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南方对话·中非思想聚力（三）：在联合国见证中非友好合作继往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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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编者按：2025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这也是回顾和展望中非关系非凡轨迹的一个关键节点。从当年身处相似历史处境、共同反殖反霸，到如今共逐现代化之梦、共促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发展变革，中非友好合作继往开来，同时也与联合国80年来的前进历程紧密交织。作为“环球南方对话·中非思想聚力”系列的第三期，我们今天邀请多位中非专家学者，围绕“在联合国见证中非友好合作继往开来”展开讨论。 联大2758号决议具有里程碑意义 约罗·迪亚洛（马里知名学者、前外交官）：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当时提交决议草案的23个国家中，有11个非洲国家；76张赞成票中，26张来自非洲。无论对于中非各自历史和中非关系发展，还是对于联合国和世界其他诸多国家而言，这都注定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 联大2758号决议的通过不仅是一次程序性投票，还是国际关系层面的一个转折性事件。26个非洲国家展现强大的团结与信念，投出各自支持正义和平等的一票，这也成为一个非洲国家挺膺引领其他众多发展中国家集体发声、重塑全球治理道德与政治平衡的历史性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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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时，大多数非洲国家刚刚赢得独立，切身感受到在国际上遭受排斥之苦，也深知国家主权何等来之不易。投票支持联大2758号决议由此也代表着一种原则性宣示，即一个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还是意识形态有何差异，都应在国际上得到认可和尊重。通过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非洲国家再次申明：国际秩序不应由强权来主导，而应依据主权平等和公平正义等原则行事。 伊斯梅尔·德贝什（阿尔及利亚—中国友好协会主席）：1971年联大2758号决议投票前夕，非洲已有41个国家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成为联合国体系内的一支重要力量。事实上，非洲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开启推动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运动，当时西方国家仍在试图将新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 彼时，阿尔及利亚就是这场支持新中国重返联合国运动的主要发起国和提案方之一。在那之前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期间，阿方代表曾表示，获得中国支持，就意味着获得了世界1/4人民的支持。随着联大2758号决议获得通过，这个“设想”变成现实：一个拥有当时世界总人口数1/4的大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中的一个主要大国和重要力量，中国不断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并且一以贯之地支持非洲国家追求民族解放和独立发展的事业，在相关政治和经济议题上坚定站在非洲伙伴一边。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演进中，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中非合作、全球南方乃至整个发展中世界的一支领导性力量。 阿布纳·莫萨斯（南非豪登省增长与发展署国际关系主管）：非洲以同中国保持长期友好合作关系为傲，因为在非洲大陆争取民族解放和长足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是进步国际主义的象征，与那些帝国主义殖民强权形成鲜明对比。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及后续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初，美苏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等领域对抗争霸的两极格局走向终结，世界进入美国“一超独霸”的单极格局。自那以后，世界格局持续发展演进，不断向着多极化迈进。在此过程中，中国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共谋发展。非洲国家集体性地投票支持1971年联大2758号决议，加上中国自身实现迅猛发展等，诸多因素叠加确保中国成为世界地缘政治演变中极具影响力的声音和力量之一，并在“南南合作”中扮演旗手性角色。 2000年成立至今，中非合作论坛已经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之一。其中，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南非举行，与会各方通过联合宣言，承诺进一步提升中非经贸合作水平，开启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数据显示，2015年以来，仅南非与中国的双边贸易规模就实现了突飞猛进。与此同时，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力量不断释放，对于推动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包括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大有助益。当前，金砖合作机制正在探索国际支付系统变革，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另外，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下月将在南非举行，已经成为国际力量平衡中一个关键前沿变量的中国也将参与其中，希望G20约翰内斯堡峰会能够切实推动全球治理结构的变革与调整。 携手共促全球治理更加公正合理 约罗·迪亚洛：随着联大2758号决议获得通过，全球治理的一个崭新篇章也徐徐打开。该决议不仅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还给全球治理带来机构性改变。它把一个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分量的大国引入了联合国。过去很长一个时期，这个大国的立场和观点在国际决策中处于缺席状态。毫无疑问，中国的回归给多边主义注入新动能，极大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声量，并使国际秩序朝着更具包容性、更加多极化的方向转变。 联大2758号决议的长期意义至今仍在回响。它以三个强有力的方式展现着对当今世界的影响。一是强调合法性和代表性原则。该决议强化了这样的理念：国际机构必须反映国际政治现实，而不应被意识形态左右；每个国家的声音都值得被倾听。二是重新定义“南南合作”。诞生于那个“团结时代”的中非伙伴关系，已经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互惠互利和相互尊重的典范之一。三是为一个更加平衡的全球治理体系奠定基础。通过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强有力的平台，它推动了有关全球决策过程中公平、改革和包容性等议题的新对话，这种对话至今仍在塑造联合国和其他多边主义框架。 至于对未来的启示，联大2758号决议的精神呼唤我们重振50多年前引领非洲国家的那种团结信念以及对公平正义和道德清明的不懈追求。它将时刻提醒人们，真正的多边主义意味着合作而非对抗、包容而非排斥、命运与共而非彼此割裂。就此而言，1971年非洲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不仅改变了历史，也揭示了一个至今仍具启示性意义的道理：各国只有团结协作相向而行，才能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变。 展望未来，中非应该一如既往，致力于建设一个各国主权得到尊重、各国人民尊严得到维护的世界，推动各个国家和地区都为世界和平与进步作出贡献。1971年的历史性影响，不只存在于中非不断实现跨越的伙伴关系中，还存在于双方携手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平衡和更具包容性的共同承诺与使命之中。 伊斯梅尔·德贝什：以中国支持20世纪中后期非洲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为鲜明标志的历史和政治背景，构成了中非关系不断发展演进的坚实基础。彼时，中国正在遭受西方国家操控联合国行为之害，包括在1949年至1971年长达20多年里被剥夺在联合国的合法身份。同一时期，不少非洲国家还处在西方国家殖民统治之下，也无法参与联合国事务。换言之，当时中非都身处西方霸权主导的国际秩序并因此面临众多挑战，经常在合法性、公平正义乃至和平等方面付出代价。 这也是为什么如今中非在涉及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问题上持有相似立场，双方都呼吁推动国际机构改革，使其回归初心使命，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携手推动变革，既包括规模较小的改革也包括更加广泛的结构性调整；共同反对单边主义，致力于构建一个多边主义世界。习近平主席强调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要重温“创立初心”，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正是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的智慧，帮助中国取得非凡的国际成就。即便在20世纪60年代饱受西方孤立和遏制的时期，中国仍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和保持良好外交关系，还与一些欧洲国家实现建交。这充分体现了中方愿与任何主权国家平等交往，即便双方在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差异。 其中，加强同非洲国家团结合作成为中国外交的优先和突出方向之一，双方合作结出累累硕果。与之相比，西方殖民国家统治非洲超过300年，却始终没为这片大陆的发展作出这样的帮助和贡献。 开启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篇章 伊斯梅尔·德贝什：进入本世纪以来，中非经济合作不断加强，2000年双边贸易额仅为105亿美元，2024年已增长至2956亿美元。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中非合作论坛坚持了互利共赢原则，无论经贸还是投资领域都是如此。如今，中国在非投资已为非洲人民带来诸多实实在在的福祉和利好。 比如，塞内加尔国土被地势狭长、拦腰嵌入的冈比亚分隔成南北两部分。多年之前，塞内加尔南部民众前往位于北方的首都达喀尔通常需要绕很远的路。2022年，中国援建的塞内加尔最长跨河桥梁方久尼大桥建成通车，这座连接塞内加尔南北并且通往冈比亚首都班珠尔的主要沿海交通节点带来极大便利。再如，阿尔及利亚与中国的双边经贸合作近些年来成倍增长，并且真正实现共赢。两国在油气精炼设施建设和石油生产方面的合作，帮助阿尔及利亚推进了成品油国产化进程。 类似例子，也存在于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南非、安哥拉和其他诸多非洲国家。非洲民众现在普遍意识到，基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非合作论坛等机制的中非合作稳步推进，为非洲经贸和投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约罗·迪亚洛：无论对于中非双边合作还是世界多边主义而言，中非合作论坛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集体对话机制承袭1955年万隆会议形成的“万隆精神”，也源于新中国自成立伊始就参与和支持非洲独立与发展的精神。每每谈及中非合作论坛，都让我想起2000年的首次访华之旅，当时就是参加该论坛成立开幕式。在我看来，中非合作论坛植根于“南南合作”的相关理念和原则，核心在于独立自主、互惠互利，而不附加任何条件；在于主权平等、互学互鉴，而不颐指气使、指手画脚。 当前，全球治理严重承压，世界局势动荡频仍，国际层面不公正不平等现象持续存在。当此时刻，中非提供了以中非合作论坛为标志的“第三条道路”，它不同于西方那种简单的“捐助—受援”模式，而是从发展中国家视角对其予以重新定义，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援助和贸易，进而成为一种变革性力量。 接下来，中非合作论坛还需在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深化。一是“创新重于援助”。双方下一阶段应该优先开展联合研发、技术转移和产业升级等合作，以使非洲经济沿着全球价值链向上攀升，构建能够自我维系和运行的本土创新生态系统。二是“制度重于生意”。建设持久性的机构和制度，比如大学、智库以及数字平台、金融机制等，可以推动中非合作从一系列具体项目朝着共同搭建前进架构的方向转变。三是“人民重于利润”。“南南合作”的本质之一在于促进人的发展与联结，在于投资教育，加强文化交流，提升数字素养，进而确保发展服务于人民，而非仅仅惠及市场。通过聚焦这些维度，中非合作可以超越援助与贸易的传统逻辑，变成团结协作共同发展的典范。 就此而言，中非合作确实代表了某种独特的全球南方治理范式。与传统西方模式经常强调附带条件不同，这种范式建立在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和彼此互补等原则与理念之上，并反映了这样一套治理哲学：尊重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而非强推某种“单一药方”；强调利益共享，而非追求单边获益；在言与行上展现团结，而非谁依附谁。 放在多边主义实践的视角下，已经走过25年历程的中非合作论坛变得更加成熟高效，它与既有国际机构和多边机制互为补充，提供了一套旨在促进包容性发展并展现全球南方优先事项的框架。与此同时，中非合作论坛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联合国发展目标一致，它推动了非盟《2063年议程》等愿景的实现，强化了多边合作，表明地区性机制可以加强而非分裂全球合作与治理体系。以该论坛为代表，中非合作进入了一个团结合作、共谋发展的新时代。 刘钊轶（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南非分院中方执行主任）：在深度观察和参与非洲减贫与区域发展的过程中，我切身感受到提升中非经贸合作中企业参与力度的需求不断涌现、持续攀升，也见证了不少中企赴非投资或开展项目助力非洲大陆发展的生动案例。随着中非合作进一步走深走实，相应的目标与路径也在拓展，从制定新的全球规范和融资机制，到建立与联合国、非盟、G20以及世贸组织等协同衔接的实践能力和标准，不一而足。这些都在提醒我们：携手实现发展权不仅仅是一种共同期待，更是一份共同责任，而且中非在这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综合来看，我们在中非合作中首先看到了历史沿革与现实行动相结合的重要性。在共同反殖反霸斗争中形成的团结精神曾经定义了中非关系，如今继续塑造着多极化世界的发展。其次是制度协同与互补的重要性。作为多边主义的成功实践之一，中非合作论坛通过切实的执行能力和包容性参与等特征，帮助强化了联合国相关目标和工作。第三就是确保发展权可操作可实现的重要性。为此需要通过新的评估框架、融资机制和包容性治理等，将倡议或宣言转变成具体的规则。就此而言，中非不仅仅是双边层面的合作者，也是国际秩序的共同塑造者。</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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