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锋：欧洲外交需摒弃“道义机会主义”

7003383

7005136

7005137

<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当下欧洲的外交正偏离其长期自我定义的“价值观导向”，陷入“道义机会主义”困境。这种外交价值观的转变，不是偶然的政策调整，而是欧洲在全球格局变动、自身安全与经济利益失衡下的战略妥协，其核心特征表现为道义标准的双重性、国际规则的边缘化与历史记忆的偏执化。这一转变侵蚀着欧洲“价值观外交”的价值与信誉，也给动荡的国际秩序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道义机会主义”的首要特征，是选择性适用国家间的道义标准，从自我标榜的“普世价值观外交”转向实用主义的地缘政治，道义边界在利益算计中和是非判断中一再有意模糊、不断后退。长期以来，欧洲始终自我定义为“人类道义榜样”，将人权、人道、法治等价值理念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支柱，动辄以“道义守护者”的姿态对他国事务说教、制裁和干涉。然而，当自身利益与所谓的“道义原则”发生冲突时，欧洲的道义标准便呈现出鲜明的双重性。昔日的“原则坚定”变为利益优先或屈从强权的“灵活变通”，其可信度在一次次自相矛盾中不断受损。面对乌克兰和加沙地区两场危机造成的灾难，欧洲主流政治采取了双重标准、截然不同的政策与行动。这样对灾难主体区别对待，即便在欧洲内部也受到质疑。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公开要求停止双重标准，一些欧盟基层官员抱怨欧盟在应对加沙危机方面无所作为，法国《世界报》则指出，加沙危机折射出欧盟的“外交失败”。在中东地区，当美以发动对伊朗的袭击时，欧洲“道义机会主义”更加明显：面对明确违反国际法、对主权国家实施武装侵略的行为，欧洲多数国家选择沉默回避，不愿公开谴责，更不敢突破自身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甚至在大量平民伤亡、民用设施被肆意摧毁的残酷现实面前，依旧不愿发出一句明确的抗议。
 <adv-loader __attr__inner="7004636" __attr__style="width: auto;position: relative;float: left;border: 1px solid #ebebeb; padding: 20px;overflow: hidden;margin: 10px 30px 40px 0;"></adv-loader>
 欧洲曾是国际人道主义原则的主要倡导者，曾大力宣扬应将平民安全、人道主义救援视为不可逾越的道义底线。然而在美以对伊朗袭击中，欧洲却选择性遗忘了这些自己倡导的原则，对人道主义灾难保持了“响亮的沉默”。这种沉默，是对侵略行为的默许与鼓励；这种回避，是道义底线的后退与失守。“道义机会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国际规则常识在欧洲的舆论场上被边缘化，表达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常识受到排挤或被选择性忽略。对国际事务有不同看法，本应是舆论场的正常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理性决策的重要基础。但是，一种倾向如今在一些欧洲主要大国蔓延：在美以对伊朗展开袭击一事上，一旦与政府立场不一致，坚持国际规则常识的声音也可能被贴上“政治幼稚”“不合时宜”的标签，甚至遭到公开批评与冷遇，而主流媒体则形成了一种“集体沉默”的舆论氛围。一个典型的案例便是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的遭遇。作为德国的国家元首，施泰因迈尔基于国际法专业常识，不久前公开严厉批评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违反国际法，认为这是一场将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政治错误。这一表态不仅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也得到了德国联邦议会相关专家的认可，契合欧洲长期以来倡导的“和平、法治”精神，理应受到尊重与重视。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施泰因迈尔的表态遭到了欧洲主要大国，尤其是他自己国家德国的冷遇与公开批评。德国执政党的核心领导人指责他“政治幼稚”，认为总统不应介入这类只有政府才有权力判定的外交事务，有些人士甚至借机揭短，指责他在担任外交部长期间采取“亲俄政策”，留下了今日的“安全隐患”。德国一些主流媒体对施泰因迈尔的表态采取了“选择性失明”的态度，尽可能地不报道、不评论，刻意躲避对这场关乎德国和欧洲重大经济、安全利益的战争性质的深入讨论，仿佛只要回避，就能掩盖自身的道义困境。与国际规则常识的边缘化相呼应，德国一些政治人士关于美以对伊战争性质的“不确定论”，成为官方的“权威逻辑”。这种“不确定论”本质上是不愿直面侵略行为、不愿坚守国际法的托词。但是，任何对这种“不确定论”提出批评或疑问的声音，无论其是否符合国际法常识，都被贴上“幼稚”“不切实际”的标签。道义常识的边缘化，压抑了外交政策理性讨论的空间。“道义机会主义”的第三个特征，是偏执的历史记忆。即欧洲始终将自身定义为“规范性力量”，是世界的“道德榜样”，却遗忘了自己在历史上曾给世界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至今仍未解决的历史遗留危机。事实上，当今世界诸多地区冲突与矛盾，都与欧洲历史上的殖民统治、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密不可分：中东地区的冲突、巴以矛盾，根源在于欧洲当年的殖民分割与利益博弈；亚洲的巴阿冲突、缅泰争端，也是欧洲殖民统治带来的后果，即便是中印边界问题等，也能看到当年欧洲殖民政策的贻害。然而，欧洲的政治精英们似乎忘记了这些痛苦的历史记忆，也没有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相反，近年来欧洲尤其是欧洲一些大国的亚洲政策，正呈现出一种危险的倾向：不断强调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加强与日本等特定国家的“安全合作”，以“维护区域安全”“保护欧洲航运利益”为名，频繁向亚洲派遣军舰，建立各类军事合作机制，试图在亚洲事务中扮演“主导者”的角色。不久前，德国国防部长访问日本时，公开声称要与日本密切合作，一起紧紧“盯着”中国、俄罗斯等国家，言语之间仿佛认为，只要德国加强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亚洲就会变得更加安全。这种表态暴露了欧洲对历史的遗忘与对现实的误判。历史事实是，亚洲从来没有因为日本与德国的军事合作而变得安全，恰恰相反，法西斯主义给亚洲各国带来的是空前的灾难。而当今的国际秩序，正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核心就是要防止德日等曾经的侵略国家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近年来，德日两国大张旗鼓地加强军事合作，鼓吹“以实力促区域安全”，这种企图背后，内嵌着压抑不住的扩张冲动，透着以行动改变战后国际规则的战略。这不仅是在修正历史、淡化侵略罪责，更是在动摇德日两国战后获得宽恕与尊严的基础。对于欧洲而言，当前的处境本应让其清醒：欧洲大陆正笼罩在战火的硝烟之中，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能源短缺、通货膨胀、难民问题等安全与经济危机不断蔓延，欧洲民众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此时此刻，欧洲最应该做的，是全力以赴地结束战争，解决国内的各类矛盾与危机。但令人惊讶的是，欧洲一些大国却“本末倒置”，不去全力扑灭自家门前的“火”，反而跑到遥远的亚洲来“煽风点火”，不断加强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强化地区对抗。显然，欧洲忘了自己在亚洲军事存在的灾难历史，又一次开启“全球冒险”的尝试。这种外交机会主义的行为伴生着冒险主义，不仅会让欧洲自身陷入更深的安全与道义困境，还会加剧亚洲地区的紧张局势，破坏全球的和平与稳定。欧洲曾经是国际道义与规则的倡导者，也曾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过积极贡献。但如今，“道义机会主义”正让欧洲逐渐迷失方向。欧洲更应该选择的是重建自身的国际信誉，摒弃“道义机会主义”，坚守国际通行的道义原则与国际规则，这是欧洲战略自强的基础。（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上海区域国别学会会长）</section></article>

7003385

7003386

7003387

7003388

7004638

7004639

7004637

7003389