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圆桌对话：从奥斯卡光环渐黯看美国“熔炉文化”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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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编者按：第98届奥斯卡颁奖礼刚一结束，有关奥斯卡和好莱坞光环渐黯的讨论再起。“好莱坞大片”为何遭遇当前困境？这种困境反映出美国国内文化图景正在发生何种变化？对美国软实力和外交政策又产生了什么连锁效应？本期“环球圆桌对话”就此展开讨论。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聪悦：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沈雅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为何奥斯卡“盛景难复”张颐武第98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当地时间15日在美国好莱坞杜比剧院举行。随着颁奖礼结束，媒体和网络上有关奥斯卡奖“盛景难复”的议论与感叹再起：“好像身边讨论奥斯卡的人越来越少”“连骂的人都少了”“奥斯卡已沦落到无人在意”……美国媒体公布的收视数据显示，本届奥斯卡颁奖礼电视直播吸引1790万美国观众，比上一年减少9%，跌至202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一些分析认为，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电视观众转向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并称社交媒体上围绕奥斯卡的互动“显著攀升”，但这些解释依然无法掩盖奥斯卡奖及其背后好莱坞电影形势日颓的现实。其实，“好莱坞大片”的萎靡不振早已算不上什么新鲜话题。最近几年，以“好莱坞”为标志性符号的美国电影行业一直试图进行某种结构性调整，但至今仍未能够克服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和拖拽，比如自身创新创意能力下降、影视行业整体加速转型以及美国政治经济因素影响，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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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望好莱坞百年变迁史，这个美国电影乃至世界电影重镇大部分时间都冲在引领电影技术进步、影片类型创新以及行业逻辑塑造的前沿，并因此在全世界赢得越来越多观众，收获丰厚的经济利益和文化影响。但近年来，好莱坞电影陷入原创力急剧下降的困境，为了维持票房不得不过度消费经典影视IP，不断推出续作，结果经常适得其反，加剧大众审美疲劳，落得口碑与票房双输。越是缺乏新鲜创意越是不敢尝试，越是不敢尝试越是导致人才、资金等支撑电影行业发展的要素萎缩流失，这种“下行螺旋”效应或者说恶性循环导致好莱坞的光泽日益黯淡。影视行业形态以及整体图景的变化，对好莱坞来说也是雪上加霜。近年来，先是流媒体巨头网飞公司等快速扩张并在长剧领域争夺原本属于“好莱坞大片”的观众和市场份额，接着是短剧模式异军突起，进一步侵蚀正在经历成本失控、消费习惯变化和全球竞争等折磨的好莱坞。原本聚集在传统大片领域的一些演职人员、资金等，开始或主动或被动地向着短剧市场转移、聚集。有媒体描述说，现在走进洛杉矶的一些片场，眼前所见与以往人们熟悉的场景已然大不相同：过去几乎必备的胶片电影拍摄设备少了，适应手机观看模式的竖拍设备变得越来越多。为了抑制自身下滑，好莱坞不得不顺应这种“不可逆转的潮流”，但“好莱坞大片”的前景也因此更加飘摇。除了行业内部的问题和挑战，美国国内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氛围与风向的转变，也是当前好莱坞遭遇阵痛和困境的重要肇因。长期以来，以“好莱坞大片”为代表的美国电影几乎是世界上唯一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电影工业体系，并事实上成为美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近年来，美国综合国力相对下降，在软实力的塑造与应用上力度不如从前，而是越来越多地诉诸经贸、科技乃至军事等硬实力领域的争夺和比拼。加上美国两党恶斗、政治极化日益严重，好莱坞又通常被认为是自由派和民主党的大本营，相关影视作品倾向于接纳甚至迎合民主党力推的“多元、公平、包容”（DEI）理念或所谓“觉醒文化”，这些都使好莱坞在当下共和党执政以及保守主义渐浓的氛围下变得艰难。综上所述，美国电影行业自身的问题、美国国内政治社会氛围转变以及其他国家电影工业取得长足发展……种种因素交织，导致好莱坞遭遇当前的困境。奥斯卡金像奖及其获奖影片，也越来越难以重现当年动辄在国际舆论场和文化界掀起巨大波澜的场景。“大熔炉”变“沙拉碗”王聪悦作为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奖项，奥斯卡一直标榜“艺术性”，但在美国当前文化高度异质、价值观分化的背景下，其文化性愈发突出，成为反映美国主流文化变迁、社会认同塑造、族群身份融合和多元文化互动的重要窗口。《一战再战》《罪人》等2026年获奖作品继续呈现出一些传统好莱坞叙事特征，但也从侧面映射出以“美国梦”为内核、以“熔炉精神”为整合机制的美国主流文化，正经历着分裂与式微的双重窘境。至于导致美国主流文化主导和整合能力走低的原因，一方面是阶层差异、族群结构与价值观多元化不断分裂美国的文化版图，在社会内部形成彼此区隔的文化圈层。具体来看，经济与教育等领域的分层使不同阶层在媒介选择、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上逐渐分化，阶层之间难以围绕同一文化产品形成共同认知。与此同时，族群结构持续多元化，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估算，全美人口中，非拉美裔白人占比约57%—58%，拉美裔约19%—20%，非洲裔约13%—14%，亚裔约6%—7%，美国传统的单一族群主导格局正被打破。鉴于不同族群在历史记忆、身份认同与文化表达上分野突出，对于“何为美国”莫衷一是，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为背板的美国主流文化在审美标准、代表性和整合能力等方面均遭不同程度削弱。例如，非裔群体更多关注反映种族歧视历史或现实的电影，亚裔群体则更可能通过独立影视作品表达移民文化融入体验。这种基于族群人口规模、经历与文化认同的差异化选择，使主流文化的地位遭到动摇，在既有政治制度和社会价值框架下促使多元文化共存并形成国家认同的“熔炉功能”显著折损。另一方面，美国国内旨在“汇聚文化共性、强化集体认同”的共同文化符号与共识凝聚功能渐弱，这在当前美国政治语境下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一，“美国优先”政策在经贸、移民与外交领域强化了国家利益与身份边界，例如限制移民、收紧难民政策、推动边境墙建设等措施，使“谁是美国人”这一问题“再政治化”，进而压制了原有以文化融合为导向的共识；其二，在文化与社会议题上，围绕种族、移民、教育、历史等的争议被不断放大，使不同群体在文化认同上加速分化；其三，“假新闻”指控导致美国社会内部对主流媒体的质疑增多，使其通过提供共同话语体系进而发挥整合作用的功能遭到削弱。在诸多因素合力下，美国社会的文化共识被不同政治立场和身份群体重新划分。主流文化碎片化不仅通过奥斯卡获奖或入围作品的共同文化弱化、多元叙事并存、认同感分散等呈现出来，更导致围绕“自由、平等”等所谓“普世价值”展开的“美国故事”光环不再，“熔炉文化”日趋式微。该趋势进一步凸显美国国内不同群体对国家历史、社会问题的认知分歧。例如，关于美国建国史，部分群体强调其民主进步性，另一些群体则批判其通过种族压迫完成原始积累；在性别议题上，美国传统价值观秉持性别固有角色定位，进步主义则力推性别自主选择权，如此等等。当不同群体无法在基本价值观上达成一致，美国主流文化便很难作为“社会黏合剂”存在，“熔炉文化”的凝聚力和生命力遭到消解。美国整体的文化图景，也从“大熔炉”沦为表面共存的“沙拉碗”乃至泾渭分明的“马赛克”。就美国当前的社会现实来看，文化经验断裂、社会分化加剧、价值冲突频发等，导致传统的“美国式融合”难以适应多元文化共存的现实。未来，美国社会显然需要探索新的整合模式，既尊重文化多样性，又通过公共教育、政策引导等方式重建文化共识框架；既承认群体间差异，又强调共同认知与责任。唯有如此，“熔炉文化”才能在碎片化时代得以维系，避免美国陷入更加严重分裂的深渊。美国国际形象更糟糕了沈雅梅美国国内主流文化日益分化和式微，正在越来越多地外溢到其软实力以及更广泛的外交层面。美国已故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20世纪90年代提出“软实力”概念，指出软实力源自一国文化、政治理念和内外政策等方面的吸引力。具体到美国，其软实力是以美式制度优越感为核心，以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政策为载体，这被认为是“美国例外论”的重要支撑，也是冷战结束以来用以维系美国霸权的一种“理想主义方案”。但近年来，随着美国一些人试图重新定义美国的“民族特性”，民主党与共和党、自由派与保守派等政治和社会力量不断掀起“为国家灵魂而战”的政治危机，美国在前述一些领域的吸引力不断下降，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也随之变化。无论作为一种背景性力量还是一项现实性工具，美国软实力都呈现出功能弱化趋势。第一，美国制度模式吸引力下降。美国正面临二战结束以来罕见的国内治理危机，两党内斗加剧、民粹主义崛起、移民和种族矛盾恶化、枪支暴力频发等新旧问题难以得到解决，导致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日增。美国国内多家民调机构的数据显示，超过六成（60%—7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美国是应继续坚持全球视野还是更大程度回归本土？是更强调包容还是排他？对于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美国人的态度是分裂的，美国之外的人则愈加看不清楚美国是什么，对美国的信任度进一步下降。第二，美国外交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与过去数十年来美国政府总体坚持自由国际主义理念相比，当前主导华盛顿的决策群体更倾向于民族主义，并将国际社会视为一个危险丛生的地方，既不想以新自由主义为方向改造世界，也不愿看到美国被全球化所改变，转而寻求降低美国对国际体系的参与度。这些政策制定者中有“优先照顾本土利益”的民粹民族主义者，有继续充当“全球秩序维护者”和“价值观棋手”的建制派和鹰派，也有希望“专注于国内事务、避免与外界纠缠”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但占据多数的核心主张是加强国防、提升实力，反对积极的经济外交政策，这使美国外交常常与贸易上的保护主义、移民上的本土主义、安全上的强硬单边主义等相关联，给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带来更多不确定性。第三，美国现任政府更加倚重硬实力，对领土、关税、能源、关键矿产等实体性资产表现出强烈偏好，表现出一种19世纪帝国扩张式的权力观。美国现在更加频繁地使用制裁、胁迫、战争、公海武器化、迫使他国选边站队等手段，对于观念性领导、制度性合作、软实力塑造等的重视程度下降。随着美国减少对国际规则、地区合作乃至全球治理的遵循和关注，推卸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责任，转向所谓“以实力求和平”，实际上就是以大欺小的双边路径和以强凌弱的霸道逻辑，一个胁迫邻国、恐吓盟友、无视国际道义、摒弃软实力的美国国际形象变得更加清晰，也变得更糟糕了。总的来看，美国国内政治失衡以及文化碎片化等，对其软实力以及外交政策产生明显的破坏性影响。世界百年变局之下，技术革新、文明进步以及多元化多样化的时代潮流正在深入发展，美国国内既有文化范式受到冲击、传统叙事遭到解构，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上升，都限制了美国霸权操作的空间，也增加了美国霸权护持的难度。正是在软实力赖以存在的基础发生动摇、软实力工具越来越不好用的背景下，美国更大程度地转向硬实力，对于当今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冲击和破坏也更大了。</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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