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圆桌对话：北约军费“达标”给欧洲留下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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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编者按：北约近日宣布，所有北约成员国今年都将达到防务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2%的目标。这对欧洲国家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相关话题展开讨论。崔洪建：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陈    旸：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所长严天钦：四川大学欧盟研究中心、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北约“报喜”难为华盛顿解忧崔洪建北约日前高调宣布其所有成员国将在今年内完成军费开支GDP占比2%的目标，更像是要给美国一个政治上的交代。在今年6月的海牙峰会上，北约已经提出成员国将军费开支提高到GDP占比5%的新目标，按理来说实现2%的过时目标只是迟早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但作为向美国表达忠诚和显示能力的机会，北约一定会抓住“2%达标”大做文章，甚至为此提前向美国报喜，在距年底尚有时日的今天就交出了尚有水分的“成绩单”。北约之所以要提前报喜，是因为它似乎已经号准了华盛顿进行战略调整的脉。在美国将中国视为“头号挑战者”并以此作为其全球和地区战略出发点后，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战略和策略。拜登政府时期侧重发挥美国联盟体系的作用，遵循的是中俄并重、欧亚一体的原则，在欧、亚之间不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试图利用北约在欧洲遏制住俄罗斯的同时让其在亚太地区也发挥作用。因此，美国和北约刻意营造出所谓“欧亚安全不可分割”“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叙事，北约也大张旗鼓地开始推进其“亚太化”进程。特朗普政府出于对拜登政府政策的本能反对和对北约的轻视怀疑，其原则是将亚太作为优先于欧洲的战略方向，并不指望北约能在亚太帮上忙，而更倾向于让其扮演在欧洲盯住俄罗斯、减少美国战略消耗的角色，以便让美国能腾出手来集中精力应对所谓“中国挑战”。美国对俄乌冲突的立场变化、对缓和美俄关系的执着、对北约涨军费以“提高自卫能力”的支持和鼓励等等表现，都服从于华盛顿进行战略调整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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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服务于美国的战略调整，北约又需要回到专事“跨大西洋安全”尤其是欧洲安全的角色。为发挥帮忙不添乱的作用，至少在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内，北约不得不暂时抑制住“亚太化”甚至“全球化”的野望，而让欧洲国家投入更多资源、承担更多责任的“欧洲化”，这更符合华盛顿对北约的角色摊派。但考虑到当前的欧洲安全形势、北约的基本架构、欧洲的现实能力和自我算计，美国的如意算盘未必能落实。首先，只要乌克兰危机延宕不绝，无论美国多么急于脱身并指望欧洲来收拾烂摊子，都难以实现战略资源的迅速转移。当前欧洲在美国主导的危机政治解决进程中非但不配合还常常自行其是，并不断要求美国要在“跨大西洋安全框架”而非“美俄关系框架”内来解决危机，实质上就是要通过软磨硬泡的方式把“欧洲安全”继续留在美国战略优先的位置上。其次，从北约的基本架构出发，华盛顿的战略重心转移注定是一个美欧之间不断磨合的渐进过程。美国想在欧洲甩包袱但绝对不愿就此放弃欧洲，一旦用力过猛就真可能把欧洲逼到墙角。如果欧洲就此弃美而去真搞战略自主，显然都将是美国巨大的战略失败。再次，无论是欧盟的“重新武装计划”还是北约的军费增长，短期内都难以转化为欧洲能接手乌克兰危机、看住俄罗斯的实际能力。在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军费开支都达标的情况下，美国仍以接近70%的占比遥遥领先于欧洲，即便是欧洲国家中增长势头最猛的德国在计划于2029年实现军费开支达到GDP占比3.5%的新目标后，其占北约军费总开支的份额也不足10%。何况欧洲心知肚明的是，军费开支增长与防务能力的增强之间不能画等号，欧洲要想独当一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后，美国试图让北约专注于欧洲安全的策略，实际上也给要去亚太拓展市场、地缘争雄的欧洲大国添了堵。从北约“亚太化”中借力来实现其在亚太地区的全方位存在感，是欧盟和一些欧洲大国推行“印太战略”的底气所在。在欧洲如今充满了地缘博弈的脑子里，如果缺乏像样的军事存在，要想在亚太地区搞出一条有欧洲特色的“第三条道路”来很是缺乏说服力。因此，以北约角色转变为标志的美国战略重心转移，最有可能的结果是美国能够从欧洲转移出来的资源不足以支撑其在亚太展开全面竞争的战略，最终落得个鸡飞蛋打的结局。北约的“里程碑”或是欧洲的“里程悲”陈   旸除了没有本国军队的冰岛之外，北约预计2025财年所有成员国的军费开支将达到GDP的2%，算是实现了该军事联盟史上协同并进的一个“里程碑”。曾经看似遥不可及的军费目标一朝得以实现，而且未来还将向近乎翻倍的目标迈进，这昭示着欧洲正式进入了“安全优先”的新时期，但也给欧洲埋下了动荡的经济社会隐患。2%的军费目标是北约国家在2006年防长会上作出的决定，是回应部分成员国要求、体现集体防御决心的一项政治承诺，但此后8年，欧洲军费仍保持着原地踏步的节奏，有的国家甚至不增反降。直至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北约成员国在威尔士峰会上再次确认2%的军费目标，但为此设置了十年的达标期限。随后9年军费年均增长3.9%，俄乌冲突爆发前仅有6个欧洲国家军费开支达标。2022年后，欧洲军费突飞猛进，年均增长达11.3%，3年增加军费约1800亿美元。2025年北约的欧洲国家军费预计将超5100亿美元，比2014年的2680亿美元增长近一倍。若北约欧洲成员国的军费提升至GDP的3.5%，将与美国的军费开支差距进一步缩小。若加上用于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加强国防工业基础的GDP1.5%的额外投入，那么欧洲未来军费开支将突破万亿美元。军费开支的过快增长势必挤压国计民生的支出，遭遇民众反弹，甚至引发政府危机。德国上一届政府产生内部矛盾的导火索便是在国防开支重压下财政政策的左支右绌。新一任默茨政府上台后，尽管突破了“债务刹车”的限制，创造了大规模国防支出的空间，但依然存在巨大的资金黑洞，德国财政部预计2029年前德国须弥补的预算缺口高达1720亿欧元。默茨日前表示，“福利国家”的模式将难以为继，其潜台词之一就是为了维持财政运转，削减福利措施势在必行。近两年法国政治状况频出，总理有如走马灯，财政预算问题就是那道难以逾越的坎。法国政府为保持财政平衡，计划削减400亿欧元公共开支，国内民众反对声不绝于耳，反对派更是摩拳擦掌，准备掀起“街头革命”，总统马克龙即使再度走马换将，因财政既定的“涨军费、削福利”方针，民众的不满仍难以消弭。尽管由于俄乌冲突及美国的嬗变，近年来欧洲民众对提升军事开支的接受度明显上升，但前提是不能触及自身的“福利蛋糕”。为了最大程度避免对民生福利的影响，欧洲将增加军费的来源寄托在借贷上，试图以举债的方式，使筹集军费与照顾民生并行不悖。但这一举措对于已经背负着高额债务负担的欧洲国家而言，只会加剧其财政压力。包括西班牙、意大利在内的至少7个北约欧盟成员国偿债的利息支出已超过军费支出，再度举债将会使其不堪重负。因此，欧盟尝试通过共同债务的方式，以低债务国的举债能力对冲高债务国的偿债压力，希望以此有效缓解成员国的焦虑。今年以来，欧盟通过了“欧洲再武装”计划，拟为欧盟成员国军事预算松绑，并以欧盟财政为支撑，为成员国募集1500亿欧元国防贷款。但由于近年来欧盟发展停滞，竞争力下降，自身经济“造血”能力严重不足，其高调举债的风险也在同步上升。更何况此番借债用途在于提高军备生产能力，其终端产品与用于民众生活消费的商品有显著不同，研发生产周期长、适用性单一决定了这一系列投资的效益不可预料，甚至极可能成为“沉没资本”，有去无回。北约欧洲成员国这一轮提升军费开支，尽管有应对安全威胁主动作为的考虑，但也是面对美国高调霸凌的“讨好”之举，5%的军费承诺是欧洲对美“城下之盟”的又一章，也让美国看到拿捏欧洲的软肋，短期内欧洲对美国的依附将从安全领域泛化开去，因此北约在军费支出上的“里程碑”可能成为欧洲在国际地缘版图上衰减的又一“里程悲”。大西洋伙伴关系结构性裂痕正在暴露严天钦尽管北约内的欧洲国家近期加大了防务开支，但这并不能掩盖大西洋伙伴关系正暴露结构性裂痕。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阿拉斯加会晤后，冯德莱恩、斯塔默、马克龙、默茨等欧洲领导人紧急调整行程，陪同泽连斯基赴美会见特朗普。此次美欧乌多边会晤表面融洽，但实际结果远未达欧洲预期，不仅凸显欧美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分歧巨大，更暴露出双方深层战略利益上的矛盾。首先，欧美在对乌政策目标上发生严重分歧。欧盟视捍卫乌主权领土完整为核心，因乌克兰被视为欧洲的“东部安全屏障”，若乌克兰被俄罗斯控制，一些波罗的海国家和北约东部成员国将直接面临俄地缘压力；美国则将援乌视作“成本可控的战略博弈”。在和谈步骤上，欧盟与乌克兰主张先沿当前战线停火再谈判，但华盛顿却接纳俄方立场，认为无需先停火。为了促成俄乌尽早停火，白宫还可能施压乌克兰“去军事化”、以土地换和平；而欧盟则非常担忧此举会使乌丧失抵御俄入侵的能力。此外，美国在为乌提供安全保护上表态模糊，反而要求欧洲承担更多责任。其次，欧美对俄立场存在显著分歧。对欧洲而言，尤其是俄罗斯周边国家，俄罗斯构成直接且现实的“生存威胁”；华盛顿却将俄视作“可交易的伙伴”，为维护美国利益，拒绝对俄实施新制裁，甚至愿通过“放松对俄压力”、牺牲乌欧利益，换取与俄的“战略妥协”或其他领域合作。欧盟则坚决反对美放弃对俄新制裁，担忧美“对俄绥靖”会让自身此前牺牲付之东流。此外，美国欲借“交易式和平”推动俄乌停火，以便将战略重心和资源转至亚太；而欧盟则忧心特朗普对俄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削弱北约对俄威慑力，进而危及自身安全。再次，欧洲与美国在俄乌冲突决策主导权方面存在很大分歧。欧盟期望在俄乌冲突解决方案中享有重要话语权，而美国却试图主导俄乌冲突的解决方案，倾向单边决策，并不希望欧洲过多参与到俄乌和平谈判过程中。事实上，不管是美俄高级别官员在沙特就俄乌停火举行密谈还是最近特朗普在阿拉斯加与普京会晤，欧盟代表都不曾获得上谈判桌的机会。此后欧洲多位领导人陪同泽连斯基紧急赴美这一行为本身，一方面是为了展示欧洲的团结，另一方面就是为了争夺在俄乌冲突解决方案中的话语权。然而，在与特朗普会谈期间，欧洲领导人既不敢坚持强硬立场，也无法主导“对乌和平方案”，最终使会晤沦为“无实质内容的政治表演”，让欧洲彻底丧失战略主动权，沦为美俄博弈的“旁观者”。欧洲与美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暴露大西洋伙伴关系已经出现结构性裂痕，反映出欧盟“追求战略自主却深陷对美依赖”与美国“利用依赖强化霸权控制”的深层矛盾。当前华盛顿的“美国优先”“交易主义”与“对俄转向”，彻底打破了美欧“共同安全和价值利益”。俄乌冲突为美国加强对欧洲的控制提供了契机——通过让欧盟在安全上依赖美承诺、在经济上绑定美市场，彻底削弱欧盟“战略自主”的根基。欧盟虽为俄乌冲突承担了高额成本、付出了巨大牺牲，却深陷“安全依赖、经济失血、内部分裂、政治边缘化”的尴尬处境。未来，随着华盛顿“美国优先”政策实施加剧，将会升级对欧洲的“掠夺”，若欧盟无法突破对美依赖，化解内部分歧或真正提升自身的独立防务能力，其“战略自主”将成为空谈，大西洋伙伴关系可能从“分歧”走向“功能性脱钩”，甚至彻底沦为“美国对欧洲的控制和掠夺工具”，而欧盟的公信力与国际地位也会被大大削弱。</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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