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在中国寻找发展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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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开栏的话：在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大背景下，中非关系发展近年来按下“加速键”，驶入“快车道”。国际形势越是变乱交织，中非越要团结自强，越需要把握好“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这一定位。从今天起，环球时报与南非独立传媒联合推出“环球南方对话·中非思想聚力”栏目，邀请中非专家学者围绕中非关系及其国际背景方面的丰富话题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非洲正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关键阶段，实现独立自主发展、满足不断增长的青年人口以及社会进步的需求，是摆在这片大陆面前的核心课题。在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国际发展合作内涵与实践不断变化的大背景下，世界主要大国对非政策经历何种演变？非洲发展的优先事项和当务之急是什么？中国发展给非洲国家带来哪些经验和启示？中非合作又给非洲带来哪些助益？这些问题尤为值得关注。 主要大国对非合作目标与实践 唐丽霞（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副院长、教授）：近些年来，国际对非投资、援助和发展合作以及非洲整体发展战略正在越来越多地面临地缘政治与全球竞争的影响和形塑。世界主要大国或经济体愈发重视对非合作，但政策侧重点不尽相同，其中一些还明显掺杂着地缘政治博弈和争夺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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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日本上月刚刚在横滨主办第九届非洲开发会议，其间提出“印度洋—非洲经济圈”倡议、人工智能人才培养计划、签署自贸协定等对非合作新举措，被不少媒体解读为具有抗衡中国在非洲影响力增长的意图。进入“特朗普2.0”时期以来，美国对非政策越来越强调“从援助转为贸易”，事实上减少对非援助承诺的同时，还试图在关键矿产等领域加大对非合作，毫不掩饰“应对中国影响力增长”的目的。其他一些国家中，俄罗斯在制定对非政策时主要聚焦能源、贸易、防务与安全等领域，并且通过粮食援助以及核能伙伴关系等加强对非合作；沙特和其他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则积极推动对非金融投资和基础设施项目，尤其是新能源、港口和城市化建设等方面。 如此多的国家加强对非合作，给非洲大陆带来多样化的发展资源，这无疑是好事。但同时，如何协调与不同国家的合作，尤其是避免一些怀有地缘政治私心的国家给国际对非合作氛围和效果造成破坏，也是非洲国家不得不去面对的问题。 穆冈布瓦·约书亚（乌干达麦克雷雷大学商学院管理学院教授、院长）：以我所在的乌干达为例，我们拥有许多合作伙伴，它们各有擅长领域，利益侧重也有不同。比如，海湾国家偏重商业和投资；美国过去对非政策是以援助为主，现在正在发生转向，强调一切围绕“改善贸易”来谈；欧盟主营绿色转型和“脱碳”发展；日本在非洲一度以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见长；俄罗斯则侧重安全和核能发展…… 如今，包括乌干达在内的整个非洲都越来越意识到和平发展的重要性。正因如此，我们将中国的到来视为重大机遇。众所周知，中国所倡导的正是在和平中促发展，主张带领人民致富、摆脱贫困，繁荣稳定随之而来。正是依据这样的理念认知和非盟《2063年议程》相关内容，非洲国家考量如何与其他国家开展高效合作。 目前来看，非洲国家的电力和交通设施、工业园区建设以及农产品加工等诸多方面，都在对外发展合作中受益良多。若以非洲整体发展议程以及各国规划衡量，中国无疑是帮助非洲实现发展水平跃升的关键伙伴之一。虽然在某些领域非洲也在寻求多元化合作，但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能帮助非洲有效应对一些长期短板，比如基础设施、能源供应以及产业增值等。这些短板长期制约非洲发展，使非洲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独立浪潮以来没能取得足够进步。过去，殖民宗主国使这里成为被剥削掠夺的场所；殖民时代结束后，非洲发展之路依然迷茫和坎坷。正因如此，中国带来的机遇弥足珍贵，中非合作强调互利共赢，双方都能从中获益。换言之，我们迎来了一个真正在乎非洲、并且更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合作伙伴。 西蒙·昂贡贝（纳米比亚大学农业与渔业科学学院副院长）：不同国家带着各自目标来到非洲，如何避免这些合作伙伴之间陷入恶性竞争?关键在于非洲国家需要自主选择和确定对外合作的优先事项，将首要投资方向设定在促进科技创新以及完善价值链等方面。因为只有加大科研等方面投入，才能为国家长远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其他合作伙伴在开展对非合作时，需要尊重非洲各国设定的这些优先事项。在此基础上，非洲政府则需抓住机会窗口，提升项目审批和整体治理效率，同时注意在合作中强化所有权意识。 简而言之，非洲的发展必须由非洲人主导，同时获得全球性支持。相关合作伙伴需要赋能非洲本地发展，尊重对象国家优先事项，这样才能在互利共赢中塑造一个韧性和繁荣的未来。 非洲究竟需要怎样的发展合作 西蒙·昂贡贝：对于纳米比亚乃至整个非洲来说，大力推动农业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农业在非洲特别是其农村地区举足轻重。要想实现这个目标，技术普及和提升极为关键，这一方面有利于非洲国家在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中实现增值，进而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也能通过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对冲当地年轻人对“种地”愈发不感兴趣的问题，吸引更多年轻人投身其中。正是从推动农业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推行数字农业并将无人机技术应用其中，加强温室种植、种子培育等方面的技术和本地化，对于非洲提升耕作效率、增加农业产量、实现价值增值等都是可行路径。 除此之外，加强畜牧业和渔业等领域发展对非洲来说同样重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也是必不可少，要想充分解决就业问题，首先就需通过教育和培训使人们具备足够技能。以上这些领域，中国以及其他国家都有成功经验可供非洲学习借鉴。 罗达·比雷奇（纳米比亚大学副教授）：当前非洲面临的一个现实，就是亟需拓展和提升非洲大陆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非洲拥有54个国家，彼此资源并不均衡，比如某些国家能够生产大量粮食，其他国家却长期遭受粮食短缺问题的困扰。类似问题本可通过加强经贸往来加以解决，但在地区不同国家之间进行跨境运输往往阻碍重重。毕竟，非洲大陆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法律法规，官方语言也多有不同，协调和捋顺这么多国家的粮食贸易政策并非易事。 类似问题也存在于种子流通领域。选择适合本国耕地和气候条件的种子至关重要，但问题是，非洲各国往往都有各自关于种子的立法，要求不能随意对外“共享”。正因如此，协调非洲各国与种子相关的法律法规，即便无法一步到位覆盖整个大陆，一些国家先行先试加强种源交流也将十分必要和有益。 奥雷莉亚·卡穆佐拉（坦桑尼亚国家经济赋权委员会主席）：非洲联合制定和实施了非盟《2063年议程》这一长远发展规划，其中提出建成地区一体化与和平繁荣新非洲的愿景，并选定了若干重点发展领域，比如促进能源开发、应对气候变化等。其中，农业无疑是重中之重和首要议题之一。相关政策规划目标，包括确保非洲国家在农业现代化领域团结协作，共同推广本土产品，使之在整个大陆范围内流通并出口到非洲之外的国家和地区。 只有加强政策配套和制度保障，真正使农业成为“能赚钱的行业”，才能使农业现代化发展形成经济学意义上的良性运转。非洲是全世界“最年轻的大陆”，青年人口数量较之其他大陆更多；另外，非洲还有大量女性在田间劳作。这些群体都是非洲农业变革与发展的潜在引擎。正因如此，鼓励青年群体参与农业发展，强化妇女赋权和从事农业的经济收益等，这些努力汇聚起来，可为各国GDP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现在，非洲各国不再各自为战，而是携手向着实现非盟《2063年议程》愿景的共同目标迈进。不过，要想依照《2063年议程》促进非洲大陆发展，地区各国还需彻底摆脱“殖民地思维”的惯性和残留。比如，一些非洲国家至今依然固守着当年殖民宗主国对于“经济作物”的界定，那些作物往往适合机械化大规模生产，并不非常适合非洲各国较为普遍的小农经济模式。这种思维延续下来，还使非洲忽视了自己拥有诸多具备出口潜力、能够提供独特产品并且兼具文化价值的本地作物。 从经济学角度看，如何让世界范围内的消费者被这些独特产品所吸引？在这方面，中国已有很多成功实践和经验。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要在充分挖掘和坚守自身独特文化的基础上推动相关产品“出海”。非洲的未来掌握在非洲人手中。想要实现长足发展，我们也需回归多样化的本土资源与作物，研究和发掘蕴含其中的独特价值，打造独树一帜且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品。 中国发展和对非合作带来哪些助益 穆冈布瓦·约书亚：中国对于帮助和促进非洲发展作出诸多贡献。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长期以来都是非洲公路、铁路、港口、机场以及能源项目融资与建设的最大合作伙伴。作为案例之一，由中企承建的亚吉铁路大幅缩短了内陆国家埃塞俄比亚的旅行和交通运输时间，显著提升了该国市场发展和对外出口能力。在贸易投资方面，中国是非洲最大贸易伙伴，2024年双边贸易额已经接近3000亿美元。中国在非投资覆盖从制造业、采矿业到电子通信、农业等诸多领域。同样以埃塞俄比亚为例，在中方支持下建立起来的阿瓦萨工业园聚焦棉纺织业和服装加工，目前已经吸引不少大型中企和国际企业入驻，极大提升了埃塞俄比亚出口收入，并为当地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工作岗位。除此之外，在技术转移与技能培训、电子商务和金融科技、农业与农村转型、融资和发展援助、减贫等其他一些领域，中方也为非洲发展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归纳起来，非洲可从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成功实践中获得以下经验和启示。一是消除贫困是可能的。不过，相关政策进行大规模推广之前，需要先行试点。非洲过去常常直接颁布政策，效果往往不佳。来自中国的经验表明：要先做好试点，随后把资源精准投向目标人群。二是做好长期规划。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五年规划”的实施以及连贯性的政策举措。非洲现在的问题之一恰恰在于政策执行层面经常面临挑战，连贯性和可预期性不够。非洲国家亟需采纳这种制定和实现长期目标的方式。三是着力推进工业化和产业链价值链升级。回顾中国最近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逐渐从一个农业国转向工业国，不断增加制造业和高附加值产业的比重等，显著带动了经济增长。非洲也可参照这个路径，聚焦农产品深加工、轻工制造以及数字产业等。 其他一些经验还包括，兴建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作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有力抓手；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以促进生产力提升；另外还有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电子商务等领域发展，既坚定立足本土又广泛拓展国际合作，等等。 奥雷莉亚·卡穆佐拉：我首先想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以一种友好的方式与非洲大陆开展合作。这种合作模式与西方过去的那一套做法大为不同。对于非洲人来说，一些西方大国常常与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中非关系则往往意味着友谊和伙伴，因为我们同中国之间没有与一些西方国家那样的负面记忆和历史包袱。与之相对，与西方国家合作时所对应的文化语境和制度安排也与对华合作有所不同。 目前来看，面对国际对非合作浪潮，非洲已经形成某种共同立场：要更多贸易支持，而不仅仅是援助，即相关合作议程应聚焦于促进一些可贸易事项的发展。这与非盟《2063年议程》的思路保持一致，即评估一个发展合作项目，要看是否能在贸易层面带来增量。事实上，这也正是中国对非合作实践的逻辑之一。正如非洲当地媒体所报道的，中国对坦桑尼亚莫罗戈罗地区的大豆进行了大量投资。有人问：两年后会怎样？我回答：当地人将会采纳和吸收技术，进而将大豆出口到非洲其他国家或在坦桑尼亚国内市场流通。类似例子表明，非洲正在觉醒，并且学会按照自身发展诉求和方向来协调各种外部支持。 唐丽霞：正如前面一些学者所言，因国家众多而呈现出来的多样性，有时会在政策协调等方面给非洲发展带来一定挑战。但毕竟，这片大陆拥有诸多独特优势，并且正在非盟的协调下向着现代化道路共同奋进，非盟《2063年议程》成为引领非洲各国发展的普遍共识。当今世界，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百年大变局的鲜明标志。既然是“群体性崛起”，就不单单指向中国、印度或是巴西、南非等新兴大国，而是指所有南方国家实现普遍和持续进步，并且都能带来“发展的故事”。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是全球南方当之无愧的关键成员。正因如此，基于非洲各个国家、地区、部落甚至社区来理解非洲国家的发展模式，变得至关重要，这将为全球南方的团结合作和整体发展提供新的路径。 当前，世界主要大国和经济体愈发重视对非发展合作，这为非洲获取发展资源提供了有利条件。而在国际对非合作诸多机制和组合中，中非合作无疑具有独特优势，比如双方拥有相似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历史使命以及相似的发展条件等。而且，中国发展战略的优先事项和优势领域，也与非洲国家的核心发展诉求高度契合，因而更能帮助非洲实现长足发展。期待中非合作不断迈向新的台阶，收获更多成果。（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为本期话题提供学术支持）</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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