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剑：厚培语言观，为何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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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近日，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入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 提高全民语言文化素养的意见》，凸显加强语言文化的重要性。语言通常被视为“表达”的工具，这是常识，却也是局限。语言不仅用来说出“我们想说的”，它也决定“我们能说什么”以及“我们如何说”。就此而言，语言观是一种更为深层的认知框架与表达伦理。 语言观不同于语言能力，它不是关于词汇量、语法知识或表达技巧的简单掌握，而是关乎我们是否意识到：语言是如何构建意义、影响他人、界定现实的。在语言观的维度上，语言不再是“透明”的中介，而是“有意识地参与世界建构”的行动者。例如，我们说“表达爱意”，语言是否能准确传递情感？我们说“批判社会”，语言是否具有力量影响公众？我们说“翻译文化”，语言是否能忠实承载异域的精神？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取决于我们是否具有深刻的语言观。 在这层意义上，可以将语言观视为第四观念。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无不通过语言获得其形态与生命。语言形塑我们的世界观：人类是通过语言对现实进行分类、命名与诠释的。语言承载我们的人生观：我们通过语言讲述自我、回顾过去、想象未来，并在不断叙说中建立“我是谁”的身份认同。语言传播我们的价值观：从道德判断到审美倾向，从政治理念到生活方式，价值观的传播与争辩都依赖语言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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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为什么我们面临教育焦虑加重、社会对立加深、公共话语系统性失灵等问题？答案之一，便在于我们长期忽视了语言观的培育与建构。在一个语言极度繁复的时代，我们更需要一种对语言的简明认知；在一个信息极度拥塞的时代，我们更需要一种对语言的深度判断；在一个算法主导表达的时代，我们更需要一种能抵御操控的语言自觉。 其一，在教育中确立语言观的重要地位。当前的教育体系中，语言教育大多停留在基础工具性训练。学生学会了应试作文，却难以写出“自己真正想说的话”；能够进行“场景对话”，却在真实沟通中无言以对。问题的根源之一，便是缺乏语言观的引导。 重建语言观教育，应从三个层面入手。一是语言的元认知训练。学生需要意识到语言如何构建意义、如何制造倾向、如何影响他人。比如，通过隐喻分析、句式解构、文本改写等训练，培养学生的语言敏感性与反思力。二是跨文化语言意识教育。中西语言中的时间表达、礼貌体系、说服逻辑等都应纳入语言观教育内容，避免语言殖民与文化误读。三是语言与伦理的结合。语言有力量，也有责任。教育者应引导学生体会什么是“恰当地说”，什么是“尊重他人地说”，什么是“避免歧视地说”。这应成为“说话之道”的伦理基石。 唯有将语言观作为教育的基本目标之一，学生才可能真正掌握语言的内在机制，从而“说出自己想说的，听懂别人真正说的”，进而构建起健康、自洽、有深度的表达人格。 其二，在公共传播中重建语言秩序。舆论失序、信息污染、谣言传播等的一个共同原因，往往是语言的异化与退化。因此，重建语言观，需要成为公共传播领域的自觉使命。 媒体话语伦理的重建。强化“语言责任制”，对标题党、断章取义、标签化表达等现象加以制度性规约。推广“事实核查”“语义澄清”“话语偏向分析”等公开机制，让语言的使用更透明、更理性。 公共语言素养的普及。普通民众需要学会判断一则信息的措辞是否带有操控意图、识别语言中的情绪煽动与意识形态暗示。可以借助短视频、公众号、AI语伴等手段，开展“语言素养科普计划”。 社交平台的算法干预机制。平台应鼓励长文本、深表达、慢讨论，限制情绪爆点的算法激励机制，给予有理性语言结构的内容更多可见度。这是数字时代语言生态修复的关键路径。语言观的恢复，是重建共同感、恢复理性公共空间的必由之路。 其三，在人工智能时代，语言观的意义更甚以往人工智能技术带来前所未有的语言革命。机器会写作、会对话、会翻译，甚至能生成“具有风格”的文本。在这一背景下，语言的边界与人的边界同时被模糊。人类必须重新确立自身在语言中的主体地位。 语言原创性的界定：面对AI文本，人类如何坚持表达的真实性、独特性与伦理性？语言观将成为区分“人之言”与“机器语”的关键依据。 语言责任的厘清：AI生成的语言常缺乏价值判断与伦理责任。人类需具备识别语言偏误、反对话语操控的能力。语言观教育将为这一判断力提供基础。 人机共构话语空间的重塑：在教育、工作与生活场景中，人与AI将共同生成语言。这要求我们既要懂技术语言，也要有文化语言，更要有判断语言背后的观念能力。 可以说，人工智能时代的语言革命不是“去人类化”的开始，而是“重建语言人性”的契机。 语言从来不是透明的。我们所说的每一个词汇、每一种语法结构、每一层修辞策略，都深藏着文化的背景、认知的模式与价值的取向。语言观要求我们不再仅仅“说”，还要“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如何说、为何这么说”；语言观也敦促我们，不再满足于技术层面的表达训练，而要进入思想与伦理的深层认知。面对技术激荡、思想混杂、表达膨胀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语言观来“收束”与“澄清”，来为语言赋予方向，为思维提供秩序。（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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