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云、赵文杰：全球南方应建立新型发展合作体系

7003383

7005136

7005137

<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近年来，随着全球地缘政治发生动荡变革，部分西方国家提供发展援助意愿持续下降，援助资金规模不断收缩。特别是本届美国政府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大幅度缩减援助预算，致使西方主导的传统全球发展合作体系几近崩溃。在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并日益成为重塑国际秩序关键力量的当下，打破传统路径依赖，探索建立一个面向全球南方的新型全球发展合作体系已显得尤为必要。 西方发展合作体系的目标定位日渐模糊 1949年，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针对亚非拉不发达地区实行经济技术援助的“第四点计划”，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开始。以此为起点，西方国家逐步构建起一套集发展理论、资源供给及管理架构于一体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该体系曾经是其统合全球南方国家、对抗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工具。冷战结束时，这一体系已达到顶峰。 苏联解体导致西方失去了地缘政治竞争对象，其发展援助也随之失去国际博弈与国内政治动员的激励。在此背景下，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在《1990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每人每天1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西方国家逐渐将“消除贫困”重塑为继续统合南方国家的新锚点。如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人类发展的共同挑战同时被西方更多地提及，并转化为发达国家用以获取国内选民支持和确保对外援助合法性的依据。在此语境下国际发展合作逐渐演化为“全球发展合作”，“后发展议程”等成为全球发展合作体系的重心，并形成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为代表的国际共识。 
 <adv-loader __attr__inner="7004636" __attr__style="width: auto;position: relative;float: left;border: 1px solid #ebebeb; padding: 20px;overflow: hidden;margin: 10px 30px 40px 0;"></adv-loader>
 然而，此后西方发展合作体系的目标定位日渐模糊。在英国、德国等主要援助国面临难民危机、经济增速放缓、民粹主义抬头等内部困境，且未能得到实质性改善的背景下，传统援助规模呈下降趋势，体系危机已然浮现。 直至美国关闭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USAID，这一事件在实质上宣告了以西方理念主导的传统全球发展合作体系逐渐走向终结。这一终结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 其一，传统全球发展合作的资金供给出现断裂。长期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提供了全球超过80%的援助资金，构成了体系运转的“基石”。但USAID关闭导致传统发展合作的资金链条出现巨大空缺。“国际援助”在美国已彻底让位于现实政治外交，完全沦为服务于国家战略利益的工具，严格意义上的全球发展合作在美国已不复存在。 其二，西方用以支撑全球发展合作的知识体系逐渐失去有效性和解释力。20世纪四五十年代，已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尚具备与南方国家分享平行发展经验的基础，其提供的知识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契合当时南方国家的需求。然而，随着西方国家自身的“去工业化”，其逐渐无法提供南方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所急需的知识和经验。于是，西方国家发展研究机构以及西方主导的多边发展机构知识生产部门（如世界银行的发展研究部等），开始转而生产“悬置性”的发展知识，将结构调整、公民社会、参与式发展等概念推给全球南方，而西方自身却并未真正践行这些理念，导致知识与现实的严重脱节。 其三，传统全球发展治理体系趋于瓦解。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OECD-DAC在全球发展援助体系中居于核心位置。但USAID的关闭意味着美国已放弃对多边援助体系的维护，其他成员国难以填补美国留下的“权力真空”。加之德国、英国和法国等主要援助国同步压缩援助规模，传统治理体系的集体行动能力遭到重创。 全球南方开始步入自主性发展轨道 全球南方国家自独立以来，一方面借助于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援助启动自身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也在积极探索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特别是随着以中国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力量发展壮大，全球南方国家开始步入自主性发展的轨道，并已具备了掌握重塑发展合作体系的基本条件。 第一， 全球南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先行者如中国等，更是探索出了被发展中国家广泛认可的成功发展经验。这一经验在南方国家之间更具平行性和可借鉴性。 第二， 全球南方国家基于这些经验正在形成自主的发展知识体系，中国开始提供诸如基础设施、绿色发展、新能源、粮食安全、全球卫生等新的全球公共品。这些知识集中体现了新发展主义的实践价值，为全球南方的新南南发展合作提供了知识支撑。 第三， 南方国家经济实力大大提升，新兴国家甚至实现了产业和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的自主发展能力，不再单纯依附于西方援助。 第四，全球南方已建立起包括新发展银行、亚投行等在内的一系列新全球发展合作机制。这些机制正在发挥重构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作用。 未来可探索三条制度性路径 与此同时，全球南方若要在全球发展合作体系中发挥实质性影响力，也面临多重挑战。 全球南方创造的发展知识与发展治理组织形态尚未被有效纳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发展合作体系。尽管西方国家在口头上承认南南合作的重要性，但在知识生产与实践层面仍牢牢占据主导地位，其发展话语并未发生实质性转变。此外，全球南方目前仍缺乏具备足够领导力的国家在更大范围有效制衡西方主导的旧体系。在现存挑战中最关键的，在于全球南方内部缺乏高度的团结，尚未形成一个利益一致、行动统一的整体。 为有效应对传统全球发展合作体系正逐渐走向崩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引领下，全球南方国家需秉承“面向全球南方、依托全球南方、为了全球南方、全球南方主导”的理念，全力探索服务于全球南方且更具包容性的新的全球发展合作体系。由此，未来可探索三条制度性路径： 一是推动构建以全球南方为主体的自主发展合作体系，将其作为同西方开展对话与合作的独立平台；二是倡导建立以全球南方为基石的全球性发展合作架构，提升南方国家在全球发展事务中的话语权与主导力；三是推动对传统体系的优化与改革，探索全球南方与西方国家共同参与发展治理的多元模式。此外，还可考虑发起“中国全球南方发展论坛”，推动南方国家的发展合作从碎片化走向整合化，重塑全球发展治理的新秩序。（作者分别是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名誉院长，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副教授）</section></article>

7003385

7003386

7003387

7003388

7004638

7004639

7004637

7003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