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圆桌对话：着力塑造周边环境，共筑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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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编者按：由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周边外交和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学术研讨会日前举行。周边外交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首要方向，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则是中国外交理念的重要创新，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外交在新时代的重要战略布局。本版选取此次研讨会中的部分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携手周边，推动世界和平稳定 于铁军（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传统上东北亚地区一直是大国利益纵横交织、地缘政治错综复杂的区域，而近期大国博弈和地区安全的互动使东北亚局势的发展呈现新特点。从大国博弈的视角看，中美两国无疑是东北亚安全新动态中最为关键的角色。中国是过去几十年国际格局变动中的一个重要变量，也是东北亚地区安全的关键维护者，影响举足轻重。相较而言，由于国内矛盾加剧，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能力和介入意愿呈现衰减态势。俄乌冲突持续三年多，对国际安全环境造成重大冲击，俄朝关系强化对东北亚地区安全的影响不容忽视。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日本焦虑不安，应对左支右绌，其国内政治和对外战略目前正处于战后发展的关键阶段。由于地理位置、历史渊源、阵营归属和自身所具有的战略潜力，日本对东北亚局势的影响仍需高度重视。从地区安全视角看，台湾问题、海洋安全问题、朝核问题等，在中国国家安全和周边外交中依然处于核心地位。总而言之，东北亚作为中国周边外交中重点方向，其系统性、联动性以及在安全领域的复杂性，需要我们深入了解该地区国别的情况，扬长避短地塑造中国周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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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方银（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周边是一个复杂且广阔的区域。这一区域人口众多且面积广阔、国家多样且差异显著、热点问题集中且难以解决，周边地区的特点对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既构成挑战，也有有利的一面，特别是可以进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尝试。动荡变革的国际背景影响了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外部环境，周边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安全等多个领域选边站队的压力，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利益考虑的时间视野变窄，国与国之间的战略互信下降。 “命运共同体”概念本身具有一定超前性，要求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国家利益的考量。截至目前，中国已经与一半以上周边国家共同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在稳定周边局势、推动周边共同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具有积极意义。 张洁（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周边安全共同体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与必由之路。“和合共生”的文化传统、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帝反殖与争取民族独立的共同历史及区域合作实践，均为其提供思想支撑。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尤其是美国“印太战略”引发的阵营对抗，以及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交织的严峻局面，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尤为必要。当前，以和平共处为核心的地区规范机制逐步形成，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不断加强，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也在稳步推进，这些都为其可行性奠定了坚实基础。 未来，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需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结合优先与区别对待的策略，以战略互信为前提，以全球安全倡议为引领，以“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为支撑，统筹布局并分阶段推进。在路径的选择上，一是尽快细化周边安全战略；二是践行四大全球倡议，特别是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三是国内国际安全治理并重，国内机制软联通应得到更多关注。 东南亚地区存在战略叙事竞争 张云（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教授）：2025年东南亚地区的形势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东南亚部分国家内部治理进程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现象。随着欧美国家右翼政党的上台执政，东南亚的国家治理也受西方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对其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连带的负面效应。 二是东南亚国家的治理能力与经济发展压力之间存在着明显矛盾。进入21世纪，东南亚经济基本上是平稳和快速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也在拉大，生活成本、债务与全球供应链震荡加重了部分国家的治理负担。 三是边界纷争与外部压力对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治理架构构成挑战，如泰柬冲突、缅甸内战、南海争端等。由于安全关切上升，东南亚国家军事现代化进程加快，甚至出现强化军备的趋势。以东盟为中心的东南亚区域治理架构面临挑战，不过，“东盟方式”仍在东南亚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也一贯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维护东南亚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局面。在与东南亚的合作上，中国应进一步强化澜湄合作机制，在南海问题上可优先从环保、渔业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入手开展合作，以避免传统安全问题的持续升温。 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近年来，国际局势逐渐呈现出泛安全化的趋势，相关现象在周边地区日渐突出，安全联盟与经济合作的联动更为频繁。因此，在强调发展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安全问题。在当前动荡变革且泛安全化加剧的背景下，一些国家的行动逻辑转向零和博弈乃至负和博弈。尤其是，因外部势力介入，地区国家间合作充满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仅体现在经贸领域，也向其他问题领域蔓延。面对这些复杂多变的安全挑战，不少国家转而寻求域外大国介入或构建某种形式的对抗性联盟，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地区格局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 查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尽管美国与东南亚的经济往来持续深化，但近年来，相关机构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东南亚国家普遍感受到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这实际上说明除了物质实力之争外，中美两国在东南亚地区还存在着战略叙事竞争。战略叙事可以改变受众对国际政治以及自身利益的理解，而信息时代政治斗争的结果最终取决于“谁的故事胜出”。当然，东南亚各国在某些议题上依然体现出较强的叙事自主性，在涉及本国核心利益与地区稳定的关键议题上，如领土主权、海洋权益、经济合作模式等，并未完全追随中美任何一方的战略叙事，而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地区平衡的考量，采取了更为务实和自主的立场。此外，相较于美国在东南亚的战略叙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叙事的趋同更为明显，但一些东南亚国家在言行方面经常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因此，中国需要更加注重战略叙事的实践转化，将理念层面的共识转化为实际合作中的具体行动。 骆永昆（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建设中面临三个问题。一是发展问题。发展是中国与东盟的共同利益所在，双方利益交织，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实现了互利共赢。但如今美国掀起关税战，搅动地区产业链、供应链，并加大对关键矿产的争夺，冲击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加之，东盟国家发展转型中的问题逐渐显露，引发经济和社会治理难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整体推进。 二是安全问题。东盟国家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挑战，既存在传统安全威胁，也受到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困扰。当前，大国在东南亚博弈加剧，美国炒作南海问题等地区热点，推进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推动地区安全议题联动，提升地区冲突风险，东盟中心地位也受到挑战。中国与东南亚亟待深化安全合作，管控地区风险。 三是认知问题，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认知短板日益凸显。这一现象既受到大国博弈影响，也与部分东盟国家历史文化传统有关。当前，部分东盟国家尤其对中国快速发展引发的地区格局变化存在一些疑虑，感到地区合作的前景存在不确定性。总体看，目前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基本面向好，双方从彼此的合作中受益，共同体建设给地区注入稳定剂。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也面临挑战，未来中国应进一步统筹发展与安全，积极引领构建地区新安全格局，高度重视并努力解决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认知问题。 “安危与共”理念成周边合作基石 凌胜利（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秘书处副秘书长、教授）：当前，全球安全形势正步入新的动荡与变革阶段，地缘冲突不断蔓延，安全局势普遍恶化，地区不稳定因素显著增加。美国非但未能缓解国际安全风险，反而通过在经贸领域的单边行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不确定性，导致经济与安全问题呈现高度交织的安全化趋势。各国普遍采取战略收缩策略，周边安全的重要性及底线思维愈发凸显。在“亚洲安全模式”中，“安危与共”理念成为合作的基石，强调中国安全与周边安全的有机融合；“求同存异”原则反映了在安全关切、能力及利益认知差异中寻求合作共识的现实路径；“对话协商”则体现了以和平手段化解分歧、通过机制性沟通维护地区稳定的策略选择。 刘宗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关系已从传统的经贸合作逐步转向互联互通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并从单一的经济合作向多元化的复合型合作模式转变。然而，中国与南亚国家在推进合作过程中遭遇了更为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不过双方共同发展的愿景得到了南亚国家的积极响应，并逐渐形成了共识。 具体而言，中国与南亚国家在经贸与互联互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同时，与除印度和不丹之外的南亚国家已初步构建起全方位的合作网络。在这一进程中，印度作为中国与南亚地区发展关系的关键影响因素，其作用不容忽视。当前中国与南亚关系面临三重挑战：一是地缘政治博弈，美国“印太战略”与印度的地区霸权心态制约了中国-南亚合作；二是南亚国家政局不稳，外部干预与内部利益分化并存；三是认知障碍，南亚精英与民众对中国了解不足、对西方崇拜根深蒂固。这些因素共同限制了中国与南亚关系的深化发展。 陈小鼎（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政治极化趋势突出，各国尤其是大国的政治态度趋向政治光谱的两极，大国竞争不断加剧。地缘政治冲突愈演愈烈，一些国家外交政策激进化，国际制度安排碎片化，国际公共产品“武器化”，全球治理赤字加重。 在此背景下，上合组织凭借“上海精神”的时代价值、异质性基础上的包容性、有限性基础上的聚焦性、分散性基础上的制度弹性等要素仍然具备高度的发展韧性。而从上合组织的路径选择角度来看，提升组织效率、强化利益对接能力、增强规范吸引力、塑造国际话语权，是未来应当重点关注的四大关键领域。 董亮（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当前气候变化已成为重塑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变量。中国从最初的被动参与者，逐步转变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尤其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中国在规则制定与议题设置上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碳中和战略不仅是环境议题，更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绿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工具。气候治理已与能源转型、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等经济议题深度交织，中国可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光伏与风电出海、绿色金融等手段，推动构建区域绿色经济体系，从而在新一轮产业链重构中巩固竞争优势。 碳中和还具有显著的外交叙事价值。通过以气候合作为纽带，中国可推动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化，形成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区域认同。生态文明思想与外交思想的融合，使中国能够以“绿色发展”重塑国际话语体系。同时，也要注意到中国在推进碳中和外交中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包括能源安全与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矛盾、欧美绿色规则壁垒的竞争以及部分国家可能利用环保话语破坏、抹黑中国绿色合作。因此，中国在推进“绿色外交”过程中需平衡战略利益与发展诉求，强化项目风险评估与标准化治理，坚持长期的战略定力，以碳中和为抓手推动区域合作的可持续与高质量发展。 </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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