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OGzwRzUDor作者:洪云鑫、邵景楷opinion.huanqiu.comarticle洪云鑫、邵景楷:日本未来的“知华派”人士在哪/e3pmub6h5/e3pr9baf6不久前,笔者二人结束在日本的短暂考察,此行对日本多所高校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中日学者进行了拜访,还到了永田町和霞关日本中央省厅与政党所在地等,近距离感受日本当前的政治生态。一个突出现象是,参加涉华学术会议的日本学者多是些老面孔,其中多数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留学或生活过。而日本年轻一代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中,有相当比例没有在中国长期生活或者留学的经历,有的甚至是在美国积累的中国研究经历。可见,当前日本学界的“知华派”正呈现明显的“老龄化”趋势。 外交层面亦是如此。日本虽于2022年在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下设制定对华中长期战略的“战略班”,但从实际的对华外交人员来看,曾经精通中文并在中国有研修经历的“中国学派”外交官陆续淡出日本政坛或被边缘化。在“知华派”人士恐现断层的当下,日本不仅对中国释放的外交信号可能产生误判,长期来看,甚至可能对中国产生错误认知,进而加剧两国之间的安全困境。 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中,如果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日本“知华派”人士可划分为两代。第一代“知华派”人士活跃于战后初期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日蜜月期,他们大多经历过日本侵华战争,并对日本对华欠下的历史罪孽具有负罪感与愧疚感。基于对华情感与政治立场,这一代“知华派”人士几乎可与“亲华派”画等号。检索1949年至2010年的《人民日报》后可以发现,共有601位外国人士被《人民日报》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从国籍看,日本人最多,达111名,其中不乏老一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挖井人”。 这一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变化。1993年,自民党结束维系38年的长期执政,1996年,长期友华的社会党进行改组,此时的日本政坛也实现世代更替。政坛的剧烈震荡和权力更替波及日本的对华政治生态,新一辈“知华派”群体出现分化。一方面,部分第二、三代政治家(如鸠山由纪夫、福田康夫)接续父辈的亲华传统,成为推动中日友好、妥处两国分歧的新一代“知华派”;另一方面,随着冷战结束以及美国对台战略转向,日本产生了一批“亲美友台”人士。相较于上一代,9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华派”在对华态度上不再具有浓厚的“赎罪”意识与“助华”情怀。 当下,“知华派”在日本陷入两难境地。例如,自民党内被称为“鸽派”的前“宏池会”二号人物林芳正在去年参选自民党总裁的时候,有极端声音曾称“正因为他知华所以选不上”。这种极端言论折射出日本“知华派”群体如今的尴尬处境:在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知华”本应成为日本政界的宝贵“储备金”,但“知华≈亲华”的污名化论调,却极易让这类人士陷入争议漩涡。 此外,日本的“知华派”还面临其他困境。随着上一代“知华派”离世或淡出政坛,新一代“知华派”再难形成群体效应以应对日益右倾化的政局。而且,在官僚体系内,“知华派”逐渐被边缘化,不再居于日本外交决策的核心圈层。在安倍晋三执政期间,他刻意任用非“知华派”人士担任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等要职。安倍去世后,这一情况依然如故。2024年,金杉宪治成为7年来首位非“中国学派”出身的驻华大使。日本前驻华大使垂秀夫曾坦言,继自民党前干事长野中广务(2018年去世)、二阶俊博(2024年宣布不再参加众议院选举)之后,日本政坛已难再有对华沟通的强有力人脉。随着近年来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加之日本社会惯有的“读空气”式舆论环境与“忖度”的政治文化,“知华派”人士逐渐不敢公开客观表达其真实的对华态度。 面对日本“知华派”的代际嬗变与现实处境,期望日本能与中方一道,为日本“知华派”人士的成长与发挥作用创造更友好的环境。首先,日本媒体需摒弃对华认知的“负面滤镜”,以客观、理性态度呈现中国真实的发展面貌,减少对民众,尤其是年轻人赴华的心理误导,降低他们“用脚丈量真实中国”的心理门槛,助力他们形成对中国现实的客观判断。其次,期待有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可以珍视并赓续上一代“知华派”人士与中方结成的传统友谊,引导相关群体主动倾听、理解彼此关切,共同探索并构建中日关系新型叙事。最后,期待日本能够正视“知华派”人士在中日关系中的独特价值:即使当前处境困难,这类群体仍是可以在关键节点发挥作用的“减震器”,应主动为“知华派”人士提供支持,助力他们在中日危机管控和多层次交流中继续发挥桥梁作用。 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日本“知华派”人士的现实困境也折射出中日历史认知的裂痕。如何正视历史、继往开来,使日本重新客观校准其对华政策,将是中日两国的共同课题。(作者分别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1757525978692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赵建东环球时报175752597869211[]{"email":"zhaojiandong@huanqiu.com","name":"赵建东"}
不久前,笔者二人结束在日本的短暂考察,此行对日本多所高校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中日学者进行了拜访,还到了永田町和霞关日本中央省厅与政党所在地等,近距离感受日本当前的政治生态。一个突出现象是,参加涉华学术会议的日本学者多是些老面孔,其中多数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留学或生活过。而日本年轻一代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中,有相当比例没有在中国长期生活或者留学的经历,有的甚至是在美国积累的中国研究经历。可见,当前日本学界的“知华派”正呈现明显的“老龄化”趋势。 外交层面亦是如此。日本虽于2022年在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下设制定对华中长期战略的“战略班”,但从实际的对华外交人员来看,曾经精通中文并在中国有研修经历的“中国学派”外交官陆续淡出日本政坛或被边缘化。在“知华派”人士恐现断层的当下,日本不仅对中国释放的外交信号可能产生误判,长期来看,甚至可能对中国产生错误认知,进而加剧两国之间的安全困境。 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中,如果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日本“知华派”人士可划分为两代。第一代“知华派”人士活跃于战后初期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日蜜月期,他们大多经历过日本侵华战争,并对日本对华欠下的历史罪孽具有负罪感与愧疚感。基于对华情感与政治立场,这一代“知华派”人士几乎可与“亲华派”画等号。检索1949年至2010年的《人民日报》后可以发现,共有601位外国人士被《人民日报》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从国籍看,日本人最多,达111名,其中不乏老一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挖井人”。 这一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变化。1993年,自民党结束维系38年的长期执政,1996年,长期友华的社会党进行改组,此时的日本政坛也实现世代更替。政坛的剧烈震荡和权力更替波及日本的对华政治生态,新一辈“知华派”群体出现分化。一方面,部分第二、三代政治家(如鸠山由纪夫、福田康夫)接续父辈的亲华传统,成为推动中日友好、妥处两国分歧的新一代“知华派”;另一方面,随着冷战结束以及美国对台战略转向,日本产生了一批“亲美友台”人士。相较于上一代,9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华派”在对华态度上不再具有浓厚的“赎罪”意识与“助华”情怀。 当下,“知华派”在日本陷入两难境地。例如,自民党内被称为“鸽派”的前“宏池会”二号人物林芳正在去年参选自民党总裁的时候,有极端声音曾称“正因为他知华所以选不上”。这种极端言论折射出日本“知华派”群体如今的尴尬处境:在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知华”本应成为日本政界的宝贵“储备金”,但“知华≈亲华”的污名化论调,却极易让这类人士陷入争议漩涡。 此外,日本的“知华派”还面临其他困境。随着上一代“知华派”离世或淡出政坛,新一代“知华派”再难形成群体效应以应对日益右倾化的政局。而且,在官僚体系内,“知华派”逐渐被边缘化,不再居于日本外交决策的核心圈层。在安倍晋三执政期间,他刻意任用非“知华派”人士担任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等要职。安倍去世后,这一情况依然如故。2024年,金杉宪治成为7年来首位非“中国学派”出身的驻华大使。日本前驻华大使垂秀夫曾坦言,继自民党前干事长野中广务(2018年去世)、二阶俊博(2024年宣布不再参加众议院选举)之后,日本政坛已难再有对华沟通的强有力人脉。随着近年来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加之日本社会惯有的“读空气”式舆论环境与“忖度”的政治文化,“知华派”人士逐渐不敢公开客观表达其真实的对华态度。 面对日本“知华派”的代际嬗变与现实处境,期望日本能与中方一道,为日本“知华派”人士的成长与发挥作用创造更友好的环境。首先,日本媒体需摒弃对华认知的“负面滤镜”,以客观、理性态度呈现中国真实的发展面貌,减少对民众,尤其是年轻人赴华的心理误导,降低他们“用脚丈量真实中国”的心理门槛,助力他们形成对中国现实的客观判断。其次,期待有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可以珍视并赓续上一代“知华派”人士与中方结成的传统友谊,引导相关群体主动倾听、理解彼此关切,共同探索并构建中日关系新型叙事。最后,期待日本能够正视“知华派”人士在中日关系中的独特价值:即使当前处境困难,这类群体仍是可以在关键节点发挥作用的“减震器”,应主动为“知华派”人士提供支持,助力他们在中日危机管控和多层次交流中继续发挥桥梁作用。 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日本“知华派”人士的现实困境也折射出中日历史认知的裂痕。如何正视历史、继往开来,使日本重新客观校准其对华政策,将是中日两国的共同课题。(作者分别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