部分东盟国家的生产和出口又受到美国原产地规则严格限制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所倡导的统一、低壁垒的区域大市场便可能被割裂。二是制造内部战略互疑。美国通过“逐个击破”的谈判策略,与地区国家达成五花八门的贸易协议,客观上可能削弱区域集体谈判的立场,也会在10+3内部催生新的不平衡与不信任感。三是迫使产业发展路径分叉。10+3国家在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未来产业的发展路径上,面临被迫选择美国标准还是制定区域通用标准的困境,这可能阻碍东亚形成统一的技术生态和产业集群,削弱区域长远的整体竞争力。另外,对美关税议题一定程度上也干扰了10+3既有合作议程。各国被迫投入大量外交资源应对贸易争端,可能挤占在金融合作、互联互通、社会文化等领域深化合作的精力。 尽管风险和挑战严峻,但国际经贸局势动荡也在倒逼东亚国家“抱团取暖”,进而为深化区域合作带来新的契机。东亚接下来关键是回归合作初心,聚焦共同利益,以功能性合作为先导,以制度性建设为保障,化解风险,共创未来。 一是要坚定维护东盟中心地位。10+3应努力协调立场,以一个声音说话,提升东亚在国际舞台上的集体话语权和影响力。一个东盟主导、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区域合作框架,是避免东亚陷入分裂对抗的唯一可行路径。中日韩三国应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同时积极赋能东盟,提升东盟统筹和引领区域合作的能力。 二是以高质量实施RCEP塑造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RCEP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关税减让,更在于统一的原产地规则以及在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制度型开放。各方应加速国内相关法规的对接,重点消除非关税壁垒,推动海关程序的简化与协调,真正实现区域内贸易与投资的便利化。 三是积极拥抱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双引擎”。各方应加快在10+3框架下探讨建立数字贸易的共同规则,推动数据安全、有序跨境流动。同时,通过推动设立“东亚绿色发展基金”等举措,将绿色转型打造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四是强化区域金融安全网。地区国家应进一步完善“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探讨在危机时更快速的启动程序。同时积极探索区域内本币结算,特别是降低对单一外部货币的过度依赖,增强区域金融体系的韧性。 历史经验提醒我们,“以团结求发展”才是地区国家利益的最大公约数。10+3国家应着眼长远,化外压为内部整合动力,为打造一个更具韧性、更加自主和繁荣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加快政策协调和集体行动。 共探加强区域合作的新路径 孟月明 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东亚能否有效应对内外压力、维护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不仅关系到东亚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对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也有重要影响。 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具有显著的“危机驱动”特点,每遇重大危机,区域主要国家往往都能加强协作共御挑战,并将危机转化为强化合作的动能。这一模式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均有体现。东盟模式不断巩固和拓展、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机制日臻成熟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订实施等,都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关键加速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贸易领域的一个显著趋势就是区域贸易协议(RTA)数量显著增加,相关国家通过建立自贸区等方式强化经济联结,而且区域内贸易占全球总量比例不断提升。就此而言,以10+3为主渠道的东亚经济合作,已经成为这种趋势的一个缩影。光是今年以来,中日韩外长会、中日韩与东盟(10+3)外长会顺利召开,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完成,RCEP协定高质量实施,东亚各国在积极应对全球性和地区性发展挑战的过程中,加快深化区域合作的路径探索。 2025年上半年,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3.67万亿元人民币,增长9.6%,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6.8%。3.0版的中国—东盟自贸协定标志着这一覆盖全球1/4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迈入规则深度融合的新阶段,与2.0版相比,既对原来涵盖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海关规则、经济和科技合作等相关内容作了深化细化,又增加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中小微企业、竞争规则和消费者保护等内容,这有利于提升双向开放水平,推动产业链深度整合。 RCEP生效实施3年多来成为区域经济增长新的引擎,区域内货物贸易规模稳步增长,产业链、供应链网络融合发展,区域内中间品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由2021年的65%上升至2024年的68.3%。未来RCEP不仅会进一步夯实区域合作基础,还将在推进跨区域合作方面进行拓展。 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关税及贸易壁垒增多、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大背景下,10+3合作更显弥足珍贵,相关各国普遍赞同让该机制继续发挥战略引领作用,以推进地区包容性发展和可持续和平。进一步推进实施RCEP,完善区域金融安全网,提升粮食安全合作水平,同时加强人工智能、数字转型等创新合作、打击跨国犯罪等安全合作、促进社会人文交流等,得到10+3国家的共同支持。事实证明,10+3合作机制建立以来,持续强化东亚地区整体的危机应对能力,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合力打造发展新动能等方面成效显著,助力东亚成为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从目前全球贸易的发展态势来看,区域一体化以及区域内的自由贸易一段时期内将成为新型全球化的主流贸易形式;与之相对,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也逐渐由只有一条相对统一的全球产供链,向着同时存在多条相对独立的区域性产供链方向发展。换言之,在多边贸易秩序遭遇严峻挑战、国际经贸格局面临剧烈调整的过程中,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化特征将进一步凸显。美国挑动关税冲突对东亚各国而言当然意味着巨大挑战,但不排除“危”中有“机”。比如,东亚国家在不断加强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建设的同时,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以地区形式搭建与世界其他区域的合作,这很可能会成为未来十年到二十年间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实践路径。1754593263121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李雨童环球时报175460747110711[]{"email":"liyutong@huanqiu.com","name":"李雨童"}
编者按:在美国关税冲击以及地缘政治回潮等复杂挑战下,东亚各国以及地区合作面临巨大的“压力测试”。以东盟和中日韩(10+3)机制为主渠道的东亚合作如何保持韧性,并在转危为机中实现更大发展?本期“环球圆桌对话”就此展开讨论。 许利平: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项昊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孟月明: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10+3区域合作韧性来自哪里 许利平 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在不久前发布的最新季度展望报告中预测,东盟与中日韩(10+3)地区2025年经济增长率为3.8%,在全球贸易动荡时期展现出一定的韧性。同时,这个主要负责区域宏观经济金融监测的国际组织也在报告中提到,随着美国关税壁垒等阴影继续笼罩全球和地区经济前景,10+3地区经济增长未来将面临更多挑战,2026年增速可能放缓至3.6%。 东盟和中日韩(10+3)合作是东亚经济合作的主渠道,目前已经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核心机制。10+3合作源于1990年马来西亚时任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设想。1997年,首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在吉隆坡举行,正式启动这一东亚地区合作进程。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0+3就摆脱金融危机、恢复经济增长以及促进东亚地区长远发展等议题进行深入沟通与合作,这让该机制有了某种“为了应对危机而生”的意味。2000年5月,10+3财长会议在泰国清迈签署《清迈倡议》。这是一份旨在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10+3国家分别向“共同外汇储备基金”投入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资金,当某个国家面临外汇资金短缺等困难时,其他国家可以借此提供帮助。迄今,《清迈倡议》被认为是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最重要的制度性成果之一,对于防范金融危机、推动区域合作具有深远意义。 就此而言,东亚合作一开始就是带有“危机驱动”特征的合作机制。“为了应对危机而生”,本身就成为10+3合作韧性的一大来源。在10+3框架下,相关国家展开一系列机制性合作,建立不同层级的定期会晤机制,围绕诸多领域开展对话合作。这些机制性合作有利于增进10+3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进而成为增强东亚合作韧性的又一因素。除此之外,10+3合作还有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互补性强等天然优越条件。10+3区域人口总量大约22亿,这构成了一个体量巨大的消费市场。东盟国家在原材料、适龄劳动力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中日韩则在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占据重要位置,这使10+3国家在制造业和其他诸多产业发展中高度互补或互嵌,形成极具效率的区域合作体系。 当然,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经济霸凌冲击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大背景下,东亚合作也面临着复杂挑战。比如,地区国家出口面临美国关税冲击。10+3国家多为外向型经济体,相当程度上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这种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是面向东亚区域内部,另一方面也面向区域外,尤其是与美欧的贸易往来。目前来看,对美出口在地区国家对外贸易中普遍占据相当高的比例,美国滥施关税将对东亚国家出口产生直接影响。当然,美国关税冲击也会刺激地区国家对商品出口进行结构性调整,包括减少对美出口,增加对区域内以及美国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比重。 尽管如此,地区国家出口成本还是不可避免地将会有所增加。长期以来,经济全球化和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分工促进资金、人力、原材料和中间品等各种资源自由流动、优化配置。但美国挑动关税和贸易摩擦,对全球产供链包括中间品贸易造成打击,将对10+3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带来冲击。另外,美国在与地区国家进行贸易谈判或已经宣布施加的关税中,往往试图植入一些排他性尤其是针对转口贸易的条款,可能会对10+3区域内的经贸往来造成一定影响。 面对这些挑战,10+3国家除了要继续充分发挥各种对话合作机制的作用,基于地区认同和共同利益加强区域一体化建设,还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和自由贸易原则,在做大共同利益蛋糕方面多下功夫。 警惕“隐形毒丸”效应 项昊宇 当前,东亚区域合作正面临全球经贸环境剧变叠加地缘政治回潮带来的一场巨大“压力测试”。美国对地区国家不同程度加征关税,给高度一体化的东亚生产网络带来诸多风险,比如加剧产供链紊乱和金融市场动荡等。面对美方“分而治之”的关税策略,东盟与中日韩(10+3)机制内部的团结与协调能力亦面临考验。尽管10+3国家在宏观政策层面展现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和反对单边主义的共同立场,但因各国对美经贸关系以及受关税影响程度不同,具体应对策略方面存在差异。 日本和韩国通过承诺对美进行数千亿美元的投资和开放市场,将美“对等关税”税率锁定在15%,避免了25%的更高税率。但协议的深层影响在于要求建立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的“安全供应链”并加强出口管制协调,这实质上会导致日韩与美国的技术标准和安全审查体系进行绑定。与此同时,东盟内部分化日益显现。越南7月初率先与美国达成协议,将税率降至20%,其代价不仅是对美开放市场,更关键的是同意建立一个严格的“原产地核查机制”,以向美方证明其出口产品并非简单转运或大量使用来自中国的零部件。 这种“隐形毒丸”效应可能深刻冲击10+3合作的根基。首先是瓦解共同市场基础。当日韩被迫将高科技供应链与美国绑定,部分东盟国家的生产和出口又受到美国原产地规则严格限制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所倡导的统一、低壁垒的区域大市场便可能被割裂。二是制造内部战略互疑。美国通过“逐个击破”的谈判策略,与地区国家达成五花八门的贸易协议,客观上可能削弱区域集体谈判的立场,也会在10+3内部催生新的不平衡与不信任感。三是迫使产业发展路径分叉。10+3国家在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未来产业的发展路径上,面临被迫选择美国标准还是制定区域通用标准的困境,这可能阻碍东亚形成统一的技术生态和产业集群,削弱区域长远的整体竞争力。另外,对美关税议题一定程度上也干扰了10+3既有合作议程。各国被迫投入大量外交资源应对贸易争端,可能挤占在金融合作、互联互通、社会文化等领域深化合作的精力。 尽管风险和挑战严峻,但国际经贸局势动荡也在倒逼东亚国家“抱团取暖”,进而为深化区域合作带来新的契机。东亚接下来关键是回归合作初心,聚焦共同利益,以功能性合作为先导,以制度性建设为保障,化解风险,共创未来。 一是要坚定维护东盟中心地位。10+3应努力协调立场,以一个声音说话,提升东亚在国际舞台上的集体话语权和影响力。一个东盟主导、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区域合作框架,是避免东亚陷入分裂对抗的唯一可行路径。中日韩三国应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同时积极赋能东盟,提升东盟统筹和引领区域合作的能力。 二是以高质量实施RCEP塑造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RCEP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关税减让,更在于统一的原产地规则以及在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制度型开放。各方应加速国内相关法规的对接,重点消除非关税壁垒,推动海关程序的简化与协调,真正实现区域内贸易与投资的便利化。 三是积极拥抱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双引擎”。各方应加快在10+3框架下探讨建立数字贸易的共同规则,推动数据安全、有序跨境流动。同时,通过推动设立“东亚绿色发展基金”等举措,将绿色转型打造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四是强化区域金融安全网。地区国家应进一步完善“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探讨在危机时更快速的启动程序。同时积极探索区域内本币结算,特别是降低对单一外部货币的过度依赖,增强区域金融体系的韧性。 历史经验提醒我们,“以团结求发展”才是地区国家利益的最大公约数。10+3国家应着眼长远,化外压为内部整合动力,为打造一个更具韧性、更加自主和繁荣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加快政策协调和集体行动。 共探加强区域合作的新路径 孟月明 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东亚能否有效应对内外压力、维护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不仅关系到东亚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对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也有重要影响。 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具有显著的“危机驱动”特点,每遇重大危机,区域主要国家往往都能加强协作共御挑战,并将危机转化为强化合作的动能。这一模式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均有体现。东盟模式不断巩固和拓展、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机制日臻成熟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订实施等,都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关键加速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贸易领域的一个显著趋势就是区域贸易协议(RTA)数量显著增加,相关国家通过建立自贸区等方式强化经济联结,而且区域内贸易占全球总量比例不断提升。就此而言,以10+3为主渠道的东亚经济合作,已经成为这种趋势的一个缩影。光是今年以来,中日韩外长会、中日韩与东盟(10+3)外长会顺利召开,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完成,RCEP协定高质量实施,东亚各国在积极应对全球性和地区性发展挑战的过程中,加快深化区域合作的路径探索。 2025年上半年,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3.67万亿元人民币,增长9.6%,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6.8%。3.0版的中国—东盟自贸协定标志着这一覆盖全球1/4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迈入规则深度融合的新阶段,与2.0版相比,既对原来涵盖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海关规则、经济和科技合作等相关内容作了深化细化,又增加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中小微企业、竞争规则和消费者保护等内容,这有利于提升双向开放水平,推动产业链深度整合。 RCEP生效实施3年多来成为区域经济增长新的引擎,区域内货物贸易规模稳步增长,产业链、供应链网络融合发展,区域内中间品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由2021年的65%上升至2024年的68.3%。未来RCEP不仅会进一步夯实区域合作基础,还将在推进跨区域合作方面进行拓展。 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关税及贸易壁垒增多、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大背景下,10+3合作更显弥足珍贵,相关各国普遍赞同让该机制继续发挥战略引领作用,以推进地区包容性发展和可持续和平。进一步推进实施RCEP,完善区域金融安全网,提升粮食安全合作水平,同时加强人工智能、数字转型等创新合作、打击跨国犯罪等安全合作、促进社会人文交流等,得到10+3国家的共同支持。事实证明,10+3合作机制建立以来,持续强化东亚地区整体的危机应对能力,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合力打造发展新动能等方面成效显著,助力东亚成为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从目前全球贸易的发展态势来看,区域一体化以及区域内的自由贸易一段时期内将成为新型全球化的主流贸易形式;与之相对,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也逐渐由只有一条相对统一的全球产供链,向着同时存在多条相对独立的区域性产供链方向发展。换言之,在多边贸易秩序遭遇严峻挑战、国际经贸格局面临剧烈调整的过程中,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化特征将进一步凸显。美国挑动关税冲突对东亚各国而言当然意味着巨大挑战,但不排除“危”中有“机”。比如,东亚国家在不断加强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建设的同时,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以地区形式搭建与世界其他区域的合作,这很可能会成为未来十年到二十年间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