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圆桌对话：在新节点上重温“历史认知的德国启示”

7003383

7005136

7005137

<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编者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历史节点，日本和德国在历史认知问题上的大相径庭再度引发关注。同为二战策源地和战败国，为何德国能够而日本未能进行深刻反省？这分别给欧洲、亚洲带来何种影响？本期“环球圆桌对话”就此展开讨论。王媛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学者张 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项昊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华沙之跪”背后的忏悔与反省王媛媛对纳粹罪行进行忏悔和反省，对受害国表达深深歉意，成为近段时间德国外交的一个重要主题。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上周访问英国期间，向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无名战士墓敬献花圈，并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时表示“德国亏欠欧洲邻国，也亏欠英国人民”。更早一些时候，第17届德波政府间磋商会议在柏林举行，“历史记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双方还在会后联合声明中就历史问题作出决定：一是再次强调铭记历史与缅怀先烈始终是两国关系的核心要素；二是德国承诺尽快在克罗尔歌剧院旧址建立永久性纪念场所，以纪念纳粹暴政时期受害的波兰公民；三是德国政府将研究为二战期间波兰受害者提供进一步赔偿的可行性；四是德国向波兰归还二战期间纳粹德国从波兰掠夺的一批文物，为未来归还更多此类文化遗产铺平道路。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正确对待历史问题，是德国在战后回归欧洲、获得饱受纳粹暴行摧残的欧洲邻国原谅和接纳的基础。
 <adv-loader __attr__inner="7004636" __attr__style="width: auto;position: relative;float: left;border: 1px solid #ebebeb; padding: 20px;overflow: hidden;margin: 10px 30px 40px 0;"></adv-loader>
 二战结束初期，东德和西德都开展了“去纳粹化”工作，但纳粹意识形态的影响依然存在，当时不少德国人对纳粹大屠杀等罪行不了解或不愿了解。这种状态持续了近20年，被称为德国对纳粹历史的“沉默时代”。但随后，‌这种“沉默”逐渐被打破。1970年12月，西德时任总理勃兰特在波兰华沙纪念碑前向死难者下跪道歉，这一举动被称为“欧洲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表现”，也成为德国在历史认知问题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随后，德国的历史检讨不断深入，逐渐进入全民反思阶段。与此同时，德国在法律、教育、赔偿、纪念场所等多个方面表达和落实对历史的反思与忏悔，对本国民众特别是青年进行正确历史观塑造，对“新纳粹”等企图为历史翻案的势力严格管控。事实证明，正确对待历史成为德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政治基础。再以德波关系为例，二战结束后，负责任地处理历史问题，包括承认纳粹统治期间给波兰人民造成的巨大痛苦，是两国和解的前提。从公开谴责纳粹罪行到发布官方道歉文告，从宣称德国对纳粹罪行“永久担责”到通过教育、立法和赔偿等方式开展检讨清算，德国反思之深、行动之实有目共睹。勃兰特在华沙的“惊人一跪”开启德国反思纳粹历史新的一页，随后德国政府在历史问题上基本保持这一立场。与德国相比，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认知差距可谓巨大。日本右翼势力近年来不断寻机为战前军国主义历史翻案，在美化侵略历史的同时谋求强军扩武，突破“和平宪法”束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声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这一立场不仅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挑战中方核心利益中的核心，还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远未正确认识和深刻反省对外侵略的历史罪责，现在更是公然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影响和后果极为严重。需要指出的是，德国对纳粹罪行和历史问题的认知有着多方面的促成因素，其中重要一点就是饱受纳粹暴行伤害的国家和民众对德国持续不断的压力和监督。同样，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言论和危险动作，当年遭受日本侵略暴行的亚洲国家以及更广泛层面的国际社会也须行动起来，坚决阻击日本右翼复活军国主义的任何企图。欧洲收获“耦合效应”张 健放在整个欧洲实现政治和解进而不断推进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看，德国对于纳粹历史的反省和道歉，可以说是关键性乃至根本性的一环。二战结束80年来，尤其是在西德时任总理勃兰特“华沙之跪”后，德国官方在各种场合反复表达坚持正确历史认知的态度。他们清楚，纳粹德国残酷摧残其他欧洲国家和民众的历史不可能被凭空抹除；长期以来，欧洲其他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始终有一部分人对德国心存疑虑，担心德国走上老路。因此，即便其他国家不做明确要求，德国也是一边在国内法律、教育以及社会认知等各个层面根除纳粹遗毒，一边不断围绕历史问题对外阐释自己道歉和反省的立场，而非躲闪回避。这是战后德国重获欧洲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以这种态度和认知作为基础，有着历史仇怨但又同为欧洲大陆重要国家的德法，开始尝试结束长期对抗，实现政治和解。1963年，西德时任总理阿登纳与法国时任总统戴高乐在巴黎签署《德法友好条约》，确立两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的合作框架，这也为欧洲一体化进程注入动能。早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时任外长舒曼提出欧洲煤钢联营计划即“舒曼计划”，并且促成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彼时的这些举措背后，都有约束战后德国的意思，当然同时也带来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实质性启动。随后，欧洲一体化进程高歌猛进，从煤钢共同体、欧洲共同体再到今天的欧盟，不断迈上新的台阶，一度被视为区域一体化和国际关系发展的典范。一路发展至今的现实表明，欧洲大陆的一体化进程与欧洲国家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尤其是德国对于纳粹罪行的深刻反省，形成某种双向塑造，并产生了正向“耦合效应”。正如一些分析所言，以阿登纳为代表的德国政治人士坚定提倡和支持欧洲一体化，除了聚集合力推动欧洲的复苏与发展，也是为了德国自身利益。一方面，深度参与和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可以打消当时包括法国在内一些欧洲国家对德国的疑虑。战后之初，德国主权本身受到国际法以及一些西方国家的限制，为了欧洲一体化而让渡部分主权，对于柏林来说不算“重大牺牲”，相反还可以进一步消弭其他国家对于德国的内心芥蒂。因此，支持和推进欧洲一体化成为德国政府长期以来的政策目标。对于欧洲其他国家而言，通过一体化进程来鼓励德国坚持正确历史认知以及和平发展路径，借助一体化相关机制来规范德国并使其为欧洲共同利益贡献积极力量，也不失为理性和明智之举。近些年来，欧洲政治经历民粹主义浪潮，包括德国在内的主要欧洲国家面临右翼甚至极右翼政治力量的崛起。在此背景下，一些国家内部出现极端民族主义的杂音。即便如此，有关纳粹历史罪行的忏悔和反省仍是德国社会的主流认知，也是德国官方基于法律规定、历史与现实因素等考量的一贯立场。绝不允许任何人为纳粹翻案，更是曾经饱受纳粹侵略之苦的欧洲邻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底线。当前，欧洲一体化进程正在遭遇一定挫折，但放在历史长视距下，欧洲当前政治和解与共谋发展的局面，是在对两次世界大战生灵涂炭的伤痛记忆和深刻反思中开启的，是在与欧洲大陆过去千百年间战争不断的历史进行切割的基础上向前推进的。正因如此，虽然一些国家政治动荡加剧，对于一体化的怀疑声音增多，但战后80年来，欧洲基本没再因为与纳粹相关的历史记忆或认知问题出过乱子。不被错误历史认知拖拽，已经成为德国以及整个欧洲不断向前迈进过程中的基本共识。日本错误言行加剧“东亚悖论”项昊宇二战后，德国通过深刻反省和道歉实现了与欧洲国家的和解，而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始终缺乏深刻反思，未能与军国主义实现彻底切割。这种历史修正主义不仅驱动日本国内政治的右倾化，也在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制造了一道难以逾越的情感鸿沟，进而阻碍了东亚的历史和解，影响区域一体化进程。战后初期，美国在对日本占领和改造期间，出于冷战需要而致力于将日本打造成远东反共堡垒，不仅保留天皇制，还释放大批甲级战犯，也没深入追究大批乙级和丙级战犯的罪行。这使战后日本政治精英阶层与战前军国主义势力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与德国彻底铲除纳粹余毒、并在法律层面严禁宣扬纳粹思想存在很大不同。这种不彻底的历史清算使得军国主义思想从未在日本社会中被连根拔除，为日后历史修正主义蔓延埋下种子。德国战后叙事的核心之一是“奥斯威辛”，即作为加害者对纳粹罪行的深刻忏悔。而日本的战后叙事往往聚焦于“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的悲剧固然值得同情，但这种叙事被右翼势力用于构建和强化“受害者意识”，同时极大淡化作为加害者的负罪感。进入21世纪，随着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以及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其他国家的发展和赶超，日本国内的焦虑情绪又被右翼势力利用，加剧政治上的右倾化。日本右翼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否定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制度的存在，日本中小学教科书中关于侵略历史的记述被不断压缩和篡改，种种言行不断撕开日本军国主义受害国民众的感情伤疤，也让亚洲邻国对日本的国家走向产生深深疑虑。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消极错误表现，严重干扰了它与中韩等国关系的发展，导致双多边关系不时陷入严重困难局面。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在于《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其中日方对历史问题的正确认知是核心前提之一。中日关系曾因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陷入长期僵冷，也曾因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遭遇严重冲击，而后者的根源也在于历史问题。对于韩国而言，日本的殖民统治记忆尤为惨痛。从强征劳工到“慰安妇”问题，历史问题始终是韩日关系中的敏感爆点。放眼全球，欧洲的一体化始于法德和解。法德两国通过对历史的深刻检视和共同编写教科书等消弭世仇，为欧盟的建立奠定基石。反观东亚，尽管经济相互依存度很高，但区域政治互信和安全机制建设却严重滞后，形成一种“东亚悖论”，即政治安全摩擦和经济深度交融并存的二元对立局面。由于缺乏基于历史反省的和解，亚洲邻国对日本的任何军事动作都保持高度警惕。当日本试图解禁集体自卫权、发展进攻性军力时，亚洲邻国感受到的是当年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性。这种缘于互信赤字的安全困境，使东亚不仅无法建立区域安全合作机制，甚至陷入空前激烈的军备竞赛，地区和平稳定的根基遭到侵蚀。这种影响也在向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层面蔓延。中日韩合作本应是东北亚稳定的重要“压舱石”，近年来也因日本一些政客在历史等问题上的错误言行而备受影响。中日韩多个层级的定期会晤机制不时被迫中断，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也是久拖不决。历史问题带来的政治对立不可避免会波及经贸谈判的氛围，降低各国在市场准入、技术标准等敏感领域做出让步的意愿。日本必须认识到，一个无法在历史道义上取信于邻国的国家，注定无法获得与其经济体量相匹配的国际地位。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地缘政治动荡的今天，东亚的和平与繁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中日韩三国的精诚合作。但日本对于历史的姿态，愈发成为中日韩合作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绊脚石”。唯有正视历史，才能面向未来。从德国身上，世人看到，真正的尊严不是来自对错误的掩盖，而是直面罪责的勇气。日本如果不能从思想观念深处反省侵略历史，不能在行动上切断与军国主义的联系，它就永远无法卸下沉重的历史包袱。作为加害者的真诚忏悔和道歉，是日本真正被亚洲邻国接纳并推动实现地区历史和解的根本前提。</section></article>

7003385

7003386

7003387

7003388

7004638

7004639

7004637

7003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