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OMouGv79Ww作者:威伦·披差翁帕迪 高文勇 ;李炫旻 王雯雯opinion.huanqiu.comarticle外国学者谈“八项规定”的世界意义/e3pmub6h5/e3pr9baf6受访专家:【泰国】威伦·披差翁帕迪 【巴西】高文勇环球时报记者 李炫旻 王雯雯编者按:中央八项规定,不仅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金名片”,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徙木立信焕发新活力,干净干事创造新伟业的动员令。就此我们专访泰国泰中“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威伦·披差翁帕迪和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巴西中国问题专家、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国际法学教授高文勇,从他们的视角阐释对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等问题的认识、理解与感悟。“自我革命”与“关键少数”环球时报:中国共产党从2012年开始,以中央八项规定为切入口和动员令,开展了十余年常抓不懈、久久为功的作风建设。对此,您认为中国共产党近十来年的作风建设,有哪些关键词让您印象深刻?为什么一个成功领导中国现代化伟业的大党,要如此大规模、强力度、长时间去抓自身的作风建设?威伦:自2012年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作风建设方面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战略定力与制度张力,我观察到中国共产党在作风建设中的关键词之一是“自我革命”。我有幸在不断学习中亲身感受中国共产党在作风建设、制度塑造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方面的深层变革。这种高度自觉的作风建设逻辑,在我近十年多次访华的实际交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地方政府的服务窗口,还是各级干部的言行举止,中国共产党的治理都能渗透“毛细血管”,对党员行为具有极强的引导力和约束力。例如,我曾在与一些地方干部座谈时,深切体会到他们对制度的敬畏,对作风纪律的重视,这种严谨、高效、务实的治理氛围,是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深度嵌入制度运行的真实写照。 第二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关键词,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关键少数”概念。这对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我对习近平总书记年轻时在陕西插队期间带领群众打坝淤地的故事印象深刻。一直以来,他用行动诠释着“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也为各级党员干部立下了标杆。这种“以上率下”的政治文化使我深受启发。中国正是通过树立“关键少数”的行为标杆,让政治清明、作风清正的风尚成为组织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带动整体党风政风的改善。这样的作风转变,不仅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也极大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行政体系的执行力与公信力。高文勇: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强调“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因为这对于实现治理现代化、维护党的纪律和增强公众信任至关重要。在我看来,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的一场更为广泛的治理改革的一部分。它加强了党的纪律,确保官员遵守严格的作风和治理标准,减少了奢侈浪费和官僚主义,并通过简化行政程序和减少不必要的会议来提高政府效率。通过强调“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中国共产党以反对干部特权和提倡廉洁勤政、勤俭节约来兑现其对人民的承诺。正是通过不断自我完善,中国共产党才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通过严明党内纪律,把要求变成习惯,提高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国共产党确保党员能始终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与人民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这种态度强化了为人民服务的理念,确保了执政合法性和公众支持率。环球时报:严格要求自己、带头修身律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好传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改进作风必须自上而下、以上率下”,八项规定实施之初,也是从中共中央政治局率先做起的。高文勇: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党的主要领导人通过以身作则来引领这个党、这个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官员们意识到为他人树立榜样的重要性,榜样不是通过言语,而是通过态度和行动来树立。这非常有助于说服其他人也这样做。他们以一种非常自然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这不是一种刻意的努力。他们真的相信这就是做事应有的方式。中国共产党为世界提供了一个生动样本环球时报:从政党建设的角度看,您认为党的作风对一个政党有什么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围绕“关键少数”抓作风建设以及在国家治理方面的经验,对其他国家政党有什么借鉴意义?威伦: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是其作为一个百年大党的精神力量所在,是推动国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是全球政党现代化责任的鲜活体现。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之所以成效显著,是因为它并非停留在“形式”或“表态”层面,而是根植于深层次的治理哲学与人民立场。在我看来,“作风”绝非表面修饰,而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与制度安排的外在反映。党的作风问题,关乎政治信仰、制度执行和国家战略稳定。我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正在经历一场“认知体系”的重塑。这种认知重塑是在对“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如何评价西方制度”“我们能否以及如何走好自己的路”等关键议题上的深刻思考。我曾接触一些中国基层干部,他们坦言通过系统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更加坚定地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行之有效的,也是更加贴近人民利益的。这种“自信的再觉醒”不仅带动了治理方式的转变,也推动了党员干部行为规范的制度化。这一点,对包括泰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尤具借鉴意义——即治党治国不能依靠西方“输入型制度”,更应回归本国历史文化、制度传统和人民需求,建设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作为一个以自我革命精神立党立政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如何持续校正权力运行、保障人民利益、提升治理能力”的生动样本。我相信,这正是未来世界各国面对复杂挑战时,最宝贵的政治智慧。高文勇:中国的政治制度向世界展示了它非常有效。对于其他国家执政党而言,中国政府在作决策方面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所有政府机构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其中。这种结合包含了治理的概念。当谈论中国治理时,我们谈论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其主要目标是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西方社会越来越分裂,似乎正在失去对话的能力,正在失去团结的感受,他们也似乎正在失去共同建设国家的能力。而当我们望向中国,在中国发生的一切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促进共同繁荣,这为世界上所有政党和政府树立了一个无可置疑的榜样。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应该完全模仿中国,但事实上中国正在做一些我们必须学习、研究并与之对话的事情,我们需要关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在做什么。通过比较,才能找到解决我们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方法。中国为世界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环球时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强调“必须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严明纪律整饬作风,丰富自我革命有效途径”。中国共产党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在您看来,中国共产党强调的“改革精神”,与西方政党常见的“改革”或“调整”有何不同?高文勇: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特点和其对于执政根基的强调,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能力和决心。西方人非常自我欣赏。他们不能或也不愿理解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无论在垂直层面还是水平层面,都存在着持续的监督。我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中观察到的是政党的虚伪。这些政党声称他们反对腐败,但几乎没有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以改善政党活动,造福公众和人民,也没有一个政党对党员进行持续监督。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比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做得更加严格和透明。通过优良作风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激发干劲环球时报:当初八项规定实施时,不加“试行”,上来就是硬杠杠,人们就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件事情上的严肃认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就是要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大家都感到,我们的党是能办成事的,而且是认真办事的。这是真正的取信于民。高文勇:由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培育自我革命的文化是明智的,这样党才不会丧失自我批评的能力并发展适应不同时代挑战的能力。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自我革命机制和培育持续改进的文化展示了它的智慧。西方对支撑中国整个治理体系的哲学和政治基础知之甚少。他们错过了全面了解中国成就的机会。如果说中国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如果我们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主权国家,必须依靠人民的努力和人民的智慧。环球时报:在八项规定刚制定实施时,有观点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做到根除积弊、驰而不息,认为党的作风建设可能是“一阵风”。如今,这种看法正在或者已经改变,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威伦:习近平总书记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中强调:“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要“以优良作风把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这说明作风建设的核心,正是要回归群众、服务群众,把党的根牢牢扎在人民的土地上。今天,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是在良好作风支撑下的历史性跨越。这也正是作风建设的本质所在:不是表面文章,而是对权力的自我约束,对人民的政治承诺,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心连心的体现。作风建设同时也是对国家治理方式的一次深刻重构,是治理理念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的缩影。正因如此,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干部真在做事,国家确实在前进,增强了对党的认同,也强化了制度自信。环球时报:您提到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坚持“人民立场和问题导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一文中提到,“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党的作风正,人民的心气顺,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 。放眼世界,很多国家的政党都在尝试为自己的党立规矩,让自己的党贴近民众。您认为,相比于一些西方政党的做法,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有何特点?威伦:中国的政治体制具备高度的组织性与执行力,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这一体制之下,党的作风和党内纪律不会只停留在文字规定层面,更是一种具体到行动的刚性约束,执行力强,规矩可以落地。相比而言,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相对松散,且受限于短期选举周期,容易滑向民粹主义或政党碎片化,难以形成统一意志,也难以建立持久有效的约束机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和西方一些政党的差异是:中国共产党并不只停留在政治口号和空洞的许愿上,而是站在人民立场上,始终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最高利益,心中有人民。我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不私,而天下自公”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刻。它本质上体现的是中国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以公心治国家的政治理想,核心是“克己奉公、天下为公”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这一理念被赋予了鲜活的现实意义,并成为其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特征。正是这种“无私”的立场,使中国共产党拥有了持续开展作风建设和自我革命的勇气与正当性。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这一时代命题,中国共产党深知,仅靠行政命令和制度安排是不够的,更需要通过优良作风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激发干劲。因此,作风建设绝非短期应急措施,而是确保党在新时代伟大变革中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和领导力的战略工程。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还具有显著的世界意义。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体现,也是在向世界发出庄严宣示: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封闭的,不是自我满足的,它是开放的、包容的,是愿与世界共同进步、携手前行的。1758132124097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肖山环球时报175815143870412[]{"email":"weishaopu@huanqiu.com","name":"魏少璞"}
受访专家:【泰国】威伦·披差翁帕迪 【巴西】高文勇环球时报记者 李炫旻 王雯雯编者按:中央八项规定,不仅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金名片”,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徙木立信焕发新活力,干净干事创造新伟业的动员令。就此我们专访泰国泰中“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威伦·披差翁帕迪和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巴西中国问题专家、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国际法学教授高文勇,从他们的视角阐释对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等问题的认识、理解与感悟。“自我革命”与“关键少数”环球时报:中国共产党从2012年开始,以中央八项规定为切入口和动员令,开展了十余年常抓不懈、久久为功的作风建设。对此,您认为中国共产党近十来年的作风建设,有哪些关键词让您印象深刻?为什么一个成功领导中国现代化伟业的大党,要如此大规模、强力度、长时间去抓自身的作风建设?威伦:自2012年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作风建设方面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战略定力与制度张力,我观察到中国共产党在作风建设中的关键词之一是“自我革命”。我有幸在不断学习中亲身感受中国共产党在作风建设、制度塑造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方面的深层变革。这种高度自觉的作风建设逻辑,在我近十年多次访华的实际交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地方政府的服务窗口,还是各级干部的言行举止,中国共产党的治理都能渗透“毛细血管”,对党员行为具有极强的引导力和约束力。例如,我曾在与一些地方干部座谈时,深切体会到他们对制度的敬畏,对作风纪律的重视,这种严谨、高效、务实的治理氛围,是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深度嵌入制度运行的真实写照。 第二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关键词,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关键少数”概念。这对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我对习近平总书记年轻时在陕西插队期间带领群众打坝淤地的故事印象深刻。一直以来,他用行动诠释着“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也为各级党员干部立下了标杆。这种“以上率下”的政治文化使我深受启发。中国正是通过树立“关键少数”的行为标杆,让政治清明、作风清正的风尚成为组织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带动整体党风政风的改善。这样的作风转变,不仅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也极大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行政体系的执行力与公信力。高文勇: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强调“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因为这对于实现治理现代化、维护党的纪律和增强公众信任至关重要。在我看来,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的一场更为广泛的治理改革的一部分。它加强了党的纪律,确保官员遵守严格的作风和治理标准,减少了奢侈浪费和官僚主义,并通过简化行政程序和减少不必要的会议来提高政府效率。通过强调“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中国共产党以反对干部特权和提倡廉洁勤政、勤俭节约来兑现其对人民的承诺。正是通过不断自我完善,中国共产党才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通过严明党内纪律,把要求变成习惯,提高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国共产党确保党员能始终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与人民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这种态度强化了为人民服务的理念,确保了执政合法性和公众支持率。环球时报:严格要求自己、带头修身律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好传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改进作风必须自上而下、以上率下”,八项规定实施之初,也是从中共中央政治局率先做起的。高文勇: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党的主要领导人通过以身作则来引领这个党、这个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官员们意识到为他人树立榜样的重要性,榜样不是通过言语,而是通过态度和行动来树立。这非常有助于说服其他人也这样做。他们以一种非常自然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这不是一种刻意的努力。他们真的相信这就是做事应有的方式。中国共产党为世界提供了一个生动样本环球时报:从政党建设的角度看,您认为党的作风对一个政党有什么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围绕“关键少数”抓作风建设以及在国家治理方面的经验,对其他国家政党有什么借鉴意义?威伦: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是其作为一个百年大党的精神力量所在,是推动国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是全球政党现代化责任的鲜活体现。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之所以成效显著,是因为它并非停留在“形式”或“表态”层面,而是根植于深层次的治理哲学与人民立场。在我看来,“作风”绝非表面修饰,而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与制度安排的外在反映。党的作风问题,关乎政治信仰、制度执行和国家战略稳定。我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正在经历一场“认知体系”的重塑。这种认知重塑是在对“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如何评价西方制度”“我们能否以及如何走好自己的路”等关键议题上的深刻思考。我曾接触一些中国基层干部,他们坦言通过系统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更加坚定地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行之有效的,也是更加贴近人民利益的。这种“自信的再觉醒”不仅带动了治理方式的转变,也推动了党员干部行为规范的制度化。这一点,对包括泰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尤具借鉴意义——即治党治国不能依靠西方“输入型制度”,更应回归本国历史文化、制度传统和人民需求,建设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作为一个以自我革命精神立党立政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如何持续校正权力运行、保障人民利益、提升治理能力”的生动样本。我相信,这正是未来世界各国面对复杂挑战时,最宝贵的政治智慧。高文勇:中国的政治制度向世界展示了它非常有效。对于其他国家执政党而言,中国政府在作决策方面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所有政府机构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其中。这种结合包含了治理的概念。当谈论中国治理时,我们谈论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其主要目标是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西方社会越来越分裂,似乎正在失去对话的能力,正在失去团结的感受,他们也似乎正在失去共同建设国家的能力。而当我们望向中国,在中国发生的一切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促进共同繁荣,这为世界上所有政党和政府树立了一个无可置疑的榜样。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应该完全模仿中国,但事实上中国正在做一些我们必须学习、研究并与之对话的事情,我们需要关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在做什么。通过比较,才能找到解决我们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方法。中国为世界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环球时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强调“必须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严明纪律整饬作风,丰富自我革命有效途径”。中国共产党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在您看来,中国共产党强调的“改革精神”,与西方政党常见的“改革”或“调整”有何不同?高文勇: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特点和其对于执政根基的强调,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能力和决心。西方人非常自我欣赏。他们不能或也不愿理解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无论在垂直层面还是水平层面,都存在着持续的监督。我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中观察到的是政党的虚伪。这些政党声称他们反对腐败,但几乎没有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以改善政党活动,造福公众和人民,也没有一个政党对党员进行持续监督。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比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做得更加严格和透明。通过优良作风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激发干劲环球时报:当初八项规定实施时,不加“试行”,上来就是硬杠杠,人们就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件事情上的严肃认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就是要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大家都感到,我们的党是能办成事的,而且是认真办事的。这是真正的取信于民。高文勇:由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培育自我革命的文化是明智的,这样党才不会丧失自我批评的能力并发展适应不同时代挑战的能力。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自我革命机制和培育持续改进的文化展示了它的智慧。西方对支撑中国整个治理体系的哲学和政治基础知之甚少。他们错过了全面了解中国成就的机会。如果说中国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如果我们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主权国家,必须依靠人民的努力和人民的智慧。环球时报:在八项规定刚制定实施时,有观点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做到根除积弊、驰而不息,认为党的作风建设可能是“一阵风”。如今,这种看法正在或者已经改变,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威伦:习近平总书记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中强调:“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要“以优良作风把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这说明作风建设的核心,正是要回归群众、服务群众,把党的根牢牢扎在人民的土地上。今天,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是在良好作风支撑下的历史性跨越。这也正是作风建设的本质所在:不是表面文章,而是对权力的自我约束,对人民的政治承诺,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心连心的体现。作风建设同时也是对国家治理方式的一次深刻重构,是治理理念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的缩影。正因如此,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干部真在做事,国家确实在前进,增强了对党的认同,也强化了制度自信。环球时报:您提到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坚持“人民立场和问题导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一文中提到,“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党的作风正,人民的心气顺,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 。放眼世界,很多国家的政党都在尝试为自己的党立规矩,让自己的党贴近民众。您认为,相比于一些西方政党的做法,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有何特点?威伦:中国的政治体制具备高度的组织性与执行力,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这一体制之下,党的作风和党内纪律不会只停留在文字规定层面,更是一种具体到行动的刚性约束,执行力强,规矩可以落地。相比而言,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相对松散,且受限于短期选举周期,容易滑向民粹主义或政党碎片化,难以形成统一意志,也难以建立持久有效的约束机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和西方一些政党的差异是:中国共产党并不只停留在政治口号和空洞的许愿上,而是站在人民立场上,始终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最高利益,心中有人民。我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不私,而天下自公”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刻。它本质上体现的是中国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以公心治国家的政治理想,核心是“克己奉公、天下为公”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这一理念被赋予了鲜活的现实意义,并成为其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特征。正是这种“无私”的立场,使中国共产党拥有了持续开展作风建设和自我革命的勇气与正当性。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这一时代命题,中国共产党深知,仅靠行政命令和制度安排是不够的,更需要通过优良作风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激发干劲。因此,作风建设绝非短期应急措施,而是确保党在新时代伟大变革中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和领导力的战略工程。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还具有显著的世界意义。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体现,也是在向世界发出庄严宣示: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封闭的,不是自我满足的,它是开放的、包容的,是愿与世界共同进步、携手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