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将是怎样的五年”系列评论之五：把人民至上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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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 王小林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回望过去，“十三五”期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消除绝对贫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举全国之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超大规模国家消除绝对贫困的世界奇迹；“十四五”期间，持续推进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全面振兴。到了“十五五”时期，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将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在不确定性中稳定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十五五”期间，国际贸易壁垒、地缘政治和人工智能可能对高质量充分就业带来挑战。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推进的优先任务。为此需要加强产业与就业协同，提升两者韧性：一是推动产业与就业数据平台共享，减少信息不对称；二是统筹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协同增强抗风险能力；三是促进科技、产业与就业创新协同，在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等技术出现颠覆性创新的背景下，加强与之伴生的新就业机会培训。强化短期技能培训与就业服务，为求职者提升就业能力并创造机会。我国学历职业技术教育通过产教融合取得显著成效，特别是面向贫困家庭“两后生”的职业教育，基本实现一人就业、全家增收脱贫。不过，面对市场需求的千变万化，以及消费者体验的不断迭代，消费新主流正在涌现，而学历职业技术教育的专业设置往往滞后于市场需求。这就亟需普及3个月以内的短期技能培训，助力劳动力灵活转岗，不断提升职业技能。 以提高居民收入为导向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公平性，是维护社会公平的基础。在市场交换基本原则下，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得报酬，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前提是市场价格机制不被扭曲。随着平台经济成为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之一，平台对劳动时间和报酬的决定权已成为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环节。既要充分肯定平台创造的就业价值，也要防范“算法管人”的问题。“十五五”期间应在重点行业探索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鼓励平台公司率先开展改革，在公司薪酬分配中体现共同富裕价值取向。创新资产财富积累制度，拓展民生改善新路径。数据资产成为各行各业的新型资产，生态资产成为脱贫地区的重要财富来源，算力设施也为西部地区增加了新资产积累。针对这些新资产，在资产积累、资产运营和收益分配等方面加快制度创新，推动新资产成为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新渠道，有利于优化居民收入结构。同时，在产业发展、就业支持和要素配置等方面完善制度设计，持续创造有利于低收入群体增收的环境，夯实共同富裕进程中的民生基础和社会公平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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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智能时代变革为导向不断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坚持长期主义，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持续快速发展的宝贵经验。通过农村改革、工业化、城镇化和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等，中国逐渐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前沿技术和颠覆性变革促使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涌现。这一进程要求人力资本全面升级：不仅需要创新型人才，还需具备与智能机器协同的新产业工人。新产业工人不仅涉及智能制造，还将大量创造新的消费场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极其重要。原始创新要求夯实基础教育，智能驱动与人机协同则要求提升人的社会情感技能和跨学科融合技能。为此，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均需作出系统调整和升级。“十五五”时期将成为我国教育范式和科研范式变革的关键阶段，其中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人工智能对课堂教学和知识传授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人工智能驱动科研范式发生深刻变革。教育和科研的主动变革，将更好地服务于智能时代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在医疗大数据支持下持续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十五五”期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有望达到80岁，这不仅是令人振奋的民生进展，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一种体现。民生的持续改善不仅体现为人们可以更加长寿，更体现为社会包容性增强、心理健康改善以及个体生命对世界的体验更加丰富。这些正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指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过去十年，中国通过改善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条件、加强医疗健康保障、实施分类救治和提升公共卫生能力等政策举措，构建了包容性医疗健康制度，实现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等“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十五五”期间，人民对医疗健康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医保跨省结算可为跨省流动人口及自愿异地就医者提供便利。个人医疗数据的确权与跨医院、跨地区数据共享将成为健康中国战略的核心改革内容之一。此外，健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推进分级诊疗、慢病管理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以及健康养老事业发展，也将成为重要建设任务。 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共同富裕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是公共服务的区域与城乡差距。加强区域和县域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动态监测，完善“监测—提供—评价”体系，有助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针对特殊类型地区实施公共服务薄弱县提升工程，可在短期内缩小区域差距。应优化中央财政支出结构，强化财力均衡性转移支付，加大对革命老区、牧区县、陆地边境县、民族县等薄弱地区的资金倾斜，缩小其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推广基本公共服务“一张图”“一网通办”等数字化实践，推动公共服务流程再造和用户体验提升。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面对发展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坚持人民至上、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与技术进步，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中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也将为全球共享繁荣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作者是复旦大学六次产业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繁荣，正在被重新定义 【澳大利亚】鲍韶山 最近召开的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十五五”规划的建议，其中释放出的清晰信号之一，就是中国下一阶段发展的关键不仅在于经济增长速度，还在于如何全面保障和改善民生福祉。“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有关“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表述，表明中国对于加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与平衡变得更加重视，力求将经济活力与社会包容、生态平衡等融为一体。 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以及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建议中这些优先事项展现出一种有关国家发展进步的整体性理念。在此视角之下，经济并非只是一个关乎利润和生产的独立系统，而是与其他领域相互依存形成网络，通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将家庭、企业与国家联系起来。 过去40多年来，从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规模扩展，到城镇化进程和技术升级等，中国经济呈现出“投资驱动”特征。这种模式创造巨大生产能力，帮助数亿人摆脱贫困，并造就了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重点不再只是如何实现量的增长，还要兼顾质的提升，以效率、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等原则推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循环通畅。 从宏观经济学角度看，这意味着要增强政府公共投资的催化剂作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绿色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公共投资不仅仅是福利支出，还能增强经济韧性和适应能力，有助于扩大家庭消费的“有效需求”基础。这种路径可用“基础经济”逻辑来解释。也就是说，保障人民日常生活的领域（比如医疗、住房、能源、交通和数字连接等）构成社会凝聚力和长期生产力的基石。投资这些基础领域，可以对冲市场体系潜在的无序和失衡效应。 就此而言，热力学中的“熵”（系统混乱程度，代表无序）和“负熵”（即熵减少，代表有序）概念提供了非常贴切的比喻：如果任由市场放任发展，可能带来混乱和无序，比如投机性泡沫、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分化和生态环境恶化等；而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则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负熵”作用，它们促进各方面平衡、降低不确定性并维持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充沛的条件。 因此，中国提出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可被视为对提升国家“负熵”能力的强调。推进普惠、公平、健全的医疗、教育、住房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可在民生层面确保个体和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实现蓬勃发展。这种理念与中国的哲学传统相呼应。在儒家和道家思想中，善治往往意味着在一个充满活力的复杂体系内实现和谐与平衡。加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就是这种理念在现代的一种制度化体现，也是国家借以调节和维持经济社会循环平衡与公正的一种途径。 “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持续投资于职业教育和终身学习，推动数字包容以及城乡融合等，对于畅通社会流动渠道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加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再次成为关键机制。强大的公共教育体系可以弥补部分群体的先天劣势；完善的住房供给制度可以更好地承接和转化新型城镇化的成果；现代化的医疗保障体系可以减少对疾病的恐惧，增强家庭消费的底气；社会保障体系的扩展则能确保民众更加自信地参与到充满活力、不断创新的经济活动中。 长期以来，中国通过政策性银行、国有企业以及地方政府平台等对投融资活动加以引导，这为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产能发展等带来关键驱动力。接下来，这一卓有成效的方式应被引入事关发展的社会和基础领域。 中国对于投资的逻辑正在变得更加完善。在一个日趋成熟的经济体中，新的几何效应来自进一步强化人力和社会资本，而非仅仅在于有形资本的积累，虽然后者依然重要而且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医疗保障体系、数字教育平台和社区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公共投资，将在生产力、创新和稳定性等方面带来回报。 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政府引导作用，中国金融体系拥有独特优势，能以西方一些过度依赖市场的金融模式难以复制的方式，将长期性投资引入这些能够提升“负熵”能力或者说有助于经济社会发展更加有序、平衡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发展为“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提供了生动实践。 除此之外，“十五五”规划建议中还提到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这是因为，加大健康、养老和生殖健康等领域投资，不仅能够展现人文关怀，还能有效提升经济效率。“健康经济”，包括预防医学、“积极老龄化”、医疗技术和健康服务等，将会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前沿领域。更加健康、更加安全的人口形势也能提升创新性和适应性，有助于夯实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综上所述，中国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过程中加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还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即构建一种超越增长与福利简单二分法的21世纪新发展逻辑，通过提升“负熵”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各领域发展更加有序、更加平衡。 放眼未来，中国在不断提升科技创新与应用能力并将数字智能更大程度融入国家治理和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还要确保这些工具服务于民生改善，比如提升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与包容性。下个十年，公共数字基础设施或许会像过去十年高速公路和输电网络一样重要。 从这个角度看，以“十五五”规划为新的标志，中国在理念与实践层面更加重视发展的整体性和全面性，通过将经济活力与社会公平、生态稳定等加以融合和协调，中国正在重新定义“繁荣”，不是仅仅将其视为财富积累过程，而是可持续、整体性的繁荣。经济社会发展的衡量标准，不再只是GDP增长，还在于民生保障与改善以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程度，在于每个公民都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作者是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政策顾问）</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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