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Nx7P3pAyE4作者:周密 余翔 廖峥嵘opinion.huanqiu.comarticle环球圆桌对话:推动世界经济从“薄弱”到强韧,该怎么做/e3pmub6h5/e3pr9baf6编者按: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一些机构的评估显示,世界经济在关税壁垒和地缘动荡等复杂因素下展现“薄弱韧性”。这种韧性从何而来?如何才能从“薄弱”变得强韧?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此展开讨论。 周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余翔: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 廖峥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加征次级关税将打开“潘多拉魔盒” 周密 美俄阿拉斯加峰会结束后,美方表示目前暂不考虑对与俄罗斯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加征关税,但同时放风“可能不得不在两三周后考虑这个问题”。可见,美方并未就此放下次级关税威胁的大棒。况且,美国政府之前已经以印度大量购买俄石油为由,宣布对印加征25%的次级关税。次级关税,又称“二级关税”,这个看似眼熟实则特殊的“武器”,继续被华盛顿摆在桌面上。 说它熟悉,是因为美国频繁对外实施次级制裁,限制第三国的组织或个人与美国制裁的对象进行金融和贸易往来。之所以与直接针对制裁对象的初级制裁不同,是因为次级制裁有四个“不”:相关主体不属于美国人,相关交易与美国人无关,相关交易没有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相关货物的美国含量未超过限定。从法律管辖权的角度看,次级关税属于典型的“长臂管辖”,侵犯和干预了其他主权国家正常的商业活动。而不熟悉,则是因为“次级关税”这一术语在美国法律体系中几乎从未出现过,在法理和实施案例中难以找到根据。若按美国现在的说法,次级关税在管辖范围上从特定产品、实体和行业大幅拓宽至所有贸易(包括进出口),在制裁手段上从罚款、禁止美国人与其进行经贸往来等转变为大幅加征关税,则很可能对国际贸易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与“对等关税”类似,美国政府可能会引用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在所谓“国家紧急状态”下对任何国家、个体或实体采取冻结资产、限制出口、实施制裁等措施。或者,美国政府还可能会以2017年《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作为实施次级关税的法理依据。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次级关税都将打开单边主义的“潘多拉魔盒”,其使用的场景、理由、效率、税率和随意性都可能不断加剧。事实上,这种单边主义措施违反了多边规则体系的基本承诺,不仅导致“国家安全例外”的滥用,更直接损害各方承诺“约束性关税”的基本条件,破坏全球供应链和市场价格体系的稳定性,进一步增加市场对相互协同与合作的担忧。 根据联合国数据库,俄乌冲突爆发前的2021年,俄罗斯出口4923.1亿美元,涉及4359类产品和199个贸易伙伴;进口2935.0亿美元,涉及4384类产品和219个贸易伙伴。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的对外贸易发生较大变化,可贸易商品的类别因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市场等因素影响,短期内可能变化不大,但因制裁和双向限制,贸易伙伴相对减少。如果美国次级关税大范围实施,相关国家将不得不权衡与美国和俄罗斯的贸易关系和利益。对于具体的贸易主体来说,其业务不一定同时涉及美俄,但各国政府基于更复杂的考虑可能被迫减少对俄贸易规模。那样一来,俄罗斯的经济以及俄主要贸易伙伴的利益都将受到直接冲击。 作为全球油气资源的重要供应方之一,俄罗斯能源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不容忽视。如果美国次级关税更大程度落地,俄罗斯在全球能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上的影响力可能会被削弱。虽然从闲置产能来看,沙特等欧佩克(OPEC)成员仍有充分的保障能力,但总量供给不存在缺口并不意味着市场可以自动实现新的平衡。且不说OPEC会选择增产保供还是限产提价还很难说,即便愿意填补市场供给缺口,各方要想建立替代性能源供求网络,包括物流、商业谈判、能源品质管理等大量工作都还需要时间。到头来,美国加征次级关税的做法只会给全球能源市场以及更广泛层面的多边贸易体制造成新的冲击和破坏。 美国面临“四大反噬” 余翔 美国政府在4月2日宣布加征高额“对等关税”之后,很快又煞费苦心推出所谓“次级关税”,将其作为“美国优先”工具箱中新的对外施压工具。这不仅影响了美国贸易政策的格局,也在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博弈中引发广泛争议。 次级关税本质上是为阻挠其他国家或经济体、个人与目标国家进行经贸活动而加征的额外关税。在此之上,美国贸易法的多项专项工具已被重新激活并叠加使用:“301条款”(《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针对所谓“不公平贸易与知识产权”问题;“232条款”(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钢铝、汽车、医药等关键行业的进口;“201条款”(《1974年贸易法》的第201条)相关保障措施在本国“产业受损”时提供临时保护。这些工具彼此独立又相互配合,通过海关执行的反倾销、反补贴措施进一步强化征收力度,使得美国关税呈现“普遍+定向+专项”三层并行的形态。 美国这套多层叠加但又保留一定弹性的动态体系,短期目的在于增加财政收入和贸易谈判筹码,但中长期代价巨大,将会导致美国消费成本上升、经济增速放缓、投资受抑和金融条件趋紧等。 美国高额关税的实施效果高度依赖目标国家、商品范围、豁免政策等执行细节。这套关税体系对美国经济具有显而易见的反噬作用。第一,物价上涨。定向高关税直接推升相关进口品价格,并通过供应链传导至其他行业。据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估算,美国关税政策可能导致2025年美国整体通胀率上升2.3%,相当于给美国每个普通家庭造成3800美元的损失。 第二,消费与投资缩减。价格上升削弱居民购买力,同时增加企业原材料和设备成本,抑制投资意愿。数据显示,2025年所有关税(包括初级和次级关税)导致美国平均有效关税率增至18.3%,为1934年以来最高水平。这将导致2025年和2026年美国实际GDP增长率每年下降0.5个百分点,长期GDP减少0.4%;美国失业率到2025年底将上升0.3个百分点,到2026年底上升0.7个百分点,就业将减少49.7万个岗位。其中的次级关税,类似对印度因购买俄罗斯石油而加征25%关税,将推高全球能源价格和阻断产业链供应链,间接加剧通胀和生产成本。 第三,抑制出口。贸易伙伴的报复性关税往往针对美国农产品、制造品和能源出口,降低美国国内相关产业的收入。相关测算显示,对中、加、墨的初级关税将导致美国的实际收入到2028年下降大约1%,主要原因是中间品成本上升和出口竞争力下降。 第四,干扰金融与市场预期。政策不确定性加剧市场波动性,提高了企业的风险溢价和融资成本。由于美国挑动关税冲突和贸易摩擦,美国以及全球股市都已出现多轮剧烈震荡。如果新推出的次级关税措施范围进一步扩大,国际金融市场可能面临更加剧烈的调整压力,美元汇率短期波动或将加剧全球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 不断加码的关税表明,美国贸易政策已经彻底从防御性转向进攻性,其根本目的在于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按照美国意愿进行调整,进而服务于其全球地缘政治战略。以品目繁杂、层层叠加的关税撬动地缘政治目标,短期内或许能为美国争取所谓的“谈判优势”,但这一政策严重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极易引发贸易伙伴的报复。关税层层加码将加速美国与其他经济体贸易关系的重塑,也将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加剧地缘经济博弈。高昂的经济成本与潜在的报复风险势必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并加剧全球经济碎片化和对抗性的风险。 韧性“薄弱”但弥足珍贵 廖峥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不久前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上调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认为,当前全球经济持续面临不确定性,但仍保持“薄弱韧性”。在美国对外滥施关税和构筑贸易壁垒等复杂因素影响下,世界经济展现出的这种韧性,多多少少出乎一些经济观察人士意料。 美国加征关税前的进出口前置效应,即相关企业在关税上涨之前提前囤货;几经延期和波折频生的谈判之后,美国“对等关税”破坏性依然严重,但实际税率较之最初估计有所下调;新兴市场增速整体上升0.4%,形成“增长替代”;全球通胀持续下降至目标水平,提升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部分主要经济体保持财政扩张和总体增长态势……这些因素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得以暂时顶住冲击的主要原因。不过,潜在的更高关税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带来的下行风险继续存在。 回顾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关税始终是自由多边贸易原则与单边保护主义操作相互博弈的胶着地带。当前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挥舞“关税大棒”,试图以此增加财政收入、削减贸易赤字、保护本国相关行业以及促使制造业回流,或者干脆将关税“工具化”“武器化”以达到某些政治目的。但从长期来看,关税措施的负面效应“虽迟但到”,未来都将不可避免地逐步显现,其中包括成本传导和转嫁效应,即本国企业生产成本将会出现较大幅度增长,美国消费者将承担生产和关税成本的很大一部分;另外还会阻碍资金、人才等要素的自由流动,迟滞相关行业技术升级,阻断全球产供链和价值链,加剧世界经济碎片化等。放长观察时限,关税壁垒的短期“保护”作用呈明显的边际递减趋势,对于个体乃至整个多边贸易体系的长期破坏效应却会不断积聚。 随着美国加征关税的破坏性更大程度显现,国际市场上以突击下单、提前囤货等来规避关税冲击的“透支行为”逐渐失效,再加上地缘政治紧张持续延宕,世界经济如何才能继续保持这种哪怕“薄弱”但极其珍贵的韧性?如何让这种韧性变得更加强劲? 其中一个核心原则,就是继续坚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合作,尤其是坚决抵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抬头和各种逆全球化操作。虽然遭遇一定的逆风,但经济全球化仍是当今世界的重要特征和长远趋势。商品、信息、技术、人员和资金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有利于促进国际分工与协作,也使各主要经济体在相互交融中实现更大程度的发展。当然,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结果并非尽善尽美,但这不能构成世界反全球化和“开倒车”的理由。世界各国应该顺应历史大势,推动经济全球化向着开放、包容、普惠的方向健康发展。 当前,全球经济活动正因美国大幅加征关税而面临扭曲。不过,遭受关税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一方面与美国进行关税谈判,尽量减少美方关税霸凌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进行力所能及的抵抗和反制。与此同时,各主要经济体积极寻求拓展美国之外的市场,加快区域、跨区域、次区域或其他双多边合作,在产业链供应链层面谋求“绕开美国”“去美国化”,稀释美国关税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正如IMF所说,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为全球经济注入重要动力。尽管世界经济前景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中国经济稳定增长一如既往地为全球经济提供着坚实支撑。事实上,在IMF最新这轮全球增长预期上调中,中国经济增速获得最大幅度提升。其中原因,除了当前阶段中美关税博弈强度暂缓,还有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强劲,抵消并超出对美出口的下降,国内财政措施为消费提供越来越多支持,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形成重要增长动力等。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稳定器和增长引擎的角色,也对中国坚决反对滥施关税等保护主义行为、致力于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立场深表赞同。1755456254709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李雨童环球时报175547033579511[]{"email":"zhaoyuyang@huanqiu.com","name":"赵钰阳"}
编者按: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一些机构的评估显示,世界经济在关税壁垒和地缘动荡等复杂因素下展现“薄弱韧性”。这种韧性从何而来?如何才能从“薄弱”变得强韧?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此展开讨论。 周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余翔: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 廖峥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加征次级关税将打开“潘多拉魔盒” 周密 美俄阿拉斯加峰会结束后,美方表示目前暂不考虑对与俄罗斯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加征关税,但同时放风“可能不得不在两三周后考虑这个问题”。可见,美方并未就此放下次级关税威胁的大棒。况且,美国政府之前已经以印度大量购买俄石油为由,宣布对印加征25%的次级关税。次级关税,又称“二级关税”,这个看似眼熟实则特殊的“武器”,继续被华盛顿摆在桌面上。 说它熟悉,是因为美国频繁对外实施次级制裁,限制第三国的组织或个人与美国制裁的对象进行金融和贸易往来。之所以与直接针对制裁对象的初级制裁不同,是因为次级制裁有四个“不”:相关主体不属于美国人,相关交易与美国人无关,相关交易没有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相关货物的美国含量未超过限定。从法律管辖权的角度看,次级关税属于典型的“长臂管辖”,侵犯和干预了其他主权国家正常的商业活动。而不熟悉,则是因为“次级关税”这一术语在美国法律体系中几乎从未出现过,在法理和实施案例中难以找到根据。若按美国现在的说法,次级关税在管辖范围上从特定产品、实体和行业大幅拓宽至所有贸易(包括进出口),在制裁手段上从罚款、禁止美国人与其进行经贸往来等转变为大幅加征关税,则很可能对国际贸易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与“对等关税”类似,美国政府可能会引用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在所谓“国家紧急状态”下对任何国家、个体或实体采取冻结资产、限制出口、实施制裁等措施。或者,美国政府还可能会以2017年《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作为实施次级关税的法理依据。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次级关税都将打开单边主义的“潘多拉魔盒”,其使用的场景、理由、效率、税率和随意性都可能不断加剧。事实上,这种单边主义措施违反了多边规则体系的基本承诺,不仅导致“国家安全例外”的滥用,更直接损害各方承诺“约束性关税”的基本条件,破坏全球供应链和市场价格体系的稳定性,进一步增加市场对相互协同与合作的担忧。 根据联合国数据库,俄乌冲突爆发前的2021年,俄罗斯出口4923.1亿美元,涉及4359类产品和199个贸易伙伴;进口2935.0亿美元,涉及4384类产品和219个贸易伙伴。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的对外贸易发生较大变化,可贸易商品的类别因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市场等因素影响,短期内可能变化不大,但因制裁和双向限制,贸易伙伴相对减少。如果美国次级关税大范围实施,相关国家将不得不权衡与美国和俄罗斯的贸易关系和利益。对于具体的贸易主体来说,其业务不一定同时涉及美俄,但各国政府基于更复杂的考虑可能被迫减少对俄贸易规模。那样一来,俄罗斯的经济以及俄主要贸易伙伴的利益都将受到直接冲击。 作为全球油气资源的重要供应方之一,俄罗斯能源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不容忽视。如果美国次级关税更大程度落地,俄罗斯在全球能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上的影响力可能会被削弱。虽然从闲置产能来看,沙特等欧佩克(OPEC)成员仍有充分的保障能力,但总量供给不存在缺口并不意味着市场可以自动实现新的平衡。且不说OPEC会选择增产保供还是限产提价还很难说,即便愿意填补市场供给缺口,各方要想建立替代性能源供求网络,包括物流、商业谈判、能源品质管理等大量工作都还需要时间。到头来,美国加征次级关税的做法只会给全球能源市场以及更广泛层面的多边贸易体制造成新的冲击和破坏。 美国面临“四大反噬” 余翔 美国政府在4月2日宣布加征高额“对等关税”之后,很快又煞费苦心推出所谓“次级关税”,将其作为“美国优先”工具箱中新的对外施压工具。这不仅影响了美国贸易政策的格局,也在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博弈中引发广泛争议。 次级关税本质上是为阻挠其他国家或经济体、个人与目标国家进行经贸活动而加征的额外关税。在此之上,美国贸易法的多项专项工具已被重新激活并叠加使用:“301条款”(《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针对所谓“不公平贸易与知识产权”问题;“232条款”(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钢铝、汽车、医药等关键行业的进口;“201条款”(《1974年贸易法》的第201条)相关保障措施在本国“产业受损”时提供临时保护。这些工具彼此独立又相互配合,通过海关执行的反倾销、反补贴措施进一步强化征收力度,使得美国关税呈现“普遍+定向+专项”三层并行的形态。 美国这套多层叠加但又保留一定弹性的动态体系,短期目的在于增加财政收入和贸易谈判筹码,但中长期代价巨大,将会导致美国消费成本上升、经济增速放缓、投资受抑和金融条件趋紧等。 美国高额关税的实施效果高度依赖目标国家、商品范围、豁免政策等执行细节。这套关税体系对美国经济具有显而易见的反噬作用。第一,物价上涨。定向高关税直接推升相关进口品价格,并通过供应链传导至其他行业。据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估算,美国关税政策可能导致2025年美国整体通胀率上升2.3%,相当于给美国每个普通家庭造成3800美元的损失。 第二,消费与投资缩减。价格上升削弱居民购买力,同时增加企业原材料和设备成本,抑制投资意愿。数据显示,2025年所有关税(包括初级和次级关税)导致美国平均有效关税率增至18.3%,为1934年以来最高水平。这将导致2025年和2026年美国实际GDP增长率每年下降0.5个百分点,长期GDP减少0.4%;美国失业率到2025年底将上升0.3个百分点,到2026年底上升0.7个百分点,就业将减少49.7万个岗位。其中的次级关税,类似对印度因购买俄罗斯石油而加征25%关税,将推高全球能源价格和阻断产业链供应链,间接加剧通胀和生产成本。 第三,抑制出口。贸易伙伴的报复性关税往往针对美国农产品、制造品和能源出口,降低美国国内相关产业的收入。相关测算显示,对中、加、墨的初级关税将导致美国的实际收入到2028年下降大约1%,主要原因是中间品成本上升和出口竞争力下降。 第四,干扰金融与市场预期。政策不确定性加剧市场波动性,提高了企业的风险溢价和融资成本。由于美国挑动关税冲突和贸易摩擦,美国以及全球股市都已出现多轮剧烈震荡。如果新推出的次级关税措施范围进一步扩大,国际金融市场可能面临更加剧烈的调整压力,美元汇率短期波动或将加剧全球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 不断加码的关税表明,美国贸易政策已经彻底从防御性转向进攻性,其根本目的在于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按照美国意愿进行调整,进而服务于其全球地缘政治战略。以品目繁杂、层层叠加的关税撬动地缘政治目标,短期内或许能为美国争取所谓的“谈判优势”,但这一政策严重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极易引发贸易伙伴的报复。关税层层加码将加速美国与其他经济体贸易关系的重塑,也将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加剧地缘经济博弈。高昂的经济成本与潜在的报复风险势必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并加剧全球经济碎片化和对抗性的风险。 韧性“薄弱”但弥足珍贵 廖峥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不久前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上调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认为,当前全球经济持续面临不确定性,但仍保持“薄弱韧性”。在美国对外滥施关税和构筑贸易壁垒等复杂因素影响下,世界经济展现出的这种韧性,多多少少出乎一些经济观察人士意料。 美国加征关税前的进出口前置效应,即相关企业在关税上涨之前提前囤货;几经延期和波折频生的谈判之后,美国“对等关税”破坏性依然严重,但实际税率较之最初估计有所下调;新兴市场增速整体上升0.4%,形成“增长替代”;全球通胀持续下降至目标水平,提升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部分主要经济体保持财政扩张和总体增长态势……这些因素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得以暂时顶住冲击的主要原因。不过,潜在的更高关税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带来的下行风险继续存在。 回顾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关税始终是自由多边贸易原则与单边保护主义操作相互博弈的胶着地带。当前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挥舞“关税大棒”,试图以此增加财政收入、削减贸易赤字、保护本国相关行业以及促使制造业回流,或者干脆将关税“工具化”“武器化”以达到某些政治目的。但从长期来看,关税措施的负面效应“虽迟但到”,未来都将不可避免地逐步显现,其中包括成本传导和转嫁效应,即本国企业生产成本将会出现较大幅度增长,美国消费者将承担生产和关税成本的很大一部分;另外还会阻碍资金、人才等要素的自由流动,迟滞相关行业技术升级,阻断全球产供链和价值链,加剧世界经济碎片化等。放长观察时限,关税壁垒的短期“保护”作用呈明显的边际递减趋势,对于个体乃至整个多边贸易体系的长期破坏效应却会不断积聚。 随着美国加征关税的破坏性更大程度显现,国际市场上以突击下单、提前囤货等来规避关税冲击的“透支行为”逐渐失效,再加上地缘政治紧张持续延宕,世界经济如何才能继续保持这种哪怕“薄弱”但极其珍贵的韧性?如何让这种韧性变得更加强劲? 其中一个核心原则,就是继续坚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合作,尤其是坚决抵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抬头和各种逆全球化操作。虽然遭遇一定的逆风,但经济全球化仍是当今世界的重要特征和长远趋势。商品、信息、技术、人员和资金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有利于促进国际分工与协作,也使各主要经济体在相互交融中实现更大程度的发展。当然,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结果并非尽善尽美,但这不能构成世界反全球化和“开倒车”的理由。世界各国应该顺应历史大势,推动经济全球化向着开放、包容、普惠的方向健康发展。 当前,全球经济活动正因美国大幅加征关税而面临扭曲。不过,遭受关税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一方面与美国进行关税谈判,尽量减少美方关税霸凌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进行力所能及的抵抗和反制。与此同时,各主要经济体积极寻求拓展美国之外的市场,加快区域、跨区域、次区域或其他双多边合作,在产业链供应链层面谋求“绕开美国”“去美国化”,稀释美国关税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正如IMF所说,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为全球经济注入重要动力。尽管世界经济前景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中国经济稳定增长一如既往地为全球经济提供着坚实支撑。事实上,在IMF最新这轮全球增长预期上调中,中国经济增速获得最大幅度提升。其中原因,除了当前阶段中美关税博弈强度暂缓,还有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强劲,抵消并超出对美出口的下降,国内财政措施为消费提供越来越多支持,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形成重要增长动力等。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稳定器和增长引擎的角色,也对中国坚决反对滥施关税等保护主义行为、致力于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立场深表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