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OhaaJDVfS3作者:郭明明opinion.huanqiu.comarticle郭明明:日本二战记忆断代有双重因素/e3pmub6h5/e3pr9baf6日本首相石破茂10日以“个人见解”形式发表“战后80周年”见解,表现出一定平衡姿态和进步性。然而伴随社会代际更迭进程,日本社会层面的二战记忆传承却正面临双重困境:战争亲历者锐减导致记忆传递路径趋向单一化,且社会集体认知呈现价值偏差与断裂特征。这种结构性矛盾不仅折射出日本历史教育的系统性缺失,更凸显出日本右翼势力通过叙事重构消解战争罪责的深层危机。日本社会通过直接性记忆载体和间接性记忆载体传承二战记忆。直接性记忆载体,包括个体亲身见证、口述、遗物等,多通过家庭形式传播,经验性和唯一性较强。然而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最新人口估计月报推算,日本八成以上人口为战后出生。战争亲历者群体的急剧萎缩,意味着直接经验的传递即将进入尾声,间接性记忆载体主导地位逐渐确立。这主要指教育、媒体、遗址等形式,它们更容易受到社会制度和媒介发展的影响。日本在战后经历的多个代际交替可以被划分为:战后世代(1945-1955)、后团块世代(1955-1965)、X世代(1965-1975)、Y世代(1980-1995),以及Z世代(1995年后),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记忆叙事:第一,战后世代在幼年和童年时期,处于盟军占领阶段,在战败废墟和社会重建中长大;在少年和青年时期,迎接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政治上形成稳定且对立的自民党和社会党“55年体制”,也见证了反对美军基地、禁止核武器等社会运动;中年和老年时期,该世代见证了日本经济腾飞到泡沫经济崩溃的全过程。他们深刻体会到战争带来的苦难,在倡导和平和追求权益的社会运动推动下,和平主义思潮成为当时的社会主流思想。第二,后团块世代、经济衰退期的X世代和Y世代,属于二战记忆的空心层。一方面,战后日本传统的“家”制度崩溃,削弱了直接性记忆载体的传播效力;另一方面,这些群体经历了经济从增长到下行的过程,个人面临严峻社会压力。他们的二战记忆延续了苦难叙事,但更加关注国家发展和现实生活。第三,伴随互联网发展和新技术成长的Z世代是二战记忆的断裂层,依赖间接性记忆载体。在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扭曲后,该世代在学校教育、媒体环境和网络空间中接触到的二战记忆表述,存在价值观的根本性偏差。 日本社会的二战记忆断代,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侵略罪行在战后未得到彻底清算。其一,战败责任并未明确。战败后,首相东久迩提出“国民道德下降”是战败的原因之一,引发民众和日本政府的责任争论;鸠山一郎等人在众议院提交决议案追究战争责任,但也只将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犯罪”视为问题。其二,对战争罪责未追责到底。东京审判认定了日本侵略等事实,但这场审判也因美国主导、冷战下国际形势变化等因素,具有较多局限性。多年来,日本在官方主导和民间右翼力量推动中逐渐重构二战记忆。在官方层面引导错误叙事,日本教科书审查流程在1989年被简化,为否认罪行的内容开了绿灯,部分教科书中出现未体现日本“侵略”属性、掩盖罪行,或“战争是为解放亚洲”的错误意识导向。与此同时,右翼势力崛起,参拜靖国神社逐渐成为日本政界获取右翼支持的工具。此外,日本战后的大众媒介不断生产“受害者叙事”文化产品,多通过空袭、原爆、家庭离散等主题,将战争记忆转化为个体成长与情感体验。在民间层面,知识分子亦深度共谋。例如,1996年成立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在涉及“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历史罪责问题上,数次系统性歪曲历史认知。其背后的董事会成员涵盖教育、法律、传媒领域的知识精英,长期为篡改历史提供合法性和传播力量。在日本社会中,经过政党刻意操纵和社会普遍性遗忘,错误二战记忆正侵蚀真实的历史框架。这种替代不仅削弱了日本社会对真实历史的认知与理解,也挤压了国际社会了解二战及日本侵害他国的记忆空间。因此,向日本社会传递正确和平理念、还原真实历史刻不容缓。(作者是中国社会学会中日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员)1760294440286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肖山环球时报176031003139811[]{"email":"xiaoshan@huanqiu.com","name":"肖山"}
日本首相石破茂10日以“个人见解”形式发表“战后80周年”见解,表现出一定平衡姿态和进步性。然而伴随社会代际更迭进程,日本社会层面的二战记忆传承却正面临双重困境:战争亲历者锐减导致记忆传递路径趋向单一化,且社会集体认知呈现价值偏差与断裂特征。这种结构性矛盾不仅折射出日本历史教育的系统性缺失,更凸显出日本右翼势力通过叙事重构消解战争罪责的深层危机。日本社会通过直接性记忆载体和间接性记忆载体传承二战记忆。直接性记忆载体,包括个体亲身见证、口述、遗物等,多通过家庭形式传播,经验性和唯一性较强。然而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最新人口估计月报推算,日本八成以上人口为战后出生。战争亲历者群体的急剧萎缩,意味着直接经验的传递即将进入尾声,间接性记忆载体主导地位逐渐确立。这主要指教育、媒体、遗址等形式,它们更容易受到社会制度和媒介发展的影响。日本在战后经历的多个代际交替可以被划分为:战后世代(1945-1955)、后团块世代(1955-1965)、X世代(1965-1975)、Y世代(1980-1995),以及Z世代(1995年后),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记忆叙事:第一,战后世代在幼年和童年时期,处于盟军占领阶段,在战败废墟和社会重建中长大;在少年和青年时期,迎接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政治上形成稳定且对立的自民党和社会党“55年体制”,也见证了反对美军基地、禁止核武器等社会运动;中年和老年时期,该世代见证了日本经济腾飞到泡沫经济崩溃的全过程。他们深刻体会到战争带来的苦难,在倡导和平和追求权益的社会运动推动下,和平主义思潮成为当时的社会主流思想。第二,后团块世代、经济衰退期的X世代和Y世代,属于二战记忆的空心层。一方面,战后日本传统的“家”制度崩溃,削弱了直接性记忆载体的传播效力;另一方面,这些群体经历了经济从增长到下行的过程,个人面临严峻社会压力。他们的二战记忆延续了苦难叙事,但更加关注国家发展和现实生活。第三,伴随互联网发展和新技术成长的Z世代是二战记忆的断裂层,依赖间接性记忆载体。在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扭曲后,该世代在学校教育、媒体环境和网络空间中接触到的二战记忆表述,存在价值观的根本性偏差。 日本社会的二战记忆断代,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侵略罪行在战后未得到彻底清算。其一,战败责任并未明确。战败后,首相东久迩提出“国民道德下降”是战败的原因之一,引发民众和日本政府的责任争论;鸠山一郎等人在众议院提交决议案追究战争责任,但也只将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犯罪”视为问题。其二,对战争罪责未追责到底。东京审判认定了日本侵略等事实,但这场审判也因美国主导、冷战下国际形势变化等因素,具有较多局限性。多年来,日本在官方主导和民间右翼力量推动中逐渐重构二战记忆。在官方层面引导错误叙事,日本教科书审查流程在1989年被简化,为否认罪行的内容开了绿灯,部分教科书中出现未体现日本“侵略”属性、掩盖罪行,或“战争是为解放亚洲”的错误意识导向。与此同时,右翼势力崛起,参拜靖国神社逐渐成为日本政界获取右翼支持的工具。此外,日本战后的大众媒介不断生产“受害者叙事”文化产品,多通过空袭、原爆、家庭离散等主题,将战争记忆转化为个体成长与情感体验。在民间层面,知识分子亦深度共谋。例如,1996年成立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在涉及“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历史罪责问题上,数次系统性歪曲历史认知。其背后的董事会成员涵盖教育、法律、传媒领域的知识精英,长期为篡改历史提供合法性和传播力量。在日本社会中,经过政党刻意操纵和社会普遍性遗忘,错误二战记忆正侵蚀真实的历史框架。这种替代不仅削弱了日本社会对真实历史的认知与理解,也挤压了国际社会了解二战及日本侵害他国的记忆空间。因此,向日本社会传递正确和平理念、还原真实历史刻不容缓。(作者是中国社会学会中日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